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文章推介|钮维敢、杜浩如:“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遭遇的美国冷战思维挑战

文摘   2024-07-24 09:37   宁夏  

政治

“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遭遇的美国冷战思维挑战

作者:钮维敢,男,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冷战遗留问题与中国外交;杜浩如,女,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外交。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拉美地区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拉美国家的广泛认同。然而美国秉持冷战思维,在宏观上遏阻、在中观上袭扰、在微观上攻剿中拉共建“一带一路”,使得拉美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徘徊。从历史继承性和现实异变性两方面的原因分析,认为中美拉的文化基因存在差异,美国重拾门罗主义并受冷战经验的误导,将中拉经贸合作视作美拉安全的重大威胁,秉持“西方中心论”激化中美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的矛盾,多方位对中国进行遏制,以维护其霸权地位。面对美国的围追堵截,中国应继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强化中拉经贸联系,共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从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破除西方“普世价值”的威权,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与认同,以合作共赢为导向灵活处理中美拉三边关系,以“一带一路”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一带一路”;拉美地区;冷战思维;美国霸权













一、引言

2018年1月,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带一路”的特别声明》,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下简称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也是“一带一路”合作不可缺少的伙伴,这标志着拉美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认同[1]。目前,已有22个拉美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及债权国,拉美也是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仅次于亚洲,是企业开展国际工程承包的重要市场之一。为推进“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的建设,中国提出了“1+3+6”实施方案,并着力打造“3×3”合作新模式。据统计,2021年中拉贸易总额为4515.9亿美元,同比增长41.1%,截至2021年底,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2371.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524亿美元[2]。2023年,中拉贸易额突破4890亿美元[3]。可以说,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巨大潜力和前景。

然而,美国一直将“拉美”视为自身势力范围,拉美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引起了美国的过度解读。2024年1月18日,美新周刊的报道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年间,中拉经贸合作显著上升,相较美国,中国在南美的贸易领先优势约为1000亿美元,并带来了额外的影响力——2023年中国与乌拉圭和哥伦比亚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而后者是美国的盟友[4]。该报道指出,中国利用了美国的缺席,用基础设施支出巩固了其作为南美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的地位,无视了中国国内经济放缓和美国对债务陷阱外交的警告,因而中国的影响力早已不能简单地用贸易去衡量,中国的举措反映了其勃勃野心。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美国仍然秉持冷战思维,对“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的实践进行干涉、阻挠,同时制订替代方案阻遏“一带一路”,并通过破坏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对拉美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干预,以破坏“一带一路”在该地区的建设。面对美国的频频施压,中国应当如何认识、妥善处理、缓和中美拉三者关系中的美国冷战思维理路,成为亟需厘清的问题。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对拉美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认识

当世界公共产品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失衡时,当美国不愿、欧洲无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时,中国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及时提供了全球性的公共产品[5]。“一带一路”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以“开放、绿色、廉洁”为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以期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之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平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6]。尽管这一倡议源于中国,但其顺应历史、基于现实、开创未来,属于世界人民。倡议提出至今,未曾有“文明优越论”与扩大“势力范围”的意图与行动。中国秉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吸收、借鉴各国优秀文化,从未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而且坚决反对种族歧视与文明优劣。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结伴”但不结盟,与沿线各国始终保持友好往来,不参与、不干涉他国内政外交。中国不是自私自利,相反,在新冠疫情期间多次无偿支援困难国家,此外,还在国企、央企参与的“一带一路”项目上酌情让利,以扶持、稳定当地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

美国主流学界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造成冲击。有美国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类比于“马歇尔计划”,认为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抗衡美国的亚太战略,将“美国的亚太”逐步转变为“中国的周边”,同时以经济合作为先导,继续拉拢美国的盟友伙伴,瓦解美国势力,改变地区秩序[7]53;中国有选择性地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行为或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于维持美国霸权体系的示范效应[8]56;中国是单极格局幻想的重大阻碍而仅凭美国的力量已无法消除[9]10;并更进一步担忧“一带一路”倡议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和规范造成冲击,成为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的基础[10]。美国主流学界对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拉美地区持负面认知,主张对此采取“有限合作+竞争”的政策,认为中国将借助这一举措扩展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削弱美国在拉美的传统优势,并威胁美国的地区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11]81。2017 年,美国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指出,中国将利用国有投资和贷款等经济手段把拉美带入中国轨道,同时利用军事手段扩大对该地区的渗透,影响美国在拉美的绝对安全[12]

三、美国对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冷战思维外交

(一)在宏观上遏阻

1.经济遏制

美国对中国的经贸遏制政策主要包括提供高额产业补贴、对华征收高额关税、高科技打压、联合所谓高质量盟友孤立中国等方面[13]59。这些单边施加贸易保护的政策,制约了中国的正常经济发展,影响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正常贸易往来,宏观上阻碍了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进一步贸易投资。

