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莹 | 资本的金融化批判与精神分裂分析——解读德勒兹与伽塔里的《反俄狄浦斯》

尽管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费力克斯·伽塔里(Félix Guattari) 都没真正参与 1968 年的五月风暴，但由他们共同完成的 《反俄狄浦斯》(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enie: L'anti－Oedipe) 作为其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系列著作的第一卷，却总会被学界称为“68 书”( a May '68 book) [1]，个中原因在于，他们用一种非匮乏性的 “欲望”逻辑诠释了 68 革命的思想根源，在某种程度上为很多困惑于这一革命爆发原因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路径。福柯在为《反俄狄浦斯》所做的序言中对于该书的主旨也做出了类似的判断，给出以下两个指认: 其一，这一著作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2] 其二，这是一部对抗已然渗透日常生活之中的 “法西斯主义”的 “伦理之书”。[3]而正是在68革命过后，法国思想界的日常生活批判逐步占据了思想话语的主导。《反俄狄浦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这类批判的典型代表。所以，福柯对这部著作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指认了这部著作的思想主旨，不如说是对整个蔓延于1960—1970年代的法国思想界所蕴含的共同问题意识的概括。而 《反俄狄浦斯》是针对这一问题意识所做出的最为系统而出色的回应。尽管福柯的这一评价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凸显了这部书对于日常生活微观权力的讨论，并借此将当时流行的诸多哲学话语进行了对接和融合，那么显然过于表面了。因为它错失了德勒兹与伽塔里在两卷本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任务，即面向 1970 年代后新的资本形态的分析、批判及其可能性的反抗。于是，此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德勒兹与伽塔里如何进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话语的联结，而在于为什么德勒兹与伽塔里要在1970 年代去完成这两者之间的联结。对后一问题的回应将会带领我们进入他们对 1970 年代后资本形态变化的哲学反思和批判。

虽然德勒兹与伽塔里在 《反俄狄浦斯》中仅只一次明确提到了 “欲望经济学” (économique dudésir) [4]，但就其围绕“欲望”“欲望生产”“欲望机器” 所构筑的理论体系而言，却以回溯性的方式指认了 “欲望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而这一以 “欲望”而非 “需要”为其核心概念的经济学的理论合法性与 19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有着密不可分的理论关联。

概而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意味着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货币政策的退场，而浮动汇率的产生所带来的不仅是各国货币政策方面的自主权以及由此产生的更富灵动性的国际贸易流通，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激发了真正意义上的 “虚拟资本”的诞生。而所谓 “虚拟资本”，作为金融资本的激进化表达，同时也成为资本逻辑最为直接而彻底的一种呈现。因为资本，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两种形式: “(1) 作为生产要素; (2) 作为收入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5] 如果说前者仅仅意味着作为 “生产工具”，同时也是作为 “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6]的资本，那么后者，作为一种收入源泉，即意味着资本概念包含着不可停歇的增殖强制，而所谓的资本逻辑，其所彰显的正是这一增殖强制所具有的统御一切的力量。在资本由产业资本 ( 以商品为主导) 向金融资本 ( 以货币为主导) 的转变过程中，资本逻辑也逐渐脱离了它的拜物教式 ( 依托于商品) 的表达，获得了直接的 ( 资本的) 呈现方式。这一直接的呈现方式表现为虚拟资本。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三卷有关信用和生息资本的分析中曾提出 “虚拟资本”概念来呈现这一资本逻辑的内在机制:

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利息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原初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和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7]

换言之，生息资本作为资本逻辑的直接表达，凸显了一种倒错的认知，即资本逻辑自身脱离实体性生产获得了一种自我增殖的动力，其资本的现实表现形态为资本的金融化的逐步完成。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当时谈到的 “生息资本”所构筑的金融资本逻辑还不能用来完全说明虚拟资本。因为生息资本所隐含的资本增殖，即利息，还是需要依赖于既存的某种真实的资本，而被马克思以极为简略的方式所提出的虚拟资本，却将一种建基于想象的、可能性的增殖作为一种真实的增殖，并以这一增殖的预期来生成某种资本。这一后续生成的资本的全部目的只是为了现实地实现被预期的资本增殖。概而言之，如果说生息资本还是一种既成性资本的增殖，它的增殖强制建基于已然存在的( 指向过去的) 资本，那么虚拟资本则是生成性资本的增殖，它的增殖强制则建基于还未成型的 ( 指向未来的) 资本。因此两者虽然都是金融资本的不同表现形态，虚拟资本却在对金融资本的激进化表达当中，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资本逻辑的运行方式: 同样是受到增殖强制的统御，在生息资本中蕴含的金融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只能是银行资本的介入，例如希法亭在对金融资本的界定中所给出的说明:

