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是怎样进入广州的

文摘 2024-10-13 08:30 加拿大

考察一个城市是否迈入近代化门槛，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它的医疗体系，看它应付流行病的能力。

光绪二十年（1894），干支纪年为甲午年，距离中日甲午战争发生，还有三个月。在三月初十的《申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近日粤东疫症流行。自城厢以及乡落，无有蔑有，死亡之多，实从来所罕见。棺木店昼夜作工，仍觉应接不暇。有某乡户口寥落，不满百家，旬日之间，竟毙百余人，其中幼孩居多。往来行人，恐致传染，咸有戒心，不敢向此乡涉足。亦可见疫症之盛矣。”消息排在第二版，夹在密密麻麻的新闻当中，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但恐怖的消息，却接踵而来，其凶猛程度，有如飓风过境。三月二十四的《申报》报道：“粤东迩因天时不正，至疫症流行，城厢内外人民染之即毙。被灾最重者，莫如南胜里，自二月下旬起，至本月初五日止，统计疫毙男妇约共一百三十六名。”南胜里即今大南路，是回族人聚居的地方。鼠疫爆发后，首先成为重灾区。

街坊们惊传，有一个年轻人，以帮人挑水为业，这天挑了十几担水，觉得口干，便回家喝粥，其间还与家人说笑，不料一碗粥没喝完，“扑通”一声倒地毙命。三月十九日《申报》报道，广州城西冼基有一个医生，早上起床还能出门应诊，到午后觉得神志昏迷，不省人事，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弟弟来给他办丧事，入门没多久，也染病暴亡。四月初五报道：有两个年约三十的男人，衣履整洁，至十三行地方，忽然倒毙于路。还有一妇人怀抱幼子，行至归德门，猝染疫症，倒地即死，怀中的幼子尚呱呱哭啼。

绘声绘色的故事，令人毛发耸然。这场世纪大疫症，源自云南，经水路传到广州后，迅速传遍全城。早在一年前广州曾发生天花流行，《申报》已报道过广州卫生状况不佳：“城厢内外，人烟稠密，各街道粪草垃圾规程如山，一至炎天，秽气薰蒸，闻之易生疠疫。”不幸一语成谶。

广州不仅卫生不佳，某些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也助长了疫情的蔓延。不少人相信“苏鼠”（鼩鼱）可以治疗小儿疳积，想方设法活捉苏鼠，卖给郎中，而郎中则把新鲜鼠尸用陶器加以烘煨，捣成碎未配药。在乡村，用田鼠泡酒，甚至生吃田鼠，以为可以强腰健身，都是很常见的事情。鼠疫到了广州，就好像进了一座不设防城市。

极高的死亡率和缺乏有效药物，引起巨大恐慌，人们争相逃难。仅4月份，平均每星期就有1.1万难民，从广州逃到香港，把鼠疫直接传入香港。等到香港也成为疫埠后，大批难民又从香港逃回广东。6月中旬，已有十几万人离开香港，每日还有三四千人出逃，以致“港中工作乏人，各局厂相率闭户”。如此巨量的人口流动，使鼠疫的传播，变得完全失控。当疫情达到最高潮时，站在广州城头俯瞰，大街小巷，千门万户，挂满了办丧事的蓝字灯笼，让人心寒胆落。

中医认为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由“气”引起的，外界的邪气、湿气、疠气，体内的厥气、肝气、水气，等等。所谓“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当鼠疫袭来时，“鲜知其病所由来，但名曰核症，而无从考其核之所由来”。对传染病的认知，十分匮乏，也没有隔离防疫的概念。

《申报》报道了一则故事：三月十九日，南海县举行童试，由于参加考试的人太多，学宪凌晨5时开门点名，直到下午4时才点完，“是日适值大雨滂沱，昼夜不绝，各童莫不带水拖泥，淋漓尽致”。有一位文童考入黉宫，喜报传来，亲朋戚友、宗亲乡里，纷纷前来道贺，一时门庭若市，不料文童因此染疫，“俄顷之间，竟登鬼录。于是贺者在门，吊者又在室矣”。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群聚场合，为鼠疫传播，开了方便之门。

