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曾经介绍过，实证主义科学哲学遵循一种规律-说明的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将规律理解成一种事件规则性，经验层面的事件服从于这一在先的规则。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对于任何x服从于A，x服从于B”，“因为a服从于A，所以a服从于B”这个框架。在这种“自然主义”的解释模式下，规律是本质的、基础性的，个例是偶然的、服从性的。乍看之下，这种解释模式似乎很“科学”。但如果用这种解释模式理解马哲，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是很危险的，会导致一种我称之为“贫乏的唯物辩证法”。
最典型的贫乏的辩证法就是教科书的所谓辩证法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无论是高中政治的哲学大题，还是思政课的马原理，在答题上都遵循的是我上面提到的规律-说明模式：先默写一段原理，再结合原理解释一下材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能被这短短几条规律解释，正着说得通，反着也说得通。有些人说这种辩证法是“变戏法”，所言不差。另一种贫乏的唯物辩证法是简化版的阿尔都塞哲学，即从字面上理解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辩证法，将唯物辩证法理解为一种强调结构内各因素交错影响，反对线性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但如果多元决定辩证法仅仅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那它似乎称不上什么特殊的理论贡献，毕竟无论是系统科学还是政治学领域的结构-功能主义都持有类似的观点。在实操上，有些学者不分场合地使用“多元决定”，消解掉一切主导因素和二元对立，实则走向了阿尔都塞本人坚决反对的后现代立场。
这种贫乏的唯物辩证法何以产生？实则是从有鲜明政治语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中“提纯”出某些简洁、抽象的“哲学规律”。这个过程最核心的一步就是去语境化：在规律-说明的解释模式下，文本中偶然的、非本质的现实背景被视为对哲学规律来说不必要的杂质。因为这些规律被视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本中的现实场景不过是遵循规律的个例。可这一“提纯”恰恰把溶液本身的精华给过滤掉，只剩下一瓶平平无奇的白水：无害化的、客观中立的纯哲学规律，这恰恰是形而上学而非辩证法。
拿《矛盾论》来说。教科书讲矛盾具有特殊性，却没有讲毛讲矛盾特殊性的语境：
“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
“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
教材讲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却没有讲背后的路线之争：
“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
表面来看，这些具体问题是对一条条简洁的规律的经验例证。但实际上，重要的恰恰是这些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本身。矛盾的规律不是外在于毛对中国革命的各个具体判断的抽象规律，相反，它内含于这些现实的理论和实践的斗争之中：对国共矛盾的理解、中国特殊革命路径的合法性、和平长入可不可取。如果抛开这些政治语境，用矛盾对立统一解释阴阳，用质量互变解释水滴石穿，用否定之否定解释树苗的生长，是毫无现实意义的。
对阿尔都塞来说同样如此。当时的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同时受到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苏共二十大以来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两面夹击。当他在谈多元决定辩证法的时候，他不是在谈抽象的因果观，而是在谈革命路线：“等待革命论”是不可取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都是被资产阶级思潮-黑格尔主义腐化的产物。阿尔都塞还需要用多元决定辩证法回答了那个时代左翼分子不可回避的难题：为何苏维埃政权会诞生斯大林主义。借助上层建筑的稳固性，阿尔都塞将斯大林主义解读成为革命的不彻底性与特殊条件下多元决定的产物，从而避免了其动摇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如果抽象掉这些意识形态交锋，只谈概念上的“结构因果性”，那么阿尔都塞的思想也就只剩白水般的寡淡了。
通过讨论毛和阿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者兼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家，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唯物辩证法来说，不是先有一系列简洁的规律，再用这些规律解答现实问题：理论和理论的应用是不可分的，唯物辩证法不可能以先验的命题体系的形式存在，只可能以具体的理论实践存在。不存在一个“纯哲学”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因为唯物辩证法总是向现实敞开，不可被公理化，不可去语境化的——否则它将堕落为一种意识形态。
本文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放弃规律-说明模式的形而上学预设，以理论实践而非理论体系来理解经典著作；不能对经典文本作命题式的阅读，而应该从这些理论应用的具体背景来倒过来理解这些理论。这不只适用于唯物辩证法，还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观点：不是先有一个适用于一切事物的物质决定意识，再将其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得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谈的“物质”向来已经是社会存在；不是先有一个超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再套用在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内含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