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上期文章对福柯来说，什么是权力的下篇，作者是我的朋友陈子扬。本文具体讨论了在福柯权力理论中权力的两种形态：宏观和微观，以及权力的两种功能：否定和生产。传统权力观关注的大多是宏观的、否定性的权力，而福柯却通过他对权力技术的分析揭示出了微观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本期公众号第二篇文章是一篇广告文章，如果你觉得阅读了本片文章有收获，可以点进进去帮忙增加一下阅读量！以下是正文：
一、微观—宏观：权力的两种形态
想必读者对微观权力早已耳熟能详。简言之，权力的微观性即这一不平衡的力量关系在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处运作，进行观察、记录、规整、调节与裁决。此处所言的“细枝末节”远比家庭、学校、工厂等场所更细微，指的是人们的肉体。
微观权力的典例是规训权力（性经验机制也是典例之一）。何为规训？需要注意：《规训与惩罚》的法文原名是Surveiller et punir，直译为《监视与惩罚》，书名中不含规训一词。《规训与惩罚》这一译名来源于福柯提议改动的英译名Discipline and punish 。在英文中，Discipline既指称纪律、训练，也指知识领域与学科。这一系列语义与福柯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他的考察中，规训呈现为一种能够建构纪律与生成有关主体的知识的训练与使用肉体的方式。这一方式有其特殊之处：它不以人身占有关系为基础、不处在禁欲主义的自我掌控与弃绝功利的范畴中，也不简单地涉及劳动产品或符号的交换。规训技术借助一种微分-编排的逻辑深入个体的肉体中，这一逻辑贯穿权力对空间、时间、活动以及复数主体的总体力量的规划，其结果构成了层级监视、检查与规范化裁决的前提。
通过将个体的肉体及与之相关的环境解析为基本单位并对这些基本单位加以训练或改造，人们可以在“一堆不合格的肉体”中重新培植或调用各种力量，进而高效地创造出符合各类需求的驯顺且有用的主体。在法国茹伊的奥博凯姆普夫工厂中，这一主体是被制止冗集、接受工头监视且长于跨工种协作的工人；在腓特烈二世的军队中，这一主体是擅长使自己的手部、肘部、膝部与枪管、柄槽、击火铜帽精确啮合的士兵；在拉萨勒构想的教会学校中，这一主体是伴随着石板与钟声唤醒的节律并训练有素地调用从脚尖到食指全面协调的书写姿势的学童......
另外，权力的微观形态对福柯而言实际上还有“元理论”的意义：权力的微观性对应的微观考察使我们对某些历史转折的理解成为可能。以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对儿童的性的控制为例，从市民统治的事实出发我们无法直接推导出对儿童的性加以控制的历史事实，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健康的劳动力，进而推导出对儿童性行为加以抑制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资本主义社会对健康劳动力的需要指出人口繁殖的重要性，进而推导出应该放开性控制。因此，这里存在着与康德的二律背反类似的结构，纯粹的概念思辨总是过于简单，以至于无法帮助我们作出抉择并理解这一历史转折。
对福柯来说，微观考察才是破解谜团的钥匙：“在家庭成员、最接近的人和住所的层面上，或在社会的最低层，这些压抑和排斥的现象是如何找到它们的工具，它们的逻辑，如何满足某些需求......这一切，也就是说权力的微机制从某一时刻起体现了、构成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才是资产阶级感兴趣的”（2010年，23-24页）
当然，福柯并不否认权力有其宏观形态。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实际上已经指出了两个对应着这一形态的总体方案。其一是17世纪欧洲各国为应对瘟疫而推行的微分管制,这里不多述；其二则是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所谓全景敞视，即一种将人群划分为“观看者”与“被观看者”、试图在两个群体间建立不对称的可见性（作为多数的被观看者可见，而作为少数的观看者不可见）并使被观看者因为一种虚构的持续可见的状态而自行按照权力关系的要求而行动的策略。以上两种方案的宏观性就体现在：它们渗入了17、18世纪欧洲社会的各个领域，不再是某种临时策略或权宜之计：
“在17和18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所谓的规训社会（姑且名之）形成了......奥伦治亲王威廉或古斯塔夫二世的虔诚的新教军队所特有的规章条例变成了欧洲所有军队的规章条例。耶稣会的模范大学，巴坦库或德米亚仿照施图尔姆的先例办的学校，提供了一般的教育规训形式的草样。海军和陆军医院的管理方式提供了18世纪彻底整顿医院的模式”（2019，第235页）
