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现象学
（一）解释：存在者在此在的世界中被揭示
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现象学中，理解和解释首先是此在在存在论（ontological）层面上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其次才是存在者（ontical）层面上对具体某物的理解和解释，后者由前者衍生而成。传统哲学和传统解释学将理解视为一个内在的自我意识试图达到一个外在于它的理解对象的过程，将解释看作一个孤立的主体对一个客体（文本）进行的解释活动。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一种内在-外在、主体-客体的二分实则遮蔽了对于原初意义上的理解和解释的认知，因为就源始意义而言，解释者和被解释者总是已经都共同处在一个世界之中，这样的二分并不存在。
海德格尔指出，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是此在的先天性（a priori）结构，也是理解和解释得以发生的前提。在生存论中，“在.......之中”（Being-in）首先不表现为物理空间中的“在内”，而是居住、熟悉。对此在来说，在世存在就是居住于世界，并把世界作为它熟悉的地方去依寓、逗留。此在在认识到自己处在一个物理世界“里面”之前，就已经在和物和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熟悉了这个世界。而对另一个概念“世界”，海德格尔区分出了四种含义：存在者-范畴层面上的在手之物的总和，存在论-范畴层面上的存在者存在的领域（realm），存在者-生存论层面上的公共世界（public we-world）和家内环境（domestic environment），以及存在论-生存论层面上的世界性。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用世界指称第三种含义：此在生活于其中的公共世界和公共世界中此在具体的生存环境。因此，在世存在这一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可以得到这样的表述：此在在一个它已经熟悉的公共世界中生活、操劳。
此在在世存在的生存论性质决定了此在与上手之物的打交道要比此在对一个现成在手的物的认识更源始，后者是作为前者的残断状态（deficient mode）出现的。海德格尔发展了传统哲学中“看”（Sight）这个范畴，在生存论现象学中，“看”首先不表现为主体对某个具体对象的意向性活动，而是此在在一个它亲熟的环境工作时的循视（circumspection）。在循视中，用具透明（transparent）地向此在显现，只有这种与熟悉的物打交道的活动被打断时，传统认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认识才会出现。后者取代了此在最原初的“看”成为了人们首要的认识方式，就是此在对在世存在的最直接、最切近的经验的忽视。但这个遗忘并不是偶然而成的，相反，，这是存在者自身显现方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正是因为上手之物对此在的显现是透明的，所以此在首先能注意到的“看”反而是次生的对在手之物的认识。
此在对物的熟悉根植于此在的公共世界：公共世界的因缘整体（totality of involvement）规定了此在在其未反思状态下与不同的物打交道的方式，使得世内存在者对此在绽露出其服务性、有利性、有害性。正因如此，这个“看”的过程本身，就已经包含了生存论意义上的理解：“对上手之物的一切先于命题的、单纯的看，其本身就已经就已经是有所理解，有所解释的。”
理解是一种揭示活动（disclosure）。在理解中，此在不但将自身作为一个整体被揭示出来，还使得此在处在的公共世界以一个整体视域被揭示出来，在世界中，存在者无遮蔽地以其自身被遇到。对海德格尔来说，此在在世界中与他物和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已经包含了某种理解，而这种理解归根结底是此在对自身在公共世界中的可能性的理解，即对自身的能在（Being-possible）的理解。此在总是已经被抛在一个公共世界的因缘整体之中，但此在能够依据其对自身可能性的理解，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这个朝向未来的具体行动过程就是筹划。
在伽达默尔看来，正是在这种被抛与筹划的张力中，海德格尔将理解与此在的历史性结合了起来：“理解是此在历史性本身得以实现的方法。”此在的未来性一方面受到它的抛给性的限制，另一方面开辟并规定了此在存在积极的可能性。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真正的问题不是理解如何达到存在，而是“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就是存在”，因为理解总是已经体现在此在去存在的具体行动中，并将此在的存在状态揭示出来。这也正是现象学中“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的含义：理解在生存论上并不首先表现为意向性的“理解某物”，而是在去是的过程中对物，归根结底是对自己的可能性“总是已经有所理解”。
解释，作为理解使自身成形的活动，在生存论中则意味着具体的世内存在者在此在的世界中被揭示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两个结构：被解释者的作为结构（as-structure）和解释者的先结构（fore-structure）。前者指的是被解释者首先“作为”用具或对此在有利有害之物向此在显现的，总是已经被编织进此在的“为了做”（in-order-to）脉络中；后者指的是，解释奠基在解释者对被解释者的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先行掌握之上，偏见是解释的出发点，也就是说，不存在所谓中立、客观的解释。而这两种结构都奠基于此在生活的公共世界的因缘整体性之上。因此，理解在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含义可以总结为：在一个世界的因缘整体性之中，被解释者通过其自身的作为结构在此在的先结构中被揭示出来。