美国对重点产业进行高额产业补贴。美国出台的《2022 年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提供高达760亿美元的补贴鼓励半导体企业在美国投资,并规定受美国政府补贴的公司10年内禁止在中国扩大或升级先进芯片产能,公然对中国的芯片、5G 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进行遏制[14]。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特朗普政府频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2018 年,美国连续四次发布对华征收高额关税清单的制裁措施,对中国出口的约3620 亿美元商品分别加征了25%及7.5%两档关税,对中国整体关税比之前提高了近4倍[15]40。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对华高关税政策[16]23。在科技领域,美国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限制中国科技进步,巩固自身在全球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在科技领域对华试图施行全面脱钩政策。2019 年5 月,美国以“科技网络安全”为由,将华为公司及其70 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17]。而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树立“小院高墙”,积极推动实现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组成“芯片四方联盟”,收紧对华多边半导体出口管制。中国在全球范围参与的计算机和电信领域都一定程度上依赖美国的技术,但由于美国政府强化掣肘中国,这些技术被急剧收紧[18]143。2022 年,美国政府要求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停止向中国公司供应14纳米及更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还限制外国存储芯片制造企业提供相关设备给中国工厂[19]4。此外,美国通过渲染中国对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供应链的“威胁”,拉拢盟友排挤中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形成了由美日印澳组成的“四国同盟”,负责在外交、经济、科技等领域遏制中国。拜登政府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并与其他成员国进行了多次会晤与谈判。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美国通过提出替代性方案进行恶性竞争。2020 年1 月28 日,在美国一场关于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研讨会上,与会人员指出“数字丝绸之路”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重建全球秩序的核心部分之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决策者与企业应考虑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方案替代该倡议,限制中国扩大影响力[20]。在2021年6月举行的G7峰会上,美国提出了“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B3W)“替代”“一带一路”倡议,称将提供超40 万亿美元投融资支持,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计划的“试点”项目多位于拉美和非洲地区。同时表明B3W 将在全球气候、健康、数字技术及性别平等具有显著“国际规则制定”意义的全球性议题上加强与各国的合作,同中国展开竞争[21]50-51。2022 年6 月,G7 又提出了“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GII),称将集资6000 亿美元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来自美国的资金援助约占1/3[22]。该计划无疑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遏制。2023 年G20 峰会期间,拜登曾宣布未来将打造西方版“一带一路”,即“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根据《谅解备忘录》,IMEC 预计由两条独立走廊组成,东部走廊连接印度和波斯湾,北部走廊连接波斯湾和欧洲,利用港口和铁路连接南亚、中东和欧洲[23]。这表明了美国想要效仿、抗衡“一带一路”的意图。

2.政治排挤

美国拜登政府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应当加大投资以提高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利用国家力量的所有要素超越战略竞争对手,并利用外交手段建立最强大的联盟,增强美国在塑造全球战略环境和解决共同挑战方面的集体影响力,为战略竞争时代做好准备[24]11。该战略认为,美国面临的最紧迫的战略挑战是那些将威权统治与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比如中国,而且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图,也越发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该战略进一步提出,美国将采取双轨并行的方式加强国际合作,一是美国与任何愿意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建设性地应对共同挑战的国家(包括竞争对手)合作,并加强国际机构建设;二是深化与作为联盟核心的民主国家的合作,建立有弹性、相互促进的关系体系,证明民主国家能让世界和人民获益。这样,美国一方面构陷中国是威权统治与修正主义外交结合的国家,企图将中国置于世界的对立面,一方面宣称加入美国的“民主阵营”才是正义之举。可见,美国延续了冷战思维,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当然,美国也认为中美之间需要进行合作以应对全球危机,但中国必须遵循现有的国际秩序规则,而美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还是联盟核心的“民主国家”,并鼓吹自身的“民主方案”才是面对时代挑战的最优解。总体上,美国高度重视与印度——太平洋、与欧洲的“民主”盟友和伙伴间在技术、贸易、安全等领域的缔结组织,扩大并深化跨大西洋纽带以维系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共同的利益和历史渊源,积极推动亚太联盟“北约化”、北约联盟“印太化”、军事联盟“全域化”、盟友“全球一体化”,在台湾地区、南海地区加大对华博弈力度,达到联合盟友孤立中国的目的。

3.舆论诋讦

美国通过长期占据的国际话语优势,将自身的文化与价值观念融入国际公共话语,通过国内外话语制衡建立话语共识,阻止潜在挑战[25]91-92。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在舆论上抹黑中国,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将中国的对外政策歪曲为“锐实力”,认为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26]10。在意识形态上攻击中国,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重点之一。美国认为,中国将威权主义与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结合,输出一种不自由的国际秩序模式,破坏了他国的民主政治进程[24]8。美国还刻意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负面评价,美国《环球时报》报道“一带一路”的文章中时常出现war、military等与军事战争相关的词语,显然是无端猜测,有失偏颇[27]86-88

美国通过以上妖魔化中国的手段,企图将中国置于世界的对立面,正是其秉持冷战思维的表现。这将导致拉美国家对中国抱有疑虑,不敢靠近中国,对中国在拉美地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不良影响。

(二)在中观上袭扰

1.制订替代性计划作为对冲战略

2019 年12 月,美国推出“美洲增长”计划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冲战略。首先,美国攻讦“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在该计划中反复提及,如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安全、良政、私企参与等原则[28]25-26。其次,该计划将合作从能源扩展到包括数字联通和网络安全的所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将拉美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合作纳入“美洲增长”计划,将“数字互联互通与网络安全伙伴关系计划”(DCCP)扩展至拉美地区,并由美国进出口银行等部门提供融资或贷款担保[29]71。再次,该计划同样将能源、基础设施作为合作重心。此外,美国同样采取与相关国家签署合作协议的方式,同智利、阿根廷等国家签署《谅解备忘录》。由此,“美洲增长”计划实为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地区延伸的对冲性回应,具有很强的排他性。2022年,拜登政府举办的第九届美洲峰会推出“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倡议(APEP),类似于“印太经济框架”的拉美版,提出美国将增加在美洲的经济参与,设定“二选一”规则排斥域外大国介入拉美,尤其排斥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高速发展[30]50。2023年美国同11 个拉美国家代表进行线上会议,积极促进APEP 倡议落地。2023 年9 月,美国启动由美洲开发银行参与实施的“美洲投资促进计划”,致力于使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美国企业更具竞争力。时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的唐·格雷夫斯(Don Graves)在启动仪式上提出,许多国家将美国企业作为首选合作伙伴,特别是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卫生和气候、智能型农业等未来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域上[31],也恰好是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地区开展实践的重点领域。