在1977-1978年的系列讲演《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扩展了上述思路，为权力的宏观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政治理性的话语研究。在此，福柯试图延续自己在医学与规训机构的考察中遵循的外在性方法，立足于致密的国家制度之外的治理术，为理解17-19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治架构变迁提供一条新进路。在这一研究中，福柯将笔者此前提到的两种总体规训方案（微分管制和全景敞视主义）对应于“公共管理”（police）的政治理性。17世纪欧洲各国的公共管理着力于扩增人口数量，以此作为生产与军事活动的基础；同时借助纷繁多样的规章管理人们的生产、贸易，试图从中获益。这一政治理性的代表群体是重商主义者。
在公共管理与规训之外，一种新的政治理性在重农主义者这里涌现出来，这一理性即自然治理，与之对应的新权力技术即是安全配置（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所谓安全配置，即面向人口整体设定某一事件的合适发生率以及可接受的最后底线，在事物逾越这一底线前，治理者依据事物自身无法违逆的规律性通过影响与该事物有关的某些要素而对之加以有限引导，在这一引导外放任事物在其现实进程中自由流通、发展，试图使事物在其内部各类要素的交互或与其他事物的交互中遏制自身、将自身限定于底线之内。18-19世纪英国的天花防控与公共卫生运动、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者的谷物政策都是安全配置的典例。而安全配置的宏观性就体现在：它为后世西方自由主义实践提供了总体指南。
二、否定—生产：权力的两种功能
同微观-宏观这组对立的特征所表现的一样，当我们试图在福柯的著作中思考权力的功能时，某种复杂之处也将显现出来。笔者同样不打算穷尽一切可能的解读视角，而仅仅试图就否定—生产这组对立的概念对权力的功能加以说明。
权力的否定功能在法律/统治权范式中早已广为人知，在福柯那里，它既包括排斥（欧洲各国对麻风病人与疯人的排斥）、也包括禁止（各类法典进行着一系列二元划分，划分的结果是以禁止与允许为表现形式的行为领域）。可以说，施行否定的权力仅仅是在对既定的群体或社会行为进行划分与区隔，并未创制出任何新产物。福柯对权力的否定功能的讨论主要集中于60年代的著作中（如《古典时代疯狂史》及其英文版《疯癫与文明》），自70年代起，福柯将重心放在了对权力的生产功能的讨论上，甚至表露了用生产来囊括权力的一切功能的倾向：“这与权力是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是相符的。我这里说的是广义上的生产——这也可以是对毁灭的‘生产’，例如军队。”（1997，第164页）于是，此处所言的生产不应被限定为对工农业产品的创造，而应该理解为某种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的状态的创造。
在福柯70年代的文本中，权力的两类最重要的创造都与资本主义有关。一方面，权力技术介入了对诞生伊始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生产/创造中。另一方面，权力技术生产着自身，也生产着“性化”的资产阶级。
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权力技术是规训。用福柯的话说，18、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腾飞不仅以资本积累为其支撑，更以人力的积累为核心。失去了规训技术这一管理庞杂劳动群体的高效策略，任何一个庞大的生产机构都不能存续。具体而言，规训技术在两个层面上是工厂存续的前提：其一，规训技术构成了高效生产的运作框架。18世纪的欧洲工厂已经出现对空间的封闭、微分与编排，并且借助对空间的这一管控来保护生产资料、遏制工人间的密谋或怠工，同时建立起工头对工人的监视关系、不同车间与工种间的协作关系。
其二，更细致地说，监视发挥着其特定功能。工头对工人的监视处在一个由上至下的层级结构中，这一结构赋予处在特定位置的个体以监视的职能。这一监视结构与手工工场时代的外部监视有别，它渗入劳动的全过程。这即是说，工业生产中的人与物皆是被严密监管与记录的对象，并且这一监管成了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对工人的劳动状态及生产资料的监视最终对资本与生产机构的存续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支出的项目不胜繁杂。在每一项上稍有弄虚作假，合计起来就是巨大的欺诈......任何漏洞若被疏忽而每日重复，就可能成为企业的致命问题，甚至在很短时间里便能毁灭企业”（2019，第189页）。在这一背景下，监视就不能被理解为窥视个人隐私的癖好或对微分的执着，而是核算投入与产出、协助资本增殖的关键程序。于是，规训技术深刻地介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