绅商在西关、黄沙等地，设立养病施医所，收留染疫无家可归者，但提供的治疗，极其有限。街上忽而哄传升麻鳖甲汤有效，忽而哄传解毒活血汤救命，究其用药，不外乎连翘、赤芍、柴胡、忍冬、黄岑之类。各种祖传秘方、偏方、验方、仙方满天飞，也有人用蚂蟥吸腹沟淋巴部位，以排脓血，却往往轻症变重症，重症变危症，危症变死症，染疫死亡人数，与日俱增。《申报》报道，死亡的高峰，在四、五两个月，“诸仵作欢呼饮宴，莫不兴高采烈，扶醉而归”。

官府也想救民于水火，无奈既不懂望闻问切，又不识三阳六脉，唯有病急乱投医，搜罗街上流传的药方，派给居民。每天来领药方的人群，把臬司衙门围得水泄不通，反而助长疫症更快蔓延。南海、番禺两县衙门，除了暂停操演，疏散营汛，督促差役勤加洒扫，在狱中燃烧香术等物，辟除疫气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人们求医不得，只好求神。城中谣传，洪恩里等街，出现疫鬼作祟，每到夜深人静之际，便飞砂走石，鬼哭神嚎，这是疫鬼在寻找替身。于是人们纷纷请道士法师，在城隍庙设坛超度亡魂。作法数日，依然无效，又把洪圣庙里的各路神像，抬出来巡游，仪仗簇拥，鼓乐喧天，街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连南海、番禺两县的县令，也亲自到波罗南海神庙，恭请铜鼓回省，各处巡游，希望仗此神威，驱除疠疫。但迎神终究无效，大家又转而指望天降甘霖，把疫症冲走。

广州缺少最起码的正规医疗体系。防疫与治疗，主要靠善堂施医赠药、施棺执殓，零散的坐堂医、游医，各施各法，连一座正规医院也没有。直到疫症爆发五年后，绅商为防疫症卷土重来，才创办了善堂性质的城西方便所，光绪二十七年（1901）更名为城西方便医院，这是广州第一家中医医院，以赠诊为主，设有留医用的“养病房”，也就是今天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不过，在疫症的第一波恐慌过去后，人们开始积累着抗疫经验，不断改善防疫措施。人们已经知道了，鼠疫不是通过鬼怪，而是通过人传人的，于是就有了隔离防疫的意识。光绪三十四（1908）年五月间，香港再度发生疫情时，广州绅商便向官府建议，在城外东堤附近，设厂专门收容从港回粤的病人。总督张人骏认为这里离码头不远，病人不用奔波劳累，且“迎纳海风，吸收空气，于病人尤为有益”，同意了绅商的要求。这就有了早期的隔离病房。

光绪二十年（1894）的这场大鼠疫，导致广州11万余人死亡，[11]暴露出广州与近代城市的标准，还有相当距离。疫症爆发前，上海、厦门、北海、汕头等城市，都有港口检疫制度；疫症爆发后，上海、厦门都重新订立了防疫章程，宁波、澳门等地，也建立检疫制度。天津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台湾在二十二年（1896），牛庄（营口）在二十五年（1899），福州在二十六年（1900），汉口在二十八年（1902），安东（丹东）在三十二年（1906），大连在三十四年（1908），秦皇岛在三十五年（1909），都先后建立了检疫制度，广州作为鼠疫受灾最重的城市，迟至宣统三年（1911）才实施港口检疫制度。

