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是福柯特辑最后一期。前两期，子扬对福柯70年代的权力理论进行了相当详细地介绍（详见对福柯来说，什么是权力，福柯论权力的形态和功能：规训、政治理性和性经验机制）。但对于福柯这样的思想家，仅仅从“权力”出发肯定难以勾勒其思想的全貌。本篇文章我将基于Paul Rabinow编辑的福柯选集The Foucault Reader中的前四篇文章《什么是启蒙》《真理与权力》《尼采，谱系学，历史》和《什么是作者》四篇文章，从“批判”、”真理“、”历史“、”主体“四个关键词入手，力求给读者带来一个对后期福柯思想的导读。（注：公众号最近的文章都比较”专业“，这倒不是因为公众号要就此只做纯学术普及了，只是因为我近期抽不出时间写之前那类思辨性的杂文/时评，之后有时间也希望能恢复公众号文章的多样性，还请诸位读者见谅）
批判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指出，启蒙是我们走出非成熟状态的过程。所谓不成熟，指的是我们在应该独立运用理性时接受他人权威的引导。福柯在同名文章《什么是启蒙》中基于这一经典论点，给予了“启蒙”一个全新的阐释。
福柯开宗明义地指出，谈启蒙就不可能不谈批判：“批判记载了理性在启蒙中逐步成熟起来的轨迹；反过来说，启蒙又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启蒙并不只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还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一种精神气质。这种态度被福柯称作“现代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作为现代人的人不是去发掘自己，发掘自身的秘密和隐藏着的真实，而是要去努力创造自己。”
那么，人要如何创造自己的呢？福柯是否和萨特一样，认为人无论作出什么选择、行为，都是在创造人本身呢？当然不是。作为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始终强调人是被各式各样的话语、事件、权力塑造出来的，他不可能接受萨特那种在存在论上设定的自由。人的自由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正是批判。
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是对界限的分析和反思，即“澄清前提，划清界限”。对康德来说，批判的目的在于发现知识的边界，以防我们越过这个边界。福柯则将其转换为了一种激进的理解：对界限的分析恰恰是为了越界。当我们发现，作为普遍的、必然的、义务性的边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背后不过是一种偶然的、任意的根源时，我们也就打开了一种行动的可能性。
要实现这一对边界的考察，就必须使用考古学的方法和谱系学的方案。对福柯来说，考古学意味着我们不再寻求知识或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将构成我们当下的思想、行为、言说的话语实例作为历史事件进行探讨；谱系学意味着我们不再依据我们是什么来推断出我们不可能做什么、知道什么，而是从那些构成我们的偶然性中分离出一种新的可能性。举个不恰当的例子，高中生可能面临着很多“天经地义”的禁令、义务，如果我们通过历史的考察发现，某些看似永恒正确的规矩在源头上可能仅仅是某个领导非常随意的拍脑门做决定的结果，这就能够促使我们设想并追求一种不同于当前的高中生活的高中生活。当然，这种“设想另一种可能”并不是乌托邦式的，而必须“要将自身交付现实、现时进行检验。”
对福柯来说，批判不是形而上学的玄想，不是先验的理论推理，而是一种经验性的、事实性的历史材料分析。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得以动摇那些先前认为是固定不变的东西，打碎先前认为是统一的东西，显示出先前被视作自我一致的东西内在的不一致性，使得越界的激进行动获得可能性和合法性。正是通过这种越界，主体的自由得以可能。用福柯自己的话总结，批判的任务包含着对于启蒙的信念，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工作，却体现着我们对自由迫不及待的渴望。
真理
在《真理与权力》中，福柯首先讨论了两类知识分子。第一类是普遍性知识分子，其原型是伏尔泰。这些知识分子以真理与正义的掌控者身份言说，占据着普遍和人类良知的代言人的位置。对于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是因为作为普遍性承担者的无产阶级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才必须承担起唤醒无产者的角色。这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起源于一种非常具体的历史形象：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法学家，对抗权力、专制主义，对抗财富的滥用和傲慢。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最佳代表通常是作家——代表了普遍的意识、自由的主体。