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8]

换言之，对于希法亭意义上的金融资本而言，资本逻辑的运行方式在银行资本介入之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因为作为生息资本的人格化表达——银行资本家也以成为产业资本家为其最终旨归。因此，希法亭意义上的金融资本是仍然须以实体性的产业资本为锚定点的资本形态，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虚拟资本。

而对于虚拟资本来说，资本的运行方式将完全依赖于在观念上对增殖的预期，它的现实表现形态，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在对东印度公司贸易的考察中，马克思发现由于鸦片战争为英国打开中国国门，新的市场为当时棉纺业找到了新借口，即“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3亿人提供衣服”[9]。这种虚幻想象出的需要，附带着包括汇票业务的激增，在观念上构筑了一个有待增殖的资本。而新的资本投注也的确在这一虚假增殖的观念预期中被产生出来。于是一旦预期的需求被转换为真实的资本投注之后，资本的增殖则从观念上预期的增殖，即虚拟资本，变成真实的增殖，即真实的资本。由此，生息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的差异也随之变得显而易见: 生息资本的实现，总是要以真实的现实资本为前提; 而虚拟资本的实现则总是以观念上的预期增殖为前提。

当然，虚拟资本在马克思的时代还处于完全的萌芽状态，它仅止于马克思对东印度公司贸易的考察，其中，虚拟资本不仅表现在借助于预期的需要(为3亿人提供衣服) 而聚集虚拟资本，同时还更为具体地表现在为了规避风险产生汇票交易。即原本为了规避异地贸易风险而产生的汇票，在其自身被转变为一种可交易的对象(即依赖于汇票交易直接获利) 之后，产生了虚拟资本所特有的增殖强制对人的现实生活的新统御方式，即“在东印度贸易上，人们已经不再是因为购买了商品而签发汇票，而是为了能够签发可以贴现、可以换成现钱的汇票而购买商品”[10]。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所生活的产业资本占据主导的时代，已经显露出虚假需要统御现实生产，而非生产统御需要的倾向，而这一被预期的，因此是被制造的“需要”已经不可能囿于人的吃穿住行的基本需要，它在其现实性上，已经转变为无法满足的“欲望”。因此，理解虚拟资本的本质逻辑只能以“欲望”逻辑并围绕“欲望”逻辑而展开。

在马克思的时代作为个案 ( 东印度公司贸易) 的虚拟资本运行方式在 1970 年代以后成为新的资本运行常态，它表现为诸如债权、股票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诞生。将风险价值化，从而实施对风险的买卖，成为当时资本运行的主流。由此出现了所谓的资本金融化，它是德勒兹与伽塔里的欲望经济学所指对象的存在方式。在此，我需要进一步强调: 资本的金融化并不等同于金融资本。在此，我将借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于 2010年10月《每月评论》刊发的题为 《积累的金融化》的文章中对“金融化”的界定来说明何为资本的金融化。“金融化可以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这一转变反映在经济的方方面面:(1)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2)相比于 GDP 债务越来越多; (3)金融、保险和房地产 (FIＲE) 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 (4)出现各种奇怪的金融工具; (5) 金融泡沫的影响扩大。”[11] 这意味着，资本的金融化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资本运行的基础逻辑。它表现为激进的虚拟资本统御人的现实生活的到来。

在某种意义上说，以虚拟资本为主导的资本的金融化，构成了德勒兹与伽塔里撰写 《反俄狄浦斯》无法规避的社会现实背景。如果忽视了这一社会现实背景，那么贯穿于《反俄狄浦斯》的欲望及其生产的内涵就会因仅仅囿于 “个体”内在心理机制的考察，而失去了它在德勒兹和伽塔里这里所特有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底色。