广州的检疫官全部由外籍医生担任，工作范围大致是：对国家公布的传染病进行检疫；对往来国内外疫区的船只进行检疫；对来自国内外疫区的旅客查验预防接种，为无证者补种，对疑似患者进行门诊观察，或收容隔离治疗；对前往国外疫区的船上员工进行预防接种；对必要船只进行蒸熏，或杀虫消毒；必要时对船上人员进行血检、饮水、食品等全面检疫。

教会学校

亡羊补牢，广州人开始对这种传染病，进行探索，《鼠疫汇编》《鼠疫抉微》《鼠疫约编》《鼠疫治法》等图书，大量翻印流传，有的甚至“板经五刊”。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教会的到来，近代西方医学也跟着进来了，西医用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方法，把对疾病的防控治疗，提升到“科学”的境界，无论任何病痛，都用科学去解释，用科学去解决。

在甲午鼠疫发生八年后，一座三层高的西式楼房，在西关荔枝湾涌旁落成了，登楼眺望，远处是大片泮塘水田，随着季节的转换，忽绿忽黄；河涌从楼前经过，疍家艇欸乃而过，不时飘出歌声。河涌两侧，是一望无尽的低矮房子，居住着西关地区的贫穷人家。这幢鹤立鸡群的洋楼，是广州第一所专门为女性服务的医院，名为“道济”，取传道济世之意。

创办这所医院的，是基督教北美长老会的女传教士富玛利（M.Fulton）。甲午鼠疫发生前七年，年仅30岁的她，从美国俄亥俄州来到广州，在四牌楼和同德路，分别创办了两家妇女赠医所，每月为四五十人至上百人诊病。后来又在花地开了一家赠医所，并建立了专门为女性服务的正规医学院和医院，这就是后来的广东女子医学校和道济医院（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开张那天，美国驻广州领事、番禺、南海县令、广雅书院山长等一众高官名流，联袂而至，出席了开幕典礼。

大清驻美公使梁诚也来参观，他看到“道济”二字后，对富玛利说：“道济”与粤语“刀仔”（小刀）谐音，中国人本来就害怕手术，剖膛破肚，近乎凌迟。刀仔这个名字，让他们望而生畏，更不敢上门求医了。医院既然以女性为服务对象，不如改为“柔济”，女性会较易接受。富玛利欣然接受，把医院改名为“柔济”。

柔济医院外

追溯西方医学进入广州的历史，道光十五年（1835），美国传教士伯驾（P.Parker），得到十三行商的鼎力支持，捐出新豆栏一所房子，开办“眼科医局”，是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伯驾毕业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又取得了医生文凭，他的高明医术，很快赢得广州人的信任，登门求医者，门槛为穿。《中国丛报》写道：“很大数量的病人得以恢复健康，药物亦在他们中间免费配给。在清晨，人们每天能见证到，病人、盲人和残疾人——各个年龄和性别——拥挤在诊所门前。”尽管不愿公开承认，很多官员私下都找伯驾看病，连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也悄悄找他看过疝气。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医局被战火所毁。咸丰九年（1859），在眼科医局当过医生的俄亥俄州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J. G.Kerr），在南郊租了一所房子，创办博济医院，即今天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并创办了一份医学报纸《广州新报》（后更名为《西医新报》）。他是一位外科手术专家，对结石手术，尤为精专，成功地让广州人不再对“血光之灾”感到恐惧，愿意躺到手术台上。截止到1922年，博济医院施行了3689例结石手术，其中膀胱结石3136例，尿道结石425例，阳端膜结石118例，肾结石6例，阴囊结石4例。还有乳癌摘除、剖腹、胚胎摘除、青光眼、白内障等各种手术。

博济医院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使用乙醚和氯仿麻醉，购置中国内地第一台X光机，第一次拍制X光医学照片，也第一次把“无菌操作”概念带到广州，创立了严格的手术室消毒程序：照明灯必须用玻璃罩隔离，墙壁和天花板都要刷上油漆，方便经常擦拭消毒；认真执行外科医生和助手的术前消毒和灭菌，彻底清洗双手，并在防腐溶液中浸泡；使用抗菌溶液及蒸汽，仔细消毒手术器械等。医院还进口了一台先进的压力蒸汽灭菌器——阿诺德消毒器。