（二）真理：存在者在自我同一性中的显示
海德格尔在论及解释时强调，“解释并非把一种‘含义’抛到赤裸裸的现成事物头上，并不是给它贴上一种价值”，相反，解释是显现，是被解释者以其自身所是在此在的因缘整体中显现，是相对具体的解释者而言的。这一观点可以被看作对海德格尔现象学方法的总结，也是海德格尔真理观的体现。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真理的讨论是从对符合论真理观的批判开始的。这种真理观认为真理以命题（判断）的形式呈现，真理是否为真取决于命题与它的判断对象是否符合，真理本质上是对物的肖似（adaequatio）。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真理观实际上混淆了“判断活动这种实在的心理过程和判断之所云这种观念上的内容”。这种被海德格尔称作流俗的真理观念的真理观遮蔽了存在论上真理的源始现象。但海德格尔并不将其作为无用的错误而丢弃，相反，海德格尔在分析生存论意义上的真理源始现象后，试图说明源始的真理现象自我遮蔽并使得流俗的真理观念成为人们对真理首先的认识的必然性——这与他在两种“看”的问题上的思路是如出一辙的。
对海德格尔来说，最原初的并不是命题这个现成在手之物，而是道出命题（asserting）这个行为。道出命题本身是“向着存在着的物本身的一种存在......这种道出命题的存在揭示了它向之而至的存在者”。海德格尔举了一个例子，“墙上的像歪了”，在流俗的真理观看来，这句话是真理是因为这个命题符合现实情况，即墙上的画像确实歪了；但在现象学真理观看来，这句话是真理是因为道出这个命题的行为使得歪了的画像这个存在者“让人看见”，以其自身向此在显示。对海德格尔来说，“证实意味着：存在者在自我同一性中显示......一个命题是真的，就意味着：它就存在者本身揭示存在者.......命题的真在（Being-true）必须理解为揭示着的存在。”在这里，“自我同一性”体现为：命题并不“表象”着什么别的东西，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可以与现实相符合的命题内容，因为在命题中存在者在以其自身所是直接向此在显现。
如前文所言，揭示是此在的基本存在方式，无论是循视着的操劳还是对在手之物的看都揭示着世内存在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此在在真理中，因为世内存在者的揭示状态奠基于世界的展开状态（disclosedness），而此在在其生存论建构中就包含了展开状态。但此在还具有另一个看似与之矛盾的性质，即此在在不真中。因为此在的生存论建构中同时还包含了沉沦：理解在常人之中的消散就意味着它被一种公共的解释方式统治了，真理也随之被闲言、好奇和两可遮蔽了。对海德格尔来说，“此在在真理中”和“此在在不真中”这两个命题在源始意义上是同构的：“只因为世内存在者一向已随着此在得到解释，这类存在者作为可能的世内照面（encounterable）的东西才是遮蔽的或伪装的。”
海德格尔在此处悖论性的论述可以在他对上手之物和在手之物的阐释中找到呼应：如果说上手之物的操劳循视的悖论性导致了衍生的对在手之物的认识成为了传统认识论中首要的认识方式，那么真理的源始现象的悖论性则导致了作为展开状态的衍生变式的符合论真理观首先映入此在的眼帘。海德格尔认为，道出的命题原本是一个上手之物，作为解释着的命题与上手或在手的存在者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本身，由于源始真理现象的自我遮蔽，获得了现成性质。于是，某物的被揭示状态变成了现成的一致性，联系的两个关系项，即命题和存在者也被我们理解成了现成的东西，于是这种联系就变成了“两个现成的东西的符合”，符合论的真理观也就应运而生了。
对海德格尔来说，真理的源始现象就是世内存在者在此在的揭示活动中在其自我同一性中向此在显示，这种显示同时伴随着遮蔽。可以看到，生存论现象学中解释与真理都指向同一过程，即存在者向此在显现的过程。对海德格尔来说，解释并不是费尽心思地抵达真理的过程，因为前意向性的原初理解-解释本身就伴随着真理的自我显示。如果说传统解释学和现象学都关注“如何”（How）的问题，那传统解释学研究的是一个主体如何（使用某种方法）通过解释通达一个外在于他的存在者的真理，而现象学关心的是存在者的真理如何（在何种先验条件下）显现。
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
（一）从世界到语言：伽达默尔对生存论现象学的解释学改写
伽达默尔的真理观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生存论现象学的成果。但两者在理解对象上存在差异：生存论现象学关注的是此在在公共世界中操劳的过程中揭示的世内存在者（尤其是此在的用具），而哲学解释学的关注的则是艺术作品、文化传统等历史中的解释对象。因此，“世界”这个生存论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在哲学解释学中被“语言”替代了。
“人在语言中存在”这一命题在可以被看作是“此在在世存在”这一命题在解释学中的发展。对伽达默尔来说，我们的思维寓于语言之中。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独立于语言的自我意识，更不能把语言作为工具去看待，因为任何对语言的思考都已经落入了语言之中。就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言，学语言不是使用一种早已存在的工具去标记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世界，而恰恰是熟悉世界的过程本身，因为“语言的实际存在就在它所说的东西里面”，一种语言背后就是一整个公共世界，是一整个民族的历史。