在这意义上说，我将德勒兹与伽塔里的 《反俄狄浦斯》的理论主旨确认为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中，资本的金融化被表述为一种 “欲望”及其生产逻辑。在此将 “欲望”与 “生产”勾连并非仅仅为了将 20 世纪 60 年代流行于法国思想界的主流研究倾向进行简单的外部相加，而是由于资本的金融化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其资本逻辑的内在动力已经不再是某种 “需要”，而是 “欲望”。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需要”首先是 “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它们构成人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于是人类的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12]，以及随后 “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3]。在这一意义上说， “需要”成为激发人类进行社会生产的基本动力。但随着资本逻辑对社会生产的统御，特别是在资本金融化的激进化演进中，能够带来持续的再生产之动力机制的只能是永远无法被真正满足的欲望，其作为欲望的反—效果(contre－effet) 所产生的永远的“匮乏”满足了资本无限增殖的诉求。因此，与其说德勒兹与伽塔里在 1970年代对于 “欲望”概念的强调源自于68革命的冲击以及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不如说是他们基于对当时新的资本形态变化的洞察，对马克思 《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所给出的推进性研究。因为只有在后一意义上，德勒兹与伽塔里的欲望理论才可能彻底摆脱精神分析的束缚。

德勒兹与伽塔里以 “反俄狄浦斯” 为题切入对资本金融化的批判，隐含着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但对德勒兹与伽塔里而言，精神分析也仅仅因为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展开过程中已经成为其“共谋者”，才不得不进入德勒兹与伽塔里的分析视野。有鉴于此，在 “反俄狄浦斯”语境中富有“生产性的”欲望与精神分析所推崇的 “匮乏性”欲望并没有思想上的承继关系，后者仅仅作为德勒兹与伽塔里欲望理论的批判对象而被提及: “欲望不缺乏任何东西。它并不缺少它的对象。或者进一步说，主体在欲望中缺失，或者说欲望缺少固定的主体。只有在压抑中才有固定的主体……匮乏是欲望的反—效果。这种匮乏在自然的以及社会的真实当中被处置、被整理、被掏空。欲望总是与客观存在的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它与这些条件相符合，它追随着它们，如果不能追随，那么就与它们一起变化。”[14] 换言之，欲望的匮乏性是被 “欲望”生产出的一种“预设”，在这一预设中，产生了某种固定的主体。如果没有欲望的这种生产性，欲望本身就没有主体。德勒兹与伽塔里将这样一种自身富有生产性的欲望概念的思想源头追溯到康德在 《判断力批判》中有关于欲望的界定: “一种凭借其表象而是这些表象的对象之现实性的原因的能力。”[15] 尽管德勒兹与伽塔里在谈及这一界定的时候，仍强调了其观念层面上实际预设了匮乏性欲望，但康德赋予欲望的生产性规定不容忽视: “然而我们可以说，康德的这个批判的革命并没有带来本质上的改变: 这种思考生产性的方式并没有改变作为匮乏意义上的欲望的经典概念，它只是支持这一概念，为这一概念做了支撑，并将其深化。实际上如果欲望是真实对象的缺失，那么他的现实性自身也只是在 ‘匮乏的本质’当中，而正是这一匮乏生产出被幻想化了的对象。欲望由此被作为一种生产来加以考虑，但却是一种幻想的生产，这一生产完美地被精神分析所揭示。”[16] 相比于德勒兹与伽塔里过于激进化的批评，德勒兹的研究者，美国学者 DanielW. Smith 对康德的欲望界定给予了更为肯定性的判断: “康德对欲望的定义是非同寻常的……这个定义打破了哲学中的一个悠长的传统，即以匮乏来定义欲望: 在康德看来，欲望是这样一种能力，给定我的头脑中的一个表象，它就能把符合这个表象的对象给生产出来”[17]。