当时绝大部分中医，仍然把《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千年古籍，奉为天书，以自己一生的行医经验，去实践它，诠释它，敷弘它。对西医的理论、器械和技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一位曾师从嘉约翰的中国人，在了解西医后，写诗赞美：“西士名医共仰嘉，远从美国至中华。刀针药石皆精妙，卢扁原来未足夸。”卢扁就是中国古代名医扁鹊。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医遭到了中国人自己的质疑。这种质疑，在民国初年达到了高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嘉约翰又自己掏钱，在芳村购地，创办惠爱医癫院（今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专门收治精神病人，是中国最早的精神病院之一。嘉约翰还在同治五年（1866）创办博济医校，为中国培养医生。嘉约翰亲自翻译和编写了34本西方医学书籍，包括《西医略释》《种痘捷法》《西医新法》《内科全书》《眼科撮要》等，即使在多年以后，这些著作，在全国医界仍有广泛影响。

光绪十五年（1889），博济医院的美籍华人医师冯西，在医院内收养了四名盲幼女，把她们送入医院附设的女塾读书。但几年后收留的盲女人愈来愈多，于是在仁济街租赁房舍设立瞽目女塾，教授盲女们盲文、音乐、打毛衣、编竹篓、竹筐等。后来女塾失火，烧毁了校舍，1912年，冯西在芳村购地建筑永久校舍，将女塾改名为明心书院，兼收男盲童，于是广州便有了第一所盲人学校。

富玛利创办广东女子医学校，从最初招不到学生，没有女子肯入读，第一届只勉强招到9名学生，到后来不少女性冲破传统束缚，投身到这个专业。光绪二十七年（1901），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夏葛（E.A.K.Hackeet），捐款扩建了学校，开办了夏葛女医学堂和特纳护士学校，一开张就招了41名学生。到1920年，夏葛医学校培养出160多名女医生。特纳护士学校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办，到1936年，共办了27届，培养了197名护士，其中178名是广东本地人。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习西医，从事医生、护士的工作。光绪三十四年（1908），陈子光、梁培基、郑豪等人，发起创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西医学堂），校址在关部前（今泰康路）。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间西医学校。其后，华人医生伍百良创办私立图强高级助产学校、谢爱琼创办私立妇孺高级助产学校。西医慢慢深入人心，在广州越来越普及了。

甲午鼠疫唤起了广州人对城市卫生的关注。狭窄的街道，拥挤的民居，缺乏完善的排水系统和垃圾处理系统，民众的生活习惯，与一千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不同。民众居住在河涌两岸，往往上游在洗粪桶，下游却在洗锅碗瓢勺；城墙角下垃圾成山，死去的家禽牲畜，在烈日下散发着恶臭；街上的排水沟渠被垃圾堵塞，每逢下雨，水浸街巷，污水横流；珠江上拥挤着数以万计的疍家艇，吃喝拉撒，都在江里……

这一切，千百年来，天经地义。但当一座城市迈向近代化时，它要做出哪些改变？又如何让民众接受和适应这些改变？

庚子事变后，京城管理弛废，原来负责京师治安的步军统领衙门，名存实亡，军役各散东西，城里又不让驻军，兵燹遗黎，无从安居乐业。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把年纪较大、准备退役的新军士兵，组成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在北京站岗巡逻。后来，天津、塘沽等地，均用警察站岗，维持秩序，备受中外人士称许。