在生产权力自身的同时也生产着“性化”的资产阶级的权力技术是性经验机制。何谓“性经验机制”？这是福柯在《认知的意志》中提出的与联姻机制相对的概念。所谓联姻机制，即由性关系引发的婚姻制度、亲属体系与财产继承方式构成的体系。联姻机制本质上是律法性的，因为它区分出允许/禁止或合法/非法的界限，并颁布禁令。性经验机制同样以性关系为基础，不过却并不进行二元划分，而是细致地检查、记录、催生性主体的特定肉体感受的机制。
性经验机制诞生于人尽皆知的欧洲社会的性压抑时代，这一时代与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期基本重合。但是，借助性经验机制这一概念，福柯所试图驳斥的正是这一压抑假说。福柯借助谱系学考察发现：在这一时期，天主教坦白性事的技术通过五种公设与规范被整合入科学形式中，围绕儿童、女人、性倒错者与马尔萨斯式的夫妻这四个中心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性话语爆炸。欧洲人不是闭口不谈性，而是以新的言说规范将对性的好奇的目光扩展到了此前未曾被理论化的领域。
借助四类话语，权力以四种不同的方式深入人们的行为中，为人们的新的社会行为提供了新的支撑。这些构成了新的社会行为的前提分别是：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儿童的性的教育学化、生育行为的社会化、性倒错的医学化。围绕着这些前提，18世纪以来欧洲女性的身体被建构为充斥着性的秘密的身体，这些无处不在的性要素可能使女性违背其社会义务，因而受到仔细诊疗与管控；儿童则被建构为天然地处在失范的性危险边缘的人物，其自渎行为既有损自身健康，也威胁着种族生命的未来福祉，因而父母、教师、医生必须对之严加监督与管束；夫妻担负起了对种族未来的责任，家庭内部的两性关系的繁衍活动被纳入马尔萨斯式的人口调节中；而性倒错者的历史、体态、生理特征则首次得到了理论关注，性倒错从道德领域进入了机体与心理疾病的范畴中，并被赋予了某种遗传危险，于是必须加以矫治。
借助这些新的话语领域，性经验机制中的权力首先生产着自身。这是因为：“一方面，权力在运作中被给予了一种冲动；另一方面，身体的激动又鼓励了监督它的控制，从而让权力扩张得更远”（2016，第37页），这是在说：权力及其话语在其运作中激发着新的好奇与快感，而既然权力以控制这些细微的快感为己任，那么这些不断抵抗的感受又为权力提供了其存续与扩张的理由。
不断维系着自身的权力最终生产出了“性化”的资产阶级。“性化”标志着这一复杂的事态：18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将性视作自身最敏感的秘密，也将性视作自身影响最深远的真理，进而锲而不舍地探寻着不断隐匿自身的性，并对之进行理论化与细致入微的控制，寄希望于这一控制能生产出健康的贵族式的身体。之所以说性经验机制构成了性化的资产阶级，是因为性经验机制为欧洲资产阶级表述与实现这一关切提供了中介：
“尽管许多贵族等级特有的方式的主题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那里重新出现过，但却是以生物学的、医学的或优生学的戒律的名目出现的......它还与另一个规划有关：即力量、精力、健康和生命的一种无止境的扩张......可资佐证的是，18世纪末出版了大量有关身体保健、长寿艺术、让孩子健康并尽可能地延长生命的方法、改进人类后代的方式的著作”（2016，第105页）
而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对身体与性的细微控制最初首先应用于欧洲的资产阶级家庭之内，而后才在道德化一类的运动中向无产者推广时，性经验机制的上述生产性就更为明显了。
三、结语
在上述讨论中，笔者首先澄清了福柯70年代文本中权力概念的基本内涵与特征，接着
以微观—宏观、否定—生产为线索，简要地呈现了权力的形态与功能在福柯思想中的多样性。希望本文能对廓清公共讨论中的福柯肖像略有助益。
[参考文献]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第2版，第23-24页。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9月第5版，第235页。
[法]米歇尔·福柯：《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包亚明主编，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64页。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