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社会科学哲学系列的第二篇文章，主要介绍了包括庞加莱的经验约定论、库恩的范式理论在内的约定主义哲学。关于本篇文章相关理论的进一步讨论，详见本期第二篇文章。
在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丧失了其在科学哲学界的统治地位后，人们开始寻找能够替代实证主义或者至少对其构成补充的科学哲学范式。约定主义，或者说工具主义是其中重要的一支。人们往往将科学原理想象为某种既定产物，如高中物理教科书里那样的公式体系。但对于约定主义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科学实践，是科学知识如何被生成的。科学知识不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用来背的定律，而是在具体的、历史的科学实践中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约定主义认为，任何真理或正确命题只在理论中才具有意义。就物理学而言，约定主义认为电子和磁场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对象，只是方便的虚构。对经济学来说，就是弗里德曼的名言：“任何经济学模型都是错的，但有的是有用的。”数学家兼科学哲学家庞加莱（又译彭加勒）在《科学与假设》中提出了经验约定论。他区分了科学定律和科学原理，科学定律是我们从一定的观测对象中提炼出来的规律，科学原理是颠覆不破的、并且是我们得以推理的前提。科学定律并不生来就是科学原理，科学定律向科学原理的飞跃，即对观察结果的概括到普遍性真理的飞跃，需要科学家基于经验和科学美的综合考量做出一种创造性约定。
约定主义蕴含了一种思维经济原则。当我们建立模型时，并非选择建立一个最“真”的模型，而是在同等“真”（即能解释现实）的基础上选择建立一种对思考者来说费力最小、最简单的方式。庞加莱以数学为例，我们学习平面几何会规定“过直线外一点，我们只能做一条这条直线的平行线”，这条定律无法证明，它是在欧式几何学中被约定的。彭加勒认为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个约定，是因为我们是三维世界存在的生物，这种约定对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说最直观。然而，在二维或更高维度上，我们可能做出不同的约定。离开了约定层面。科学真理并不存在，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与人无关的客观科学真理。
约定主义的集大成之作是科学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概念，即范式。范式是什么？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所遵循的公认模式。这包括了科学的基本预设、方法论、基本研究原则以及祖师爷的著作、经典论断等等。库恩认为任何科学发展实际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在某个范式下进行科学研究。我们通过科学范式解答世界问题，并不断推广，进行做题、解谜的过程。
第二个阶段是在解谜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和基本假设（范式）冲突的地方，我们会不断补充特设性假设进行补救，使得理论大厦上不会垮塌。但是这种缝补总是有限度的，会使学派逐渐背离最初的公理或原理。
第三个阶段是指当第二阶段的缝补到达一定限度时，一种新范式的提出会带来科学革命。人们发现，没有必要再按照原来的范式之下艰难地找补。直接使用新的框架，一个新的解释世界的角度，很多原来范式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轻易地解决，新范式对世界的解释更加有效。
注意我所指的是有效而非真实。对于库恩这样的约定主义者而言。真实不是衡量科学最重要的标准，关键在于有效、方便和准确。这正是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工具主义的原因。
这个范式最大的特征是不可通约性。通俗来讲，不可通约性指的是对科学而言两种范式就是两个词典，两种切分世界的方式。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科学范式来证明过去的科学范式下的某个结论是错误的。例如亚里士多德说的，“太阳是一颗行星且不会有虚空”。正常人会认为，根据今天的科学发展，亚里士多德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因为认为太阳是一颗恒星。但是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对行星的定义与我们今天对行星的定义是否相同？虚空的定义与我们今天对于真空的定义是否相同？如果我们使用的并非同一个词典，就不能用我们的词典判断另一种科学语言中的命题是错误的。
政治经济学家霍华德·谢尔曼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分歧不能由经验性的实证来解决，只能通过理论之外的政治对抗来解决。人们总是幻想可以用实证解决方法论之争。比如这种范式能解释经济危机，另一个不能。但实际上不可能，经济危机可以在许多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下的框架内得到截然不同的解释。我们刚才提到，经验证实和证伪始终由人来完成，在不同的理论范式下，完全相反的结论可能都可以被经验“证实”。因此，不同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分歧无法通过纯粹的经验性实证解决。我们只能诉诸其他因素，例如权力和意识形态因素来理解到社会科学范式之间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