按照朝廷的改革要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州也设立了全省巡警总局，局址在小北直街东侧飞来庙附近。光绪三十一年（1905），裁撤广东督粮道，巡警总局迁到南朝街旧督粮道署。总局设督办一人，由按察使兼任，下设会办、坐办、提调等。老城内初设五个分局，老城内原有的保甲局暨老城九段各卡，一律裁撤，只保留新城、东南关、西关、河南的保甲局、卡。巡警总局为完全官办机构，士绅不再参与。后来相继增设新城第六局、第七局，河南一至四局，东南关一至五局，西关一至十二局，并在省河设立水巡队，共合29个分局（队）。

巡警总局内部，最初没有具体分工，权责亦不甚清晰。光绪三十四年（1908），仿照日本警视厅和国内南北洋的管理制度，大刀阔斧，进行新一轮改革，把原巡警总局，改组为广东巡警道，分科治事，设总务、警政、警法、卫生四科。原警务分局改为区署，下设分署，专管全省警务，诸如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等，并由巡警道制业定《全省警务公所各科办事细则》10章85条，管理警务工作。

在卫生科下，设清洁、医务及医学三课。清洁课负责扫除街道事宜，制订整治疏浚沟渠的规章和监督执行；管理清道员役；预防传染病；检查饮食及其他物品器具的卫生；处分居民铺户倾泼秽物污水事宜；禁止贩卖疫兽、死兽事宜。医务课负责巡士等体格检验；对路上急病及罹受灾难者施以救护；对局员及丁役疾病诊察；精神病者的监护治疗；对公众卫生及工场卫生的稽查。医学课负责管理公私立医院，研究各种疾疫发生及检验徽菌，医院、娼妓病院的设立与考核。

当头戴草帽，辫子盘在头上，身穿莨布衣衫，腰扎皮带，脚蹬草鞋，小腿扎着绑带，手持警棍的警察，神气十足地在街头出现时，居民都十分好奇，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小孩在身后追逐，女人掩着嘴偷笑。直到有人像平常一样向河涌里倾倒脏水时，被这些装束奇特的人上前厉声喝止，人们才蓦然惊觉，生活要改变了。

商人成为推动城市改良的一股重要力量，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商工旬报》（后改名为《农工商报》《广东劝业报》）上，发表笔名“侠庵”的文章，提出“振兴商务最要着手之三项”：一是划出城厢内外为市区（此非市头之市，乃合城厢内外统为一市）；二是改良交通，如街道、河渠、邮政、电话等；三是举办有裨商工之事，如工艺厂、劝工场、卖菜街市、博物馆、动植物园、公花园、戏园、娼院等。

作者把广州城区从番禺、南海两县划出的提议，可谓独立建市第一声，显示出卓而不群的见识。另一位作者张石朋，具体论述应如何改良城区的街市，他写道：“街市之设，所以处置零星买卖，及鱼盘、肉抬、果摊、菜市者也。今试问城内繁盛之街道，莫如双门底及广府前矣。唯街市未设，双门底下，绾以南门口之市场，广府前之下，继以清风桥之市场，喧哗杂沓，泥泞载途，行者厌之不宁。唯是无论何地，凡往来稍众之街道，莫不遍地小贩，零星散置。既碍道路，而果摊、食物等市，所有吐弃之余，随手散布，盈街盈巷。虽千百清道夫，其能实行清洁耶？苟能择适中之地，建设多数广大街市，所有零星小贩及鱼盘、肉抬、果摊、菜市一律迁入。嗣后无论大街小巷，不得仍前任意开设，则街道易于改良矣。”他举了一例子，藩司前面的街道，以前也是摊贩林立的，满地垃圾，如今经过改良后，豁然清洁，天地为之开朗，行人为之畅快，如果全城都这样整治，则广州街道不让香港、沙面矣。他建议由巡警局落实，“甚不可缓图也。”