另一类知识分子是非普遍性知识分子，其原型是奥本海默。这类知识分子不再是伟大的作家，而是专家。他们不再承载所有人的价值，却拥有着造福或摧毁生命的权力。他们仍然在斗争，但却是在特定的场景，如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中斗争。他们与普罗大众的关系实际上更接近了，但他们的非普遍性却使得他们在发起斗争时往往缺乏动员力。
毫无疑问，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取得主要地位的是非普遍性的知识分子。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工作不再具有普遍的、唯真的形式。这也意味着，真理再也不可能外在于权力。真理不再是一系列永恒正确的命题的集合，而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使人们区分真实与虚假”，也使得权力对何为真实产生影响”。基于此，福柯提出了“真理的政治经济学”的五项特征：
1、真理集中在科学话语形式及生产它的机构中。
2、它服务于于经济和政治对真理的需要，如对经济生产的需求和对政治权力的需求
3、它以各种形式进行广泛传播和消费（尽管有一些严格的限制，但通过教育和信息设备传播，其范围在社会机构中相对广泛）。
4、它是在庞大的政治、经济机构的控制下生产和传播的（大学、军队、媒体）。
5、真理是一场全面的政治辩论和社会对抗，换言之，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
福柯指出，真理是真理制度（Regime of Truth）的产物。这种制度是一种有序的程序系统，用于陈述（statement）的生产、管理、分配、流通和操作。它既需要权力系统来产生和维持，又反过来推进和扩展权力系统。政治不是错误、异化意识或意识形态，而是真理本身。当自由主义者批判马克思主义受到权力的污染，不可能是真理时，他们可能未曾反思过，他们自己奉为圭臬的那些真理，同样是权力构造的产物。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把真理从所有权力系统中解放出来。要做的是把真理的权力和它当前正运作其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霸权形式分开。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不在于拿着显微镜区分什么是真理的、什么是意识形态的，而在于改变生产真理的政治、经济制度，使得一种新的真理政治得以可能。
历史
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中，福柯提出了两种历史观：一种是传统历史，另一种是效果历史（或译“真实历史”）。福柯是后者的辩护者。
传统历史首先预设了一个超历史的视点，把历史的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的均质之流，从而组合成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观是柏拉图主义的，它“假定存在了永恒真理、灵魂不朽以及始终自我同一的意识”。持有这种历史观的人在面向过去时，总是试图通过历史的总体性中去把握过去，把那些零碎的、不影响“历史发展大势”的因素忽视掉；他们在处理历史事件时，倾向于将其化入一种理想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自然的链条中；他们总关注那些“最崇高的时期，最高级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而将那些低下的、近在咫尺的历史细节，如身体、性话语丢在一旁。
效果历史则恰恰相反。效果历史没有常项（constants），持这种历史观的人认为在人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可以作为自我认识或理解他人的基础。举例来说，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人的身体只服从生理规律，不受历史的影响。但福柯通过一系列微观的考察却发现，身体本身为一系列体制塑造出来的：“它因工作、休息及假日的节奏而变垮。它受到食品或价值的毒害，有时则因饮食习惯或道德法则而遭难。它形成抵抗力。”效果历史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中引入了一种断裂、非持续性：它使我们的情感分化，使我们的本能戏剧化，使我们的身体多样化，并让它们自相对抗。再也没有一个整全的、超越历史的“人”等待我们去挖掘和追求，存在的仅仅是在特定权力技术、语言结构下被分裂的人。