2.阻碍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

美国通过分化拉美国家,加强对拉美地区的掌控,阻碍外部势力与拉美国家的整体对接,客观上妨碍了“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的实践。当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包含美国时,美国采取积极的态度,将之视为维护霸权利益的工具;当这一进程不包含美国时,部分拉美国家联合后地区整体实力与美国的差距缩小,或将削弱美国对该地区的影响,美国就会采取一定程度的压制措施。19世纪末至二战前,美国通过侵略、干涉等行为逐渐控制拉美小国,在此期间创立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并于1948年更名为美洲国家组织(OAS),并通过不断巩固这一泛美体系加强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掌控,实质上阻碍了拉美区域国家间的合作。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设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方式,对干扰拉美地区一体化作出了许多尝试,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根据自身利益针对不同的地区联盟采取不同的态度。20世纪50 年代至今,受到内政与域外大国势力的影响,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经历了几番“潮起潮落”,其实践具有不稳定性。冷战后,拉美地区的一体化是多样的,有美国主导的全洲性一体化进程(如美洲国家组织);有不包含美国的地区经济政治组织(如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有拉美国家参与的亚太经合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有次地区的组织(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太平洋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南美洲国家联盟)。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具有较强反美色彩,以古巴—委内瑞拉为轴心,主要呼吁加强拉美地区左翼政府间的合作,巩固左翼政权,寻求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因此,美国减少了对该联盟成员国的援助,并采取明确的打压政策。这些成员国的经济状况堪忧,与中国“一带一路”进行合作往往是有心无力,使得中国在一些落后地区的投资援助、信贷债务难以收回,致使推进“一带一路”困难重重。而太平洋联盟是美国主导的霸权制度体系的支持者,该联盟成员相信自由贸易与市场,符合美国扩展自由贸易与民主的需求,因而美国与4 个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较为紧密。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较为复杂,难以与中国形成真正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而南方共同市场、南美洲国家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并非美国霸权制度地位的规则挑战者,美国的态度较为冷淡,并坚持美洲国家组织的首要地位,主张成员国以独立的身份加入美国主导的地区框架,并与之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便从内部分化拉美,逐个击破[32]106-107。这些国家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制衡,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态度上存在不确定性,既想靠近中国,又担忧美国的干预。

3.阻挠中拉合作

美国全方位打压中国在拉美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甚至直接要求秘鲁、智利、巴拿马、多米尼加等国与中国保持距离[33]。2021年美国出台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要求增加美国对拉美的出口额与投资,与中国争夺拉美市场[34]9。美国在拉美地区实行“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等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外包”手段,试图与中国“脱钩”,并在拉美地区打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同盟,实际是强令拉美国家选边站[16]25-26。其中,墨西哥是美国实施“近岸外包”的重要响应者,墨西哥政府计划投资3000亿美元建设一条新铁路物流路线作为“美墨加走廊”,美国投桃报李,2020 年至2021年美国大型公司对墨西哥供应商的投标数量增加了514%[35]58-59

(三)在微观上攻剿

1.在具体项目上进行恶性竞争

美国主导的B3W 计划以拉美地区为首要试点,旨在满足中低收入国家约40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项目已在巴拿马、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国落地[36]。针对中国的5G 信息技术,美国承诺若厄瓜多尔将华为排除在当地5G 网络外,将按协议向其提供35 亿美元贷款。同时,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积极为厄瓜多尔和秘鲁融资建设基站,试图抢占两国的网络基建市场[29]72

针对电缆项目,美国在中国与智利洽谈海底光缆项目期间,许诺将为智利在太平洋海底铺设光缆提供资助,使智利放弃了中国的相关方案,改用日本方案。[37]10针对电力设施建设项目,美国也展开了对华竞争。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在巴西美丽山投资建设“特高压+清洁能源”为特点的美丽山±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于2017 年启动,解决了巴西的电力供应大难题,使巴西电力工业迈入特高压时代,满足了巴西核心地区超2200 万人的用电需求,有效促进当地能源转型和经济绿色发展[38]。美国认为水能、风能、太阳发电难以满足巴西的电力需求,核电作为更高效的清洁能源能更好解决巴西的能源问题,积极推进与巴西的核电伙伴关系,2020年,由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与巴西国有核能公司签署了一项核能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以便开展核能发电的相关合作[39]。目前,巴西政府正考虑于2050年前新建6座核电站。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在拉美的发展势头也较为强劲。哥伦比亚波哥大市拥有中国生产的1400多辆电动巴士,规模居拉美城市之首,并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成为南美洲最具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配件基地[40]。随着中国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比亚迪汽车也已成为北美新能源汽车的领跑者之一[41]。为制衡中国,美国也采取了相应行动加强与墨西哥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合作。2023年,特斯拉公司宣布将在墨西哥蒙特雷市设立价值超过50 亿美元的第三家海外超级工厂,特斯拉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工厂”,预计年产能100万辆[42]

在矿产领域,安第斯山脉的铜、锂等矿产资源丰富,中国在该地区深入开展了矿产能源的合作。2018年中国在玻利维亚承建了碳酸锂厂项目并于2023 年12 月竣工,年生产目标为1.5 万吨[43];中国在秘鲁并购的拉斯邦巴斯铜矿是全球第九大铜矿,精铜矿产量约占全球铜供应量的2%[44];中国与法国企业共同投资阿根廷Centenario-Ratones锂盐湖混凝土工程项目,阿根廷是全球第三大锂金属储量国,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前景下,投资阿根廷锂矿资源成为热点[45]。而美国也关注到中国在南美洲频频展开的矿产合作,美新周刊称拉美已成为美国、欧洲和中国争夺矿产的新战场[4]。也有专家指出美国应确立自身优势领域并展示竞争优势,以阻止这些矿产储备丰富的拉美国家同中国合作[46]