按同治年间（1862~1875）编撰的番禺、南海县志所记，广州城厢内外，有465条街道，老城区有115条，新城区有49条，城外西关有162条，东关有62条，北关有12条，河南有37条。但到宣统二年（1910）谘议局统计时，城厢内外街道多达3921条，其中新老城区994条，东南关571条，西关1700条，河南706条。如果要每天清扫街道，需要动用多少人力、物力？大家都不清楚，绅商们提议设立洁净局，招商清扫街道，经费由粪租中扣取一定比例。只要商人有利可图，多少人力物力，都不成问题。

但官府对商人心魔深固，连扫街这样的事情，也不放心让商人承包，非要官府主导不可，交由警察负责。他们的算盘是：一来警察日常巡逻街道，方便监督清道夫工作，二来把垃圾卖给农民做肥田料，这笔收入，不欲商人染指。于是，刚刚整装上道的警察，便在街坊面前，龙行虎步，执行起监督清除街道垃圾、厕所秽物的任务了。

警察的布告，贴满城门通衢，宣传卫生规定，诸如禁止随地大小便；禁止将秽物投弃路上；禁止将泡过的茶叶回收再卖；禁止贩卖病死肉类；禁止在月饼上涂抹颜料；粪夫必须准时倾倒粪便，且粪桶需加用木盖，以防气味及粪溺外溢；娼妓必须接受医药检查；各家各户必须在门口放置垃圾桶，并将垃圾放入桶中，俾清道夫清理；警察还不时抽查路边摊贩的食物；如果附近已建起新的市场，路边摊贩就必须入室经营；警察的工作，还包括强制犯人清理濠渠；把收集的死鼠洒上消毒水并掩埋；把传染病死者的衣物送至郊外焚烧；对所管地区民众的死因及数目进行调查，每月上中下旬列册据报总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巡警道呈请两广总督批准，在小北飞来庙旁，设立“广东巡警留医院”，收治伤病警察及警察送来的孤寡鳏独病人。

各种规定，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贯彻起来，要改变人们世代形成的生活习惯，仍然任重道远。民众阳奉阴违，清道夫马虎应付是一个问题；警力不足，无法随时纠察是一个问题；政治动荡，遇上改朝换代，又是一个问题。总之，虽然修建自来水厂，制订卫生规则，还有警察上街监督执行，但直到民国初年，在政府卫生司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民众的不卫生习惯，并没有得到认真的纠正。

这份民国的报告写道：“城中居民之食水多系由井取汲，间有吸食海水者。然井水之中实在无一干洁者。试观各处之井，多属不深，而附近无非沟渠、沁井、小便所等环绕。至清倒粪溺、洗桶之水随街倾倒，似此污秽之水，流入于内，不洁可知。至于汲食海水，不洁更甚。盖所有死尸、死畜各物均投入海中，即大小便等事，亦在海面，是则海水之中无物不有，秽何如之。但中国人食水多系煲滚乃饮，亦称幸事。惟洗涤爨具食品，则纯用生水，其传染病亦可由是发生，病痛死亡不知凡几。其病症之最要者为霍乱、肠热、痢疾等症，可见省垣所有井水、海水均不能用。”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人生各个方面，需要改良的事情，实在还有很多很多。

[1] 《疾疫盛行》。载《申报》1894年4月15日。

[2] 《时疫盛行》。载《申报》1894年4月29日。

[3] 《时疫未已》《□疫可畏》。载《申报》1894年4月24日、5月9日。

[4] 《羊城游屐》。载《申报》1893年7月21日。

[5] 《香港政府宪报·1895年》，第369~370页。香港政府1895年印。

[6] 《港电报疫》。载《申报》1894年6月13日。

[7] 余伯陶：《鼠疫抉微·李序》。载《中国医学大成》第４册，第732页。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版。

[8] 《粤试杂闻》。载《申报》1894年5月7日。

[9] 《粤疫续述》。载《申报》1894年7月15日。

[10] 《饬自治会搭厂执行香港病人》《设医局治核疾》。载香港《华字日报》1908年6月2日、5日。

《粤疫续述》。载《申报》1894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