尽管在 “反俄狄浦斯”的语境下，“欲望”与 “生产”的有机整合似乎源于一种面向精神分析的批判，但德勒兹与伽塔里在 《反俄狄浦斯》的开篇即谈及作为 “过程”的生产，并大量引用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 《1857—1858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第三卷) ，以货币为起点展开当代资本逻辑的分析和批判 ( 特别集中于第三章第9节) ，有鉴于此，我认为更为贴近德勒兹与伽塔里之思想的方式或是将欲望与生产的有机整合放入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中加以把握。在此，欲望的生产所意指的是一个处于 “过程”中的生产，即生产作为一个统御性的要素操控了包括消费抑或交换等所有环节。这一作为过程性的生产，在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作为某种处于运动中的 “社会体” ( Gesellschaftskörper)[18]， “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19]。但 “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20]。马克思曾进一步将作为过程的生产对各个环节的支配表述如下: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21]

在德勒兹与伽塔里的 《反俄狄浦斯》 的开篇，他们以相似的言说方式重述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序言中有关 “生产” 的讨论: “生产同时就是消费与记录 ( enregistrement) ，记录与消费直接决定着生产，并在生产自身的视域中获得确定。以至于所有一切都是生产: 生产的生产，行动的生产与激情的生产; 记录的生产 (productions d'enregistrements) ，分配与定位的生产; 以及消费的生产，肉体快感的生产、焦虑的生产以及痛苦的生产，它们都是这样的一种生产: 记录立即也是消费、消耗，而消费也直接就是再生产。”[22]

这种重述的全部目的只是为了说明欲望的生产所具有的基本内涵: 首先，“欲望的生产是生产的生产 ”[23]。其次，在这种生产的生产中 “没有必要区分生产行为与其产品。至少被生产出来的客体在此又被投入新的生产当中”[24]。最后，“生产，产品，以及生产—产品的同一性……正是这种同一性构筑了以下系列中的第三个术语: 无差别的巨大客体。所有一切在瞬间停止，所有一切都凝固了 (随后所有一切又将重新开始) ”[25]。

经过以上的互文性比较，我们有理由认定德勒兹与伽塔里在创造 “欲望生产”概念的时候以一种不加引号的方式全盘吸收了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统御整个过程的“生产的总体(Totalität) ”[26] 以及“生产一般”(Die Production im Allgemeinen ) [27] 的观念。而马克思有关于诸 “生产一般”等相关观念 ( 这一概念在此后马克思的文献中近乎不再出现) 的提出语境却是身处 1857 年期间首次资本主义金融危机。[28]正是基于对这一危机的预见与研究，促使了在1857—1858 年期间的马克思关注到了尔弗勒德·达里蒙 《论银行改革》 的相关讨论，不同于正式出版的 《资本论》以商品作为讨论资本之本质的起点，而是将对资本逻辑的分析建基于 “货币”概念之上，由此构筑了理解金融资本逻辑的恰当入口。由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作为过程性的生产，而非与分配、交换、消费等并列的诸环节的生产才能成为金融资本批判的有效入口?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德勒兹与伽塔里基于资本的金融化而提出的欲望生产，我们会对这一问题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德勒兹与伽塔里的“欲望生产”即“生产的总体”“生产一般”。欲望的生产性正是在它们所共同孕育的作为 “过程”的生产中得以展现: 首先，生产行为与产品的不可区分，意味着欲望在观念上给予表象的行为 ( 即在虚幻的想象中想象出某种需要，例如1840年代的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有3亿人的市场需要) 就已经是一种生产，其所产生的有关虚假的需要也已经就是对产品的一种生产。当资本的金融化成为资本逻辑的主导，在观念中的表象性的生产自身直接可以成为生产的目的，即产品本身，这正是当下各类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进行资本运作的基本方式。例如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庞大市场的预期，让当时的英国工业生产获得了更多的资本投注; 又如当下的创业公司依赖于自身的创意所获取的最初投资; 以及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最终却转变为依赖风险的可价值化而进行买卖的金融衍生品的操作，等等。诸如此类的资本金融化的表达方式虽然并不相同，但其中所蕴含的富有生产性的欲望抑或欲望生产方式都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欲望的生产性表现为一个过程性的生产、生产的总体以及生产一般，其最终所导致的生产与产品的同一性，在德勒兹与伽塔里的话语中成为“在瞬间停止，一切都凝固”的“无差别的巨大客体”，同时 “随后所有一切又重新开始”，对于“这个无差别的巨大客体”，德勒兹和伽塔里借助于阿尔托的术语“无器官身体”(le corps plein sansôorganes) 来加以隐喻性地表达。德勒兹与伽塔里在 《反俄狄浦斯》中采用这个概念，在理论上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即弗洛伊德在其有关匮乏性欲望的生成阐释中构筑了所谓孩子—母亲—父亲的三元架构，这一架构形成一种永恒的人格结构，就如同身体上被规定了的、从而也被固定了的诸器官的功能: 嘴巴总是用来吃饭和说话，眼睛被规定用来观看等。无器官身体试图打破这些固有器官的规定性，从而为每一个器官的多种可能性提供生成性的潜能。