2.在拉美相关事务上抹黑中国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篇报告提出,中国通过软实力参与和安全援助在拉美地区宣传其威权治理模式,并通过提供经济和外交掩护来保护正在经历民主倒退的政权[47]。美国认为中国支持包括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在内的独裁政府,扮演了“民粹主义的孵化器”,成为这些反民主政权的合作伙伴[48]。在科技领域,美国为干扰中拉5G 合作,其政府高官及多位驻拉美国家大使炒作“中国科技威胁论”,污蔑华为公司、中兴通讯公司生产的设备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指责相关公司受到中国政府操纵,将给当地公民带来风险,甚至直接逼迫智利、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中止与华为的合作[29]71。环境问题也是美国媒体指责的重点。中阿最大的在建项目之一——阿根廷吉塞水电站项目,兼顾环保与效能,建成后将缓解阿根廷能源短缺问题,每年将节省约11 亿美元的进口燃油外汇。然而自水电站开工以来,西方媒体就刻意歪曲事实,持续渲染该工程将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49]

四、“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遭遇美国冷战思维挑战的原因

(一)历史继承性

1.中国、美国和拉美国家在文化基因的差异

美国是当代西方文明的代表,而普世主义是其本性,这一主义根源于对上帝的信仰、西方中心主义、“白人的责任”等[50]32-33。普世主义坚信,作为包含了人类最进步、最高级、最能体现现代性思想的文明,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与文化[51]358。美国受其影响,常常将自身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才能拯救人类,借此扩展势力范围,输出价值观。受基督教文化对异教徒排斥的影响,西方文明总体上难以容忍“异己”,通过不断树立敌人的方式消灭“异己”。此外,美国的基因里包含了极强的扩张性,对印第安人进行土地掠夺,19 世纪40 年代吞并得克萨斯,19 世纪40—70 年代对中国、日本、夏威夷群岛等进行不同程度的军事行动,以及对拉美地区的常年军事入侵等都能印证。这些扩张取得的收益让美国更热衷于使输出价值观与势力扩张齐头并进,“拯救世界”。在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美国冷战战略体系得以建立、发展,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是其重点,并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强化。美国通过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将世界贸易相连;通过积极构建多边主义机制性合作,追求霸权利益最大化;通过安全捆绑,将西方世界嵌套在同一阵营之下;通过树立民主共同体的集体身份,寻求认同以建立广泛的同盟并传播其价值观;最重要的是通过在各国间牵线搭桥与提供便利,确立美国对这些国际秩序的主导[50]26-30。冷战结束后,世界从两极格局变为美国“单极”超强,美国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西方文明、体制的胜利,而没有传统大国的安全威胁与权力竞争、国际力量的严重失衡给予了美国追求扩张、发扬普世主义和推行美国体系的机遇。

中国的文化根基是华夏文明即中华文明,以礼乐为制度。纵观历史,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各种学说百花齐放,虽主张各不相同,但都追求天下太平、“和合共生”[52]5。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2023 年3 月15 日,习近平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53]。中国认为,任何形式的“文明优越论”都是不可取的,世界文明应当以共存为前提,相互包容、互鉴共进。

关于拉美文明的起点,学界未形成统一意见,但较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拉美文明是以印第安文明、伊比利亚文明和非洲文明为主体,加入其他欧洲文明和亚洲文明而成的混合文明,其中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54]129。由于欧洲大国长期的征服和殖民活动,拉美深受欧洲天主教宗教文化的影响,本土文明(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等)遭到破坏。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著主义思潮的兴起,拉美开始对盲目效仿欧洲文化进行反思,发展出吸收外部优秀文化并继承印第安文化遗产的新的民族文化。二战后,美国文化在拉美地区取得支配地位,同时欧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也更加深刻地影响拉美地区。作为欧洲大国和美国的“势力范围”,拉美国家的社会体系的架构与经济的发展往往被这些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裹挟,在霸权下成长。尽管拉美国家自20 世纪30年代开始有意识地寻求自主发展的道路,但拉美地区整体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拉美文明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集合体,具有自己的特性,但发展不彻底、不平衡,各国间存在不小差异,仍然与西方文明属于同一文化圈。总体上拉美人民对西方文化具有较强认同感。

由此可见,中美拉三者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各国(包括其西方盟友)都有各自的利益考量以及独特的文化与历史经验,因而拉美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必然不同于美国,这是中拉关系在未来可能得以强化的基础。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文化协同发展;拉美希望通过反思与革新摆脱发展困境,吸取更多优秀文化的长处,这与中国不谋而合;但美国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其扩张性,并认为不同于美国的民主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与其说矛盾难以调和,不如说是美国单方面的敌视与偏见造成了争斗。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大、扩张和传播,信奉它的人民容易产生出“不朽的幻想”,确信这种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然而普世文明终究是泡影,虽然人类存在基础道德层面的普世联系,但是文化的多元性是历史的必然。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是世界不同文明更高层次的交织融合。

2.美国对拉美战略的延续

美国对拉政策体现了很强的“排他性”,具体表现在美国对拉美地区的霸权控制和对中国进入拉美市场的排斥与恶性竞争。

拉美地区苦于“门罗主义”久矣。“门罗主义”主要包含了“文明等级论”意识和“势力范围”思维两个核心,门罗主义的精神从“美洲人的美洲”转向“美国人的美洲”,而后超越西半球的空间限制,演变为“美国人的世界”[55]61。美国也从美洲的大国变为西半球霸主,再进阶为世界超级大国,享有全球霸权地位。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正当性”基础是民主与人权,认为美国更能代表该国人民的意志与利益,以至于美国需要作为大家长对他国政权进行监护与保护[56]54

