本文摘录于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三章第八节
根据布尔迪厄的说法，表面上的浪费，比如慷慨的馈赠或铺张的款待，其实是一种手段，借以将经济资本转换为政治、社会、文化或“符号”资本。眼下的开销是为了日后获得不那么可见的利益，不妨视为一种投资。他最喜欢举的事例就是法国教育体系。布尔迪厄注意到资产阶级的子女与工人阶级的子女在学业成就方面的差异，他从父母遵循的“文化投资策略”的角度，比如让孩子读经典小说，带他们去听音乐会或逛博物馆，来说明前者取得较高成就的原因。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获得出色的学位，从而有助于自己日后的职业生涯，这被描述成将继承的资本转换成获致的资本。
这种转换就是布尔迪厄所称“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手段。这个用语指向这样一种倾向：整体而言的社会，具体而言的教育体系，都倾向于通过灌输给成长中的一代人过去的价值观念，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传统并不会出于历史学家有时所说的那种“惯性”而自动延续，而是靠着父母、教师、牧师、雇主及其他社会化中介的大量艰苦工作才传承下来的。
“文化再生产”这个概念有助于提请人们关注维持现状所需付出的努力。所谓维持现状，就是使一个社会大体上还是那个样子。必须加上“大体上”这个限定条件，因为按照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的观点，“文化的每一次再生产都是一次变革，因为在行动当中，编织出当下世界的那些范畴都会添入一些新的经验内容。”即使每一代人在接受并再次传承规范的过程中都只作些微的重新解释，长久积累之下，也终将发生可观的社会变迁。
资本与投资的比喻似乎越来越吸引人。晚近的一项政治学研究也围绕着“道德资本”的观念，换句话说，就是对一位政治领袖（比如夏尔·戴高乐或纳尔逊·曼德拉）的声望进行投资，以求实现某项艰难任务，比如就法国而言，如何从阿尔及利亚和平退出；就南非而言，如何和平过渡到民主体制。
至于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关注焦点的，尤其归功于美国政治科学家罗伯特·普特南的两项研究刊行于世。他在第一项研究中指出，有些制度在意大利北方的运作要好于南方，因为北方更多合作，更少不信任。他从北方的公民传统的角度来说明这种对比。得益于这些传统，北方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就是以往所谓“公共精神”的等价物，只是被更精确地定义为“信任、规范和网络”，即可以动员起来做成某事的非正式社会关联。而在第二项研究中，普特南转到美国，认为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社会资本存量稳步下降，而其衡量标准就是参与志愿团体的程度。
普特南无论是分析意大利的个案还是美国的个案，所提出的主张都是兼顾古今的。这些主张自然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关注，1999年，《跨学科史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做了两期专号来讨论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意大利的两位历史学家评论了相关观点，即所谓北方意大利人的公民精神一直回溯到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独立城市国家的时代。其中一位史家提出，这些政权中的社会资本包括了“公民宗教”，换言之，是宗教与城市之间的强关联，主保圣人就是象征（威尼斯的圣马可，佛罗伦萨的施洗者约翰等等），其宗教节日成了年度重大事件之一，不仅是宗教盛会，而且是城市本身的一场庆典。因此，宗教促进了当时意大利人所说的“公民生活”，即一个公民政治上积极的生活。不过，另外一位史家强调了这些城市政权的弱点与局限，暗指普特南是透过玫瑰色眼镜来看待它们的。还有一位史家提出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议题，即“网络封闭”的问题，以现代早期德国女性被排斥在行会之外为例，关注那些结合和网络对于被排斥在外的人造成的伤害
对于普特南的命题，还有一种可能的批评更为深刻。“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貌似中立，纯属描述，其实带有规范性，意味着西方样式的民主是最佳政府形式。普特南从“让民主运转起来”悄然过渡到让制度运转起来，宣称制度实施的表现在北方“更好”，其地方政府更为“成功”，并归功于在意大利那片区域的“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
然而，如果以中立的方式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或许有理由认为，北方和南方（无论是规范还是网络）有着不同的形式，可以出于不同的目的加以动员，却有着同样的效力。在意大利南方（事实上其他许多社会也是如此），社会资本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就是家庭。一位研究意大利南方的美国学人把那里的社会体系说成是“非道德的家族主义”，招致广泛抨击，但依附于家庭或许更该概括为“道德的”。而南方社会资本的第二种形式则是庇护关系（patron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