对传统哲学家来说，我们是先有一个明确清晰的感知（perception），再用我们的知识结构、主观价值附着在这个经验之上；但对伽达默尔来说，任何感知经验总是已经包含了某种语言的向度，因为人总是已经被抛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之中，这构成了他能够经验的方向性，即前理解。只有基于前理解，解释者才能以某种方式向世界展开，经验到某物。海德格尔的作为结构和先结构被伽达默尔整合成了前理解这个概念。与传统解释学试图克服偏见达到对文本的某种客观性认识（传统解释学意义上的“真理”）相反，对伽达默尔来说，正是偏见（前理解）使得解释是可能的，使得真理是可能的。
哲学解释学从公共世界转向了语言本体论，此在通达真理的方式也从揭示着的操劳活动转向了永无止境的对话。“语言的现实性在于对话”，语言的两个重要特征，无主体性和普遍性都是通过对话呈现出来的。伽达默尔对语言无主体性的讨论是从对游戏的讨论开始的：对伽达默尔来说，游戏是“把正在游戏的人的主观性也包括进去的一整个动态的类”，在游戏中，优先的不是游戏者的主观态度，而是作为共识的游戏规则，是游戏本身作为一种运动的构成，“这种运动就像无意识的目的论把个人的态度纳入自己的运动中”。在游戏之中，一个独立的主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狂喜状态下的自我忘却，是超越自己的自由浮动（elevation）。
毫无疑问，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游戏：“语言的生命就在于不断深入进行从我们刚刚学会讲话就开始的游戏活动。”真正的对话不是两个孤立、互相隔绝的主体之间努力地达到彼此，也不是双方按照计划进行有序的说话；相反，对话在一开始就奠基于双方的共同经验、共同理解之上，对话进行的过程就像游戏一样是不可预料的。对话在根本上优先于对话者，会依据某种超出对话者主观态度的目的论开展出新的内容。伽达默尔尤其强调与过去的文本对话：对伽达默尔来说，过去的文本绝不是僵死的语词，而总是给解释者提出的问题作出新的解答，并对解释者提出新的问题，理解一个文本就是在与文本的对话中理解自己。
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的普遍性体现在对话内部的无限性，即任何对话（问答）都是无穷尽的，都具有某个一个面向未来的敞开性。在对话过程中，对话双方都克服了自身的个别性，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普遍性之中，这就是视域融合的概念：解释活动并不是解释者努力消除自己的世界（偏见），跳入被解释对象的世界之中；相反，解释活动是解释者所处的世界与被解释者携带的世界的融合，是两种语言的对话，在这样一种交流中，一个包容了历史和现代的整体视域得以生成。我们的前理解得到更新，而这一个新的前理解会在下一个解释活动中继续得到更新，这就是存在论层面的解释学循环。
通过引入了对话-视域融合-解释学循环的维度，伽达默尔发展了海德格尔将真理问题理解成此在对世内存在者单方面的揭示的真理观。视域融合是现象学-存在论意义上的先验结构，贯穿于一切具体解释之中：通过对话，被解释者以其自身所是向解释者显现，解释者在解释活动中理解自身——无主体的对话最终并没有让双方消失，反而使双方在更高的普遍性中返回其自身。如果说海德格尔是通过对此在在世存在的现象学分析来解决世内存在者如何显现的问题的，那伽达默尔则通过对语言-对话的讨论进一步解决了历史中的解释对象的显现问题。
（二）重新理解艺术与历史
如果说海德格尔对真理的讨论旨在澄清符合论真理观对真理源始现象的遮蔽，那么伽达默尔的目标就是揭示作为异化经验的审美判断和历史科学对人与艺术和历史的原初经验的遮蔽。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异化”指的就是被解释者被当作被专题化把握的、现成在手的客体把握，由此解释者与被解释者的内在联系被切断。在艺术问题上，体现为人们把艺术作品作为一个审美判断的对象，将自己的价值判断附着在其之上；在历史问题上，就体现为历史研究者总是试图追求某种历史解释的客观性，试图追求在某个处于民族历史之外的客观视点对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在这里，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对真理源始现象的自我遮蔽的观点：正因为艺术作品和历史事件所携带的一整个世界的生活经验已经消失，并融入了我们的前理解之中，我们与它们的关系才从无主体的、无穷尽的对话异化为主体对客体的有限的研究。
对伽达默尔来说，艺术和历史的真理源始现象是前专题化、前对象化的，属于超越了所有个体意识的语言的解释学整体。我们不是首先用某种艺术评价眼光或理论看待一个艺术品，相反，在理论态度产生前，我们和艺术品之间就已经发生了某种底层经验的相遇。这种底层经验是语言性的、历史性，归根结底是民族性的。解释艺术作品的真理源始现象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共同理解之上，我们与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生活经验发生共鸣，发生对话，实现视域融合。同样，历史对伽达默尔而言也不是使用特定历史研究方法去考察的对象。因为历史构成了我们解释的前理解，使得具体的解释得以可能，并规定了我们解释的方向性，就其本质而言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一方面，我们的意识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当下的一切理解都奠基于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历史通过参与我们当下的解释活动介入了当代，并在解释中自我更新。对伽达默尔来说，历史的真理只可能在历史之中，在历史之中的无穷尽的对话和解释中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