在转向“美国人的美洲”阶段,美国采用门罗主义的目标是将域外大国势力从地理和意识形态上排除在西半球以外[57]52。20 世纪初,美国通过“罗斯福推论”政策获得了武装干预拉美内政以保障自身利益的“权力”,先后军事占领古巴、尼加拉瓜、多米尼加等拉美国家,使门罗主义由防御性转为进攻性。而后以该政策为后盾施行“金元外交”,使支持美国的资本力量快速占据拉美金融市场。美国以防止区域外部干涉为名,先后排挤英国、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大国在西半球的势力,护持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对拉政策从领土扩张转向经济控制与内政外交的操控。

在转向“美国人的世界”阶段,门罗主义的内涵发生了一定变化。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承接了大英帝国的“普世原则”,认为门罗主义应作为世界性原则适用于各国,成为“普世性—人道主义的世界法”[58]39。门罗主义打破了美洲地域的限制,转变为超越国界的干涉主义。在冷战时期,门罗主义将矛头瞄准了共产主义,美国不惜在拉美地区发动一系列颠覆左翼政权、扶持右翼政权上台的行为。冷战后,西半球的外部威胁消失,门罗主义的区域范围概念失去了现实意义。美国借机突破门罗主义的区域限制,表现为:着力推动拉美地区新自由主义与代议制民主的发展;遏制拉美左翼政党并拉拢右翼政党;加大对域外大国的排斥力度,将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定义为“新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明确要求拉美国家放弃“一带一路”倡议,并提出“美洲增长”计划作为替代方案[28]25。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公报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称中国构成“系统性挑战”,刻意抹黑中国[59]。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曾指责中国与俄罗斯在拉美地区扮演“令人担忧的”角色,并称“拉丁美洲不需要只为本国人民谋利益的新帝国主义列强”,告诫拉美国家要对中国保持警惕,敦促地区大国与美国合作[60]

2013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布斯·克里在演讲中宣布了门罗主义的终结[61],似乎结束了美国对拉美地区近两百年的操控。但随着中国与俄罗斯的“威胁”加剧,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再次提到门罗主义,并将其作为美国正式的外交政策之一,拒绝他国对西半球和美国事务的干预[62]34。显然,过去美国将欧洲大国、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视为西半球与美国的“威胁”,如今重拾门罗主义,将中国与俄罗斯代入了“安全威胁”程式中的替换角色。

3.冷战经验的误导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后依然存在且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任务尚未实现,美国继续以维护本国及后院西半球安全为名,强势介入欧洲、亚太等地区事务,其联盟体系也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联盟是成员国之间有较为一致的意识形态、制度体系而形成的共同体,认知上的一致一旦产生,即使共同体建立时的威胁已经消亡,也可以通过持续的互动合作,树立新的目标而存续[63]18。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需要推动联盟转型,扩大盟友范围并进行目标转变,以维持联盟存续,主导国际秩序。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美国国内存在“接触”和“遏制”两种立场,几经权衡,克林顿政府采取了对华“战略接触”政策,并延续至小布什政府时期,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关系总体上表现为以合作为主、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态势[64]54-56。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美国与盟友间的利益计算更为突出,需要树立新的安全威胁作为战略目标,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区分“敌我”,将与盟友的“内部”矛盾转移至外部,树立一个新的“敌人”,维护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在美国对华威胁认知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全面复活冷战话语体系,认为中国将对美国造成“生存性挑战”,拜登政府则认为与中国存在长期竞争而非冲突,希望达成有利于美国的“竞争性共存”[65]2-3。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采取军备竞赛是重要的冷战方式之一。如今,美国以加强军队现代化为名,加大军备投资,并以保护美国与世界安全为名在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等战争中牟取利益,削弱联盟外国家的势力。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进行全球资源争夺与经济竞争;如今,美国采用科技战和贸易战,单方面进行恶性竞争与脱钩,限制中国的高新尖科技研发。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建立北约同盟等方式拉拢盟友,组建资本主义阵营对抗苏联;如今,美国通过在印太和欧洲地区进行广泛的联盟,鼓动传统资本主义强国排挤中国,吸收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加入联盟,并离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孤立中国之心昭然若揭。显然,美国将中国类比为苏联,冷战“胜利”的经验让美国充满信心。

但中国明显不同于苏联,中国的理念与实践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引起了发达国家的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几种尝试,第一是将中国改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或是成为类似西方的国家;第二是诱引中国向西方靠拢,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防止中国成为下一个“苏联”;第三是围堵与遏制中国,阻止中国过快崛起进而挑战西方霸权[66]55。三种方式都收效甚微,中国始终坚持自身的发展道路,极具智慧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迫使美国同中国保持在竞争中合作,这也是中国破局的关键。尽管美国秉持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看待中国,但中国始终反对各种形式的“新冷战”,反对阵营对抗,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和谐共处,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贡献[67]

(二)现实异变性

1.视中拉合作为美国安全的威胁

(1)拉美地区出现“新粉红浪潮”