如前文所说，传统历史观倾向于把事件化入理想的连续性之中。与之相反，效果历史是从事件最独特、最鲜明的地方使事件显现出来。这个世界的发展不来源于某种终极规律，而来源于无止尽的随机冲突：“效果历史的世界只知道一个王国，没有神意或终极因，只有‘必然性的铁臂摇动着机遇的骰子盒’”。历史没有普遍形态，也不可能有进步：“在这个没有场所的舞台上演的总是只有一出戏，即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无休止反复表演的戏剧。”
因为没有一个宏观规律作为规范性标准，我们只能碎片化地解读历史，将目光放在近处，比如人的身体。效果历史关注那些衰败的时代，也挖掘那些所谓高贵时代背后隐含的野蛮、可耻和混乱。它是戏谑和嘲弄的，能够化解一切起源的庄严性，解构一切当前价值的高尚性。如果说传统历史观试图把握“事物的确切本质、事物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精心加诸事物之上的同一性”，那么效果历史的目的则是破坏这种本质、纯粹性和同一性，揭示出任何事物在起源上的偶然性、低贱性，正如生物学告诉我们，人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猴子演化而来的一样。
作者
自近代哲学以来，哲学家理解个人的核心都是身心问题，20世纪的行为主义、同一性理论和功能主义继承了这一传统。现象学跳出了这个二元论，关注使得意义产生得以可能的先验主体。福柯对主体的思考方式既不同于身-心传统，也不同于现象学传统。福柯不关注身心相互作用，因为对他来说身体是被塑造的，在不同领域中有不同的存在方式。福柯也拒绝接受哦作为意义之源的先验主体。他认为，主体是一个产物，是在后的、被动的，是被一系列权力技术和话语结构塑造出来的。
福柯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主体是如何构成的。他从根本上转变了关于主体的问题的问法。问题不再是一个主体如何超越自身的内在性为对象赋予意义，或者一个作者在表达时展现了他最深处的自我的哪些部分；而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像主体这样的存在，以什么样的形式才能在话语序列里出现？它占据什么地位？它表现出什么作用？在每一种类型的话语里它遵循什么规则？”“话语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它在哪里被使用过，它如何流通，谁能自己使用它？在哪些地方有可能的留给主体的空间？”简言之，他批判传统哲学中主体的优先性，质疑主体的绝对性和创造性地位，认为“必须取消主体的创造作用，把它作为一种复杂多变的话语作用来分析。”
在《什么是作者》中，福柯是通过对作者的分析来实现他对主体的解构的。他指出，作者这个概念的出现是近代思想中对人的个体性的推崇的产物，体现出对人的personal identity的追求。在这种主体观下，写作服务于作者的自我表达，是附属于作者的。但在今天，写作摆脱了“表现”的必然性。写作具有一种自身展开的内在性。它是一种符号的相互作用，像一个游戏，总是超越自己的规则，超越自己的极限。作者的个体特征在写作中逐渐消失了。曾经，写作的目的是将人铭记以对抗死亡，而今天，作品获得了杀死作者的权利，成为了作者的谋杀者。基于此，福柯提出了当今文学批评的新任务：“批评的任务不是重建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通过作者的作品重构他的思想和经验，进一步说，批评应该关注作品的结构，它的建构形式，通过研究它们了解它们固有的内部关系。”
对福柯来说，作者和个体是不同的。它是一种功能，只能在文本间的内在联系中存在。换言之，作者是文本自身的某种存在样态，不指向产生文本的人。作者的功能就在于为文本分类划界：“作者的名字仍然处于文本的外形线上——使它们彼此分开，限定它们的形式，表示它们存在方式的特征。”当然，福柯在这里并不是在说现实中的那个写作者不存在。他强调的是，当我们面对一篇文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揣摩“作者当时在想什么”“他想表达什么”，而应该从文本间的互文性出发，从我们的当下出发理解文本。我们不会认为马克思签名的一封申请书是他的作品，因为这些文本即使是他写的，也不能与他的其它文本发生互文性关系：“一封保密信件可以有一个签署者，但它没有作者.....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换言之，我们称之为作者的个人，不过是我们处理文本方式的一些投射：是我们进行比较、提炼有关的特征、确定连续性、实行排除的过程的产物。
福柯对作者的分析导向超越作者的呼吁。对福柯来说，作者是某种用来限制、排除和选择的功能性规则。它阻碍了文字的自由循环、自由操纵、自由创作、分解和重新创作。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人物，在它的背后是对意义扩散的恐惧。福柯通过贬低一种主体性提高了另一种主体性：通过消解作者的神圣性，抬高了读者的主动性。正因为作者不再是作品意义的最终根源，我们也就不必位居于他为我们划定的、看似不可逾越的边界，从而通过观念和实践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