而在现实中，无器官身体则直指晚期资本主义资本金融化的基本形态，即作为过程性的欲望生产，最终让所有的生产行为，甚至包括产品本身都变成生产过程，最终所带来的巨大的无差别的客体，它的思想意象 ( image de la pensée ) 就是无器官身体。德勒兹与伽塔里明确将这一意象等同“资本”: “资本恰是资本主义的无器官身体，或者就是资本主义式存在着的无器官身体 ( Le capitalest bien le corps sans organes du，ou plutôt de l'être capitaliste) 。”[29] “无器官的平滑身体 ( le corps pleinsans organes) 是非生产性的、贫瘠的、不育的、不能被消费的 (inconsommable) 。”[30] 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 “资本就不仅仅是流动的实体，或者货币的固化，它将给予贫瘠的货币以生产的形式，在这一形式之下，货币能够产生货币。它生产出剩余价值，正如同无器官身体对自身的再生产，它生发着，并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31]换言之，无器官身体作为巨大的无差别的客体，所诠释的资本，既不是作为 “过去的、客观化了的劳动”的资本，[32] 也非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而是作为赋予在观念中的表象之生产的潜能，因此等同于无器官身体的资本，这一资本只能是金融化的资本。这一资本形态，并不出现在生产过程的结尾处，作为价值增殖的结果，在其现实性上，它总是作为为生产提供全部可能性的资本，出现在新的生产过程展开之前。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作为 “无差别的巨大客体”为何是停止的、僵死的，是 “非生产性、贫瘠的”，但同时却又是有待重新开始的。

德勒兹与伽塔里在对 “无器官身体”概念的借用中彰显了精神分析与晚期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一种呼应关系。在 《反俄狄浦斯》中，这种呼应关系还有很多，其共同的理论指向或可概括如下:将为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的经济人假设与精神分析所假定的固定的三元结构进行理论上的等同( 后文将对这一等同性做进一步的阐发) ，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即对精神分析的批判。由此，马克思以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来阐发现实的个人的历史性，在德勒兹与伽塔里这里被转变为通过对匮乏性欲望概念得以产生的方式来阐发一种欲望生产的历史性，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德勒兹与伽塔里在 《反俄狄浦斯》的第三章中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述。这一生产性欲望历史发展过程，在德勒兹与伽塔里看来，同时也是资本逻辑展开的历史。在此，资本逻辑不仅是不断有待重新开始的无器官身体，同时还以精神分裂的方式不断诠释着一个非固定的、离散的资本增殖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勒兹与伽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不仅构成了对精神分析的批判，同时也构成了对以资本金融化为表现形态的欲望经济学的批判。但由于资本逻辑在金融化的趋向下，不仅要求形成固定的俄狄浦斯式三元人格结构 ( 即经济人假定) ，同时还要求形成资本投注的多元主义 ( 同一资本可分裂为完全异质的多种产品，例如同一投资公司可以投注餐饮、交通与旅游等多个行业) ，形成一种金融资本主义的精神分裂。由此带来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即精神分裂分析虽然可以解构精神分析，但无法解构与精神分析共谋的当下资本的金融化的运行方式。这一理论困境最终导致德勒兹与伽塔里在批判资本逻辑的过程中所提出的精神分裂分析最终带来的只能是资本逻辑批判的犬儒主义结论: “哪一个才是解决方案，哪一条道路才是革命之路? 精神分析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在它与金钱之间存在的最为密切的关系当中，它记录了其所面对的每个主体处于欲望核心处的那个体系，这一体系依赖于货币—经济体系，同时构筑了一个巨大的吸纳剩余价值的事业。但究竟哪一条道路才是革命的道路? 是否有这样一条道路? ———难道从世界市场中抽离出来，要如同萨米尔·阿明向第三世界国家所建议的那样，以一种法西斯式的 ‘经济解决方案’的新奇路径来实现这一点? 抑或在一种相反意义下来实现这一点? 也就是说，将市场的运动、解码的运动以及去领土化的运动进一步推进? 因为或许对于精神分裂者来说，基于诸多流的理论与实践之视角，诸多的流还仍然没有被充分地去领土化，没有被充分地解码化。无法从这一过程中抽身而出，而是需要在其中走得更远， ‘加速这一过程’，正如尼采所说: 事实上，在这件事上，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33]