拉美地区长期受到左右政治钟摆问题的困扰,拉美左翼政党主要倾向政治、经济、安全等多维度的一体化模式,而右翼政党主要倾向自由主义的经济一体化模式。在经历短暂的右翼政党相对占优,各国政治周期不一致导致左右翼一体化模式互斥的混乱阶段后,拉美地区重新回归由左翼政党集体执政的政治生态中,区域一体化走上正轨,大幅促进了地区关系良性发展。同时,由21世纪初“粉红浪潮”时期确立的南方共同市场、南美洲国家联盟、拉共体三大重要支柱重新成为地区一体化的基本框架。除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外,大部分拉美国家经济体量偏小,拉美地区也不是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地带,只有凝聚为区域共同体,才能增强国际话语权。深化地区合作、实现集体自主日益成为拉美国家的共同愿景,对拉美左翼势力来说更是如此[68]55。其中,以卢拉为代表的温和务实的左翼势力重新执掌巴西,其积极与拉美右翼政府展开对话,化解双方分歧,为拉美地区一体化提供了积极引导。但随着阿根廷新一届总统选举结束,中左翼政党“正义党”政治家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卸任总统一职,极右翼选举联盟“自由前进党”候选人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就任,阿根廷的未来局势如何暂未可知,对区域一体化建设或将带来负面影响。总体而言,拉美国家的集体左转为中拉合作迈上新台阶提供了重要机遇。

(2)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剧增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友好扶持政策,中拉经贸联系显著加强,促进对华关系正向发展已成为拉美众多国家的外交优先事宜。拉美处于工业化或再工业化的关键期,尽管矿产资源丰富,但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较大空缺,高额的运输成本限制了拉美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在高铁、港口、桥梁、水电站、供排水体系等基础设施方面具有高性价比、产能先进的显著优势,中拉在经济发展上存在诸多契合之处[69]。“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有22个拉美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其他国家也在逐步与中国展开贸易往来。尽管委内瑞拉经济过度依赖石油产业,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较大且连番遭遇国内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美国的孤立与制裁,经济走向崩溃,中国与委内瑞拉贸易受到影响,但其他拉美国家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1)。中拉贸易总额2021年首次突破4500亿美元[2],2022年再创新高,达4857.9亿美元[70],2023年,中拉贸易额突破4890亿美元[3]

图1 拉美六国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趋势

在中拉金融合作领域,中国与巴西签署了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两国贸易首次实现人民币全流程闭环交易;阿根廷宣布在进口中国商品贸易时使用人民币结算;玻利维亚联合银行正式启动人民币交易业务[71]。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进程,也对美元在拉美地区的长期统治造成了一定冲击。在具体项目上,中巴美丽山输电工程,提供了1.6 万个就业岗位,解决了巴西远距离电力输送的难题[72]。中古蚕桑合作项目的成功使古巴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蚕桑科研与生产基地,成为古巴支柱产业之一,提供了多个就业岗位[73]。由中国中设集团在乌拉圭总承包的500 千伏输变电环网闭合项目将为该国打造更优质的全国输电网,促进乌拉圭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74]

总体上,拉美国家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吸引外资投资建厂,完善自身产业结构,促进“再工业化”进程,实现国家繁荣富强;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缓解通货膨胀,借助外力制衡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赢得自主发展的机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走向世界,加强与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外交往来,增强国际地位与国际话语权。

2.价值观对立和意识形态矛盾

(1)西方价值观唯我独尊的排他性

美国常将自身意识形态强加给他国,在经济上鼓吹自由化、市场化与私有化,在政治上推行资本主义宪政与“三权分立”,在文化上散播绝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将民主法治的内涵绝对化,将美国利益等同于世界利益。美国积极推行价值观外交,在经贸、科技和安全等领域注入意识形态色彩,并推动“全球民主峰会”,为中美竞争构建“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65]5。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给资本主义提供了所谓制度优越性的“实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成熟、最先进的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终点,而苏联解体成了这种论调的有力证明;同时独特的理性主义传统支撑这种优越性并使之不被超越[75]34。冷战的经验发展了西方中心主义,使其秉持零和思维,坚定地排斥异己。但马克思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固有弊端,最后得出其必然灭亡的结论,显然不符合“西方中心论”者的观点。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的根基在于,一个国家强大了就会采取战争等方式推翻现有秩序;同时,美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可能会挑起国际风险[76]134。美国或许进一步担忧,若放任中国获得与美国平分秋色的国际地位,社会主义政党将再次崛起,冲击美国为首的资本集团,因而必须警惕中国并防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尽管美国宣扬“普世价值”,但是在实践上却进行“变通解释”,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就会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资本主义单极化、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利己性突显。然而,中国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是“共同体”思维,是对“中心论”这一思维定式的冲击,强调文明由区分优劣、冲突对抗和单一化走向交流、互鉴和多元化。习近平指出,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77]。“一带一路”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实践,其越成功,越对“西方中心论”造成冲击,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唯一形态的说辞就站不住脚,这不符合美国私利。因此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美国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对中国“和平演变”失败

冷战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未来仍然心存幻想,促使中国西化,长期坚持对华接触政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积极支持中国加入WTO;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于2001 年10 月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朋友,此外还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概念[78]42;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重要合作机制,并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谈判,尽管这份协议最终没有实质成果,但也表明了当时双方积极的合作意向。美国还通过输出文化产业和舆论引导的手段,尝试从中国内部改变中国人民的价值和信仰。这表明,美国试图通过内外夹击的方式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并潜移默化地引导中国向西方靠拢,进行政治“西化”。然而,中国不受西方国家的干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使美国不得不放弃“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转而对华采取强硬的遏制手段。

3.权力之争

(1)美国担忧中国快速崛起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的战略,美国国内两党一致认同中国是当前最大威胁。当美国害怕正在崛起的对手占据优势时,往往会先发制人地发起攻击来削弱对手的增长[79]2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就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发表讲话,认为美国当前正面临四个根本性挑战,其中三个与中国相关。第一是美国的工业基础被掏空,整个战略产品的供应链以及制造这些产品的产业和就业岗位都转移到了海外,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部门进一步萎缩;第二是美国需要适应一个以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为特征的新环境,中国这一庞大的非市场经济体对国际经济秩序构成严重挑战,对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以及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关键产业的持续性补贴,使美国失去了制造业;第三是美国面临着不平等的挑战及其对民主的损害,美国没能充分预测和解决所谓的“中国冲击”对美国国内制造业造成的深远影响,导致美国国内民主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基础遭到侵蚀[80]