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德勒兹与伽塔里在对资本的金融化操作中展开了如此富有想象力的描述性批判，最终却无法为超越这一资本逻辑提供任何可行性的政治方案? 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批判的对象，即资本的金融化展开过程自身拥有一种将一切与之对抗的力量都转变为可资本化的潜能，从而使得对这一资本形态的任何一种批判，不过成为其欲望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最终都会被纳入欲望生产的 “过程性”之中，成为其资本金融化得以完成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用以描绘这一资本金融化的精神分裂与精神分析的对峙，就如 A 与非 A 的对峙，尽管两者似乎截然对立，但却都不过是一个完整的 A 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德勒兹与伽塔里的分析语境中，精神分析与精神分裂，作为互相对峙的两种欲望机制，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资本逻辑。

于是，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揭示精神分析何以能够成为资本逻辑的共谋者和帮凶，以深化我们对于“精神分裂分析”之理论困境的理解。概而言之，精神分析正是通过构筑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神话，从而将资本逻辑得以生发的内在动力——匮乏性欲望建构为固有人格结构必然的、从而也是普遍的诉求，资本逻辑由此也获得了其自然而然的全部合法性: “俄狄浦斯的限定是一个包含着爸爸—妈妈—我的三角模型，它是家族的人格化的凝聚。但当精神分析构筑这个教条的时候，它并没有忽略在儿童中存在着的那些前俄狄浦斯式 (pre－œdipiennes) 的关系，在精神病中存在着的那些外向型—俄狄浦斯 (exo－œdipiennes) 式关系以及在其他人中存在着的 ‘类—俄狄浦斯’(para－œdipiennes) 式的关系。俄狄浦斯的功能，作为一种教条，或者作为‘复杂的原子核’，与一种强制无法分割，通过这种强制，精神分析的理论家们将自我提升为一个普遍化的俄狄浦斯的概念。”[34]

在此，俄狄浦斯情结已然成为某种完整的意识形态: 它有固定的分析模型: 爸爸—妈妈—我。这一模型是武断的，它以家庭的构成模型为基点来推演人的无意识结构。在这一结构当中，原本作为一个神话叙事的俄狄浦斯变成了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这一宿命不过是精神分析为匮乏性欲望的生成机制所编造的神学叙事。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却固守着这一点: 欲望被视为一种禁忌，这一禁忌建基于固定的人格化的身份认同: 儿子不能对母亲产生欲望，更不能因此而杀父娶母，因此父亲—母亲—儿子之间的人格关系就被完全确定下来，并构筑了某种强制性。我不能同时是儿子，是父亲，是母亲。我只能在爸爸—妈妈—我的三角架构中找寻到自己的位置。

但拉康的思想显然为突破这一结构提供了契机。他对语言学的运用，将能指的漂移带入能指、所指与指涉物的关系当中。从而使其构筑的符码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能指在能指链上的漂移将彻底改变原有的秩序。正如拉康在 《被窃的信》 里所表明的: 信成为一个漂移的能指，最终改变了王后、国王与大臣之间权力与控制的关系。信的内容究竟是否涉及权力与控制的关系，其实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因为被窃取、被替换、被找回，并通过其被找回的时候再次被替换的方式，将原有的权力关系彻底解构了。[35]在这里权力的象征物———信所具有的漂移性成为一种离散力，让能指的力量远远大于所指，它可以改变整个阐释系统的发展模型。如果我们将这一语境置换到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当中，那么拉康的思想的确对于攻破俄狄浦斯的意识形态有所贡献。对漂浮能指的强调会让任何的固定结构趋于消解。俄狄浦斯的三角模型的固定性与强制性也注定会被某一种漂浮能指所攻破。德勒兹与伽塔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确认了拉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批判。但同时又不满足其批判的不彻底性:“无论如何，拉康都不愿承认那被他松开的螺帽，又被他拧紧。他不愿承认他将精神分裂俄狄浦斯化了，在其中，原本他试图将神经官能症精神分裂化为其注入精神分裂之流，以便能够颠覆精神分析的领域。对象 a 在结构化的平衡中心造成了一个断裂，其所依赖的手段是可怕的机器，欲望机器。拉康信徒的第二代越来越少的人会对俄狄浦斯的错误有所感知。但对于第一代而言，如果他试图重新闭合俄狄浦斯的桎梏，他们所能做的难道不就是: 坚持认为拉康似乎保留了将能指链投注到一个独断的能指之上的方式，将所有一切都诉诸匮乏，将匮乏加诸它自身之上，同时将匮乏重新引入欲望的系列当中，在其中它强加了某种排他性运用? 是否有可能放弃作为神话的俄狄浦斯，但同时坚持认为阉割的构造自身不是神话，相反它是某种富有真实性的存在物?”[36]

在此，德勒兹与伽塔里准确地把握了拉康在 “反俄狄浦斯”的思想推进中所具有的两面性: 一方面，匮乏性的欲望可能离散 “俄狄浦斯”固化的人格结构; 但另一方面，欲望的匮乏性，在拉康那里又变成了构筑俄狄浦斯三元结构之外的必要条件，它的强制性和固定性使得俄狄浦斯获得了一个类似于 3+1 的四重结构。其中的 1，德勒兹与伽塔里称之为 “菲勒斯”( 也即一种缺失的存在) ，[37]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打碎为精神分析所固定化了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且还用附加的 1，让这一结构更为稳定。从这一意义上说，拉康的确仍徘徊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困顿当中不能自拔，德勒兹与伽塔里则试图沿着所撕开的那个裂缝，任其四溢拓展，内爆俄狄浦斯结构本身，让精神分析成为精神分裂分析。

在此，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精神分裂分析的思想来源繁多，普鲁斯特的小说、贝克特的残酷戏剧、薛伯庭长的案例、杜尚的 《大玻璃》，让·杜布菲 ( Jean Dubuffet) 的 《原生艺术笔记》、亨利·米修( Henri Michaux) 所描述的 “精神分裂的桌子”，等等。这些思想资源虽表现形式多样，但都是对固有传统框架彻底的解构性力量。它们的核心特质是离散、对中心的彻底消解。而这一概念在德勒兹与伽塔里的理论视域中完全去除了其个体化的、病理属性，转变为一种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路径与方案，也正因如此，德勒兹与伽塔里将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放置在 《反俄狄浦斯》全书的最后一章，因为 “导论”试图探索一种超越性的力量，不仅扬弃全书所批判的精神分析，更为重要的是构筑某种颠覆资本的金融化形态的可能政治方案。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 “导论”对于精神分析的批判或许是成功的，但对于颠覆资本金融化形态的可能性的探索却是完全失败的。德勒兹与伽塔里认为: 首先，精神分裂分析在本质上 “是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精神分析，一种富有激进性的分析”[38]。其次，精神分裂分析的目标之一，是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前提性批判: “要去分析经济的与政治的力比多投注的特定本性; 由此指出欲望是如何能够在欲望主体当中被确定为对其自身压抑的欲求”[39]。换言之，它不以探求欲望之一般规定为己任，而重在探求这一欲望的本质在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何使自身成为一个带有压抑性的抑或匮乏性的一般规定。

精神分裂分析的目标之二，是让精神分裂所内含的欲望机器开动起来，“去俄狄浦斯化，拆除父亲—母亲所构筑的蜘蛛网，破除信仰，以便达及欲望生产，触及经济与社会的投注，富有活力的分析者活跃其间。不触及机器，我们将无所作为。”[40] 机器，在 “反俄狄浦斯”的语境中，源于马克思对大机器生产时代生产方式的分析，在德勒兹与伽塔里这里，同时作为普遍联系的内在机制，打碎一切可能存在的壁垒与界限，拆解一切可能固化的结构方式，让一切存在都流动起来，正如资本的金融化操作，让一切可能性获得现实化的表达，一架欲望机器即一个欲望生产的过程。