以上讲话表明:美国将自身面临挑战的重要原因归咎于中国,认为中国没能遵守其制定的规则维护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国家力量造成了很多关键行业的不平衡竞争,并破坏了美国制造业以致于损害了美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使中产阶级失去地位,穷人越穷、富人愈富,让美国国内的民主难以保证。

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是美国的朋友,但非美式民主、独裁体制的国家,却未必是美国要改造、抨击的目标,敌友的划定是根据美国护持与扩张霸权的战略诉求决定的。比如1934年美国支持索摩查·加西亚发动政变,推翻尼加拉瓜民族独立领袖桑地诺政府,并支持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持续40 余年的独裁统治;1973 年美国支持智利军阀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智利民选总统、实行独裁统治等。历史表明,许多与美国关系疏远的民选总统是被美国想方设法颠覆的。美国的对外政策包含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工具。现实主义以国家利益为本,以大国的实力对比、平衡、变化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轴。而理想主义则以宣扬“普世价值”为目的,并使之成为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及考量标准。二者中,理想主义不过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一种附加值,现实主义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虽然意识形态不同导致各国外交风格不同、价值衡量不同,但归根到底美国的政策方向还是受国家利益驱使。二战后,尽管日本、德国发展迅速,但最后都受制于美国,美日、美欧的国家意图总体契合,共同受益于现有的国际秩序,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并不担心二者脱离自己的掌控,改写国际规则。但中国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发展迅速且价值观不同于美国。中美两国的国家意图总体背反致使美国容易视中国为“潜在敌手”,中美竞争更易走向恶性博弈[81]53。冷战给资本主义阵营树立了共同的敌人,外部矛盾大于内部矛盾致使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可以被暂时忽略;但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间内部矛盾凸显,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依赖性降低,质疑声增多,美国国内矛盾也在持续增加。美国迫切需要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证明世界需要美国,于是隐晦地沿用冷战方式树立中国这个外部敌人,制造“中国威胁论”,希望团结资本主义阵营共同对抗“外敌”,降低遏制中国发展的成本,争取自身的发展机会。

五、应对冷战思维挑战的建议

(一)完善国内法治建设并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应当加强自身法治建设,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首先,要根据“一带一路”具体实践以及对未来国际贸易趋势的预判,制定、完善国内法律法规,与各国际主体积极磋商订立双边、多边条约。当前的国际法尚不能充分反映文明发展的共同需求,中国对国际法的参与仍不充分,法律在很多情形下还是大国强权的工具[82]311-312。因此,中国应当认清当今世界大国操纵国际法的现实,面对强权政治毫不退缩地维护国家利益,利用国际法促进中国国内民主法治建设,又反向影响部分国际法的适用与发展,通过法律表达中国的价值追求,为中国塑造良好的法治形象。其次,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推动“一带一路”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实现参与主体多样性、平等性、持续性,并兼顾“走出去”与“引进来”,将国际班列、海外仓、内贸发展、多式联运等结合,输出优质产品,吸引外资,实现双赢[83]。中国应通过“一带一路”稳步建立更广泛的经贸合作关系,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并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减少国内经济对某一国家或某几个紧密联系国家的依赖。最后,中国应继续加强多边协作,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强化与拉美国家的经贸联系以提高拉美在中拉贸易中的获得感

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应以拉美国家的实际需求与发展现状为考量,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时制宜,增强中拉贸易联系以提高拉美在中拉贸易中的获得感。针对拉美国家在港口、铁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短板,中国应当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合理规划港口、铁路路线,尽可能辐射更广大的地区。此外,中国企业应当根据各国的资源、环境特性等具体情况,优先投资当地亟需的产业。中国还需要深度挖掘拉美市场,不拘泥于基建与能源领域,不拘泥于大型项目,积极推动“小而美”工程在拉美地区遍地开花,双管齐下,增强中国对当地经济建设的参与度,让中国式关怀走进千家万户。同时,中国应为拉美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提供政策便利,加强两地人民、企业间的联系,缓解拉美地区出口难的问题,切实为拉美人民谋福利。

(三)加强共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以引导相关方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合理认知

中国应当重视对共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建设以增强国际互信,破除拉美国家的疑虑。中国应加强对国内舆论的监管,防止外部势力恶意歪曲事实、煽动人心,影响人民团结。同时,加强对美国和拉美国家重点官媒、重要社交平台、智库报告等不良舆论的监控,并对可能出现的舆论风险进行预测,提前制订应对方案。中国还应当及时回应外部关切的问题,甚至主动邀请外媒走访、报道“一带一路”共建项目,对媒体提出的疑问和合理建议进行整改调查,防止“阴谋论”蔓延。此外,中国应当主动与相关国家的重要官媒展开合作,准确传达中国声音,传递“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与价值,让中国故事走出去,使世界理解中国的文化基因与叙事逻辑,打破美国媒体在拉美地区作为域外大国的话语垄断。同时,中国应当主动设置议题,以美国和拉美国家更容易认同的叙事方式和角度,剖析“一带一路”从经济上为共建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避免美国与拉美国家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解读“一带一路”倡议。