于是相对于精神分析所构筑的 “孩子—父亲—母亲”的固化人格，精神分裂分析使其自身成为“一个孤儿，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神论者。当父亲之名被指认为一个缺失的时候，它并不是孤儿，然而当它到处自我生产，当历史之名所意指的是当下的强度 ( 固有之名的海洋) 的时候，它才是孤儿。它并不富有形象，因为它的形象是抽象的，一个精神分裂的形象。它不是结构性的，也不是象征性的，因为它的现实是在生产中，在其非组织化的过程中的真实界 (Ｒéel) 的现实。它不是表象性的，而只是机械性的和生产性的”[41]。摧毁是它的根本任务，因此它没有固定的形象，它是生产性和破坏性本身。用德勒兹和伽塔里的术语来说，它自身就是一个解域化的过程本身。其与精神分析之间对比的关键也在于此: “精神分析固着于想象的表象以及再—领土化 ( re－territorialisation) 的结构当中，而精神分裂分析则追随去领土化 ( déterritorialisé) 的、机械化的特性。”[42]

由此可见精神分裂分析的本质在于一种彻底的解构性，它不是在俄狄浦斯的结构之外附加上一个匮乏性的中心菲勒斯，从而构筑一个所谓 3+1 的模式，而是相反，将其转变为 n 个非确定的方向。它向四方拓展，处于不断的解域化与领土化的过程，犹如一个游牧民族，四处漂移，居无定所。在这一意义上，当下被金融化的资本同时也是精神分裂者。因为在资本的金融化过程中，作为引发新的生产过程的资本，在欲望机器的联结中，可被生产为任何形式 ( 例如一杯瑞幸咖啡就等于元宇宙，因为两者都不过是资本的金融化的一个变形) 。然而如果德勒兹与伽塔里所给出的精神分裂分析，如同精神分析一样成为资本逻辑的共谋者，那么精神分裂分析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究竟是批判并颠覆它的利器，还是为其保驾护航的理论护卫队? 德勒兹与伽塔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十分含糊: 如果说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的资本就是无器官身体，那么精神分裂分析所拥有的一切解构性功能在面对资本的时候都将是无效的，精神分裂分析所能做的，只能是 “加速这一过程”[43]。在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精神分析抑或精神分裂分析，它们最终成为资本逻辑展开自身的两个不同的阶段，精神分析所构筑的固化人格让匮乏性欲望成为人无法逃脱的宿命，从而为资本逻辑的欲望生产提供内在动力机制。与之相应，精神分裂分析却在破坏这一固化人格的基础上，让欲望生产获得了其无限展开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做这样一个可能的推论: 如果说与精神分析所共谋的是实体性的资本，那么与精神分裂分析所共谋的将是金融化的资本，两者尽管在运行逻辑上有本质上的差异———前者以生产为起点以及主导，后者以资本 ( 即欲望) 为起点以及主导———但却都不过是资本在不同阶段、不同面向的一种说明。于是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之于德勒兹与伽塔里而言，与其说是 “对资本批判与超越”，不如说是 “对资本形态 ( 资本主义) 与其隐喻性形态 ( 精神分裂) 的描述”，两者并非一对矛盾关系。

在此，我将德勒兹与伽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视为对资本逻辑的内在性批判，但由于当代资本形态所呈现出的金融化趋向，其欲望生产，作为过程性的展开方式拥有可以将所有一切在 “其外”的要素纳入 “其内”，将所有与之对立的要素都转变为内在过程的一环。由此，使得德勒兹与伽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最终呈现出一种无批判的批判性，在去俄狄浦斯化的呼喊中，其呼唤的不过是资本扩张的合法性，而资本所带来的问题也不过是因为资本的扩张还不够充分。对资本的革命只能蕴含在资本自身的运演逻辑之内，而非之外。被德勒兹与伽塔里推崇备至的精神分裂者们在本质上不过是一些加速资本拓展的推动者，德勒兹与伽塔里则不过是站在资本的欲望机器旁边，自觉于那被压抑在精神分裂者 ( 资本家) 之内的越界性欲望的思想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俄狄浦斯》应该是第一部朝向未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加速主义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