(四)以去伪存真为导向,加强在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的合理化建设

面对美国在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的攻讦,中国应以去伪存真为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沿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进行释义,破除美国“普世价值”的“权威”。美国通过赋予其意识形态唯一真理性,将少数人的利益包装成全人类的利益,给中国打上“反民主”的标签,作为抨击中国的合法来源[84]97。面对美国的诋毁,中国应结合本国历史及现状,讲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源与意义,对自由、民主等观念进行中国式阐述和定义。在讲述本国体制制度与价值观念的同时,理解、汲取他国体制与价值观念的优点,求同存异,共同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之路。中国应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人道主义积极援助需要帮助的国家,通过“一带一路”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建立友好伙伴关系,使中国包容兼蓄的大国形象深入人心,建立广泛的互信。此外,中国应当对美国的污名化进行及时、有力的反击,并警惕美国通过文化艺术、影视娱乐等方式向目标国家的民众鼓吹其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同时对国内影视文化作品进行监督和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为优秀文化作品落地海外提供助力。同时,中国应加强对外文化交流,避免发生以自身文化习惯误解他国行为的情况,也能在建立合作关系时拉近与相关主体的距离、展现诚意。中国应重视与拉美国家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促进国内官媒与拉美国家媒体的相互支持,重视自媒体对民间舆论的积极影响,使拉美人民理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深刻体会“一带一路”为拉美地区建设带来的福祉,明确中国为拉美以及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的真实性。

(五)以促进合作为导向,灵活处理中美拉的大三边关系

中国始终秉持合作共赢的态度,因而在处理中美拉的大三边关系上,应以促进合作为导向,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减少、减轻拉美国家的选择难题。美国一直是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将“一带一路”延伸至拉美地区必然涉及中美拉三边关系。因此,针对美国促使拉美与中国“脱钩”的行为,中国应率先就拉美事务同美国进行积极沟通,完善定期、稳定的中美双方拉美事务磋商机制,共同构建公平合理的经贸准则,以合作为主,减少恶性竞争,促进三方合作公开透明。其次,中国可以适当引导“一带一路”与B3W、PGII、“美洲增长”计划等美国提出的倡议接触,建立三边合作的利益共同体。此外,中国不必总是热衷于独自承担基建项目总体工程,可以适当方式联合美西方企业和当地优质企业共同投资承建大型项目,分摊投资风险,同时,消减西方的猜忌与顾虑。阿苏港天然气综合体(GNA)项目就是中国、巴西、德国、英国等国联合进行能源开发的一次成功尝试[85]

六、结语

“一带一路”是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展的幸福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开辟了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6]。“一带一路”延伸至拉美地区后,为共建国家带来了切实的好处,中国也一跃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及债权国。然而,美国却过度解读和污名化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并进行全方位的阻遏。美国秉持冷战思维,在宏观上通过经济、政治、舆论三个层面排挤中国,唱衰、贬抑“一带一路”倡议,并提出B3W、IMEC 计划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品;在中观上针对拉美地区,制订替代计划作为对冲战略,并以阻碍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方式分化拉美国家,阻挠中拉合作;在微观上通过对具体共建项目进行恶性竞争,与中国争夺拉美市场,并在拉美相关事务上污蔑中国,使拉美国家对与中国的合作充满顾虑。

美国的一系列挑战行为都体现了对中国单方面的敌视和遏制,其秉持冷战思维看待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原因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现实异变性。从历史的因素看,中美文化的差异、美国对拉战略的延续以及冷战“胜利”的经验促使美国警惕、防备“异质”国家,试图复刻冷战的“成功”,完成消灭异质行为体的冷战终极任务。从现实的因素看,美国认为中拉以发展为导向的合作触及美拉安全底线[86]78,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领域奉行“唯一真理”,秉持“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将中国树立为“敌人”,对拉美地区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方位主体化的阻遏。

中国应当及时针对拉美地区建设“一带一路”的实践制订应对冷战思维挑战的有效措施,揭露美国秉持冷战思维看待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险恶本质,遏制这种思维进一步扩散,限制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污名化和破坏,防止其对“一带一路”造成颠覆性影响。具体而言,中国需要在总体架构上不断完善国内法治建设并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经济上强化与拉美国家的经贸联系以提高拉美在中拉贸易中的获得感;在舆论上加强共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以引导相关方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合理认知;在意识形态上以去伪存真为导向,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及价值观上世界多样性的合理化建设;在外交策略上以促进合作为导向灵活处理中美拉的大三边关系。

尽管美国秉持冷战思维看待“一带一路”延伸至拉美地区,中国、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大三边关系仍然存在走向正向化、达到合作共赢的可能。拜登政府曾表示,只要中美利益一致,美国也愿意与中国寻求合作,在优先事项上为彼此和世界的利益携手共进[24]25。因此,在防止美国对华进一步“脱钩”外交的同时也要积极寻求双方利益的重合点,化解分歧,合力解决世界性难题。中国应极力避免中拉合作落入门罗主义的地缘政治陷阱,缓解美国对“一带一路”延伸至西半球的战略焦虑。合作共赢是人类发展永恒的主旋律,中国需要积极作为,面对美国,主动加强双方在拉美地区的交流与合作,释放善意;面对拉美国家,不要求其“选边站”,中国可专注于提升自身产品质量与服务,“供其所需”,以真心合作的态度求得民心,最终推动实现中美拉三方合作大于竞争的良性发展。


注释:

①“一个规划”即《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三大引擎”指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合作;“六大领域”包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

②即拓展基金、信贷、保险三条融资渠道;建设物流、电力、信息三大通道;实现企业、社会、政府三者互助协同的合作方式。

③数据源自一带一路网的一带一路大数据汇总,https://www.yidaiyilu.gov.cn/dataChart.

(参考文献略)


宁夏社会科学
《宁夏社会科学》(双月刊),是由宁夏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宁夏社会科学》编辑部编辑出版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开设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法学、经济、管理、文化与传媒、历史等栏目,并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开设专题研究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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