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大海
一个生命体的诞生与成长，总能令人感动不已。一座城市，也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诞生的城市，会留下不同的历史印记，有着不同的文化基因，这些决定了这座城市不同的生命历程。
广州作为一方地域，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南海之滨。南临大海、北倚五岭的地理位置，有如一道天然屏障，被明末学者屈大均形容为“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屈大均固然是感叹广东的文化劣势，但从另一角度去看，这种“劣势”，恰为广州的成长发育，提供了一个“天高皇帝远，海阔任鸟飞”的环境，未尝不是优势。
当秦王朝横扫六国、一统天下时，岭南几乎是最后被征服的地方。但秦王朝千辛万苦征服了它，却把它当作安置罪徒、贬谪官员的流放地，直到两宋以前，都是如此。王朝的轻慢与隔膜，却为广东输送来大批人才，也培养起广州人敢想敢干、独立自主的精神，当城市开始走向近代化、现代化时，这就是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劲动能。
广东十三行兴盛时期的珠江码头，轴轳千里，舟楫相连
中国历代王朝，都主张“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内地大部分城市，都是从农田中成长起来的，在春耕夏耨、秋收冬藏的一次次轮回中，慢慢积累而成。但广州是从码头港口发展起来的。码头港口是大陆与海洋的交汇点，一条条航线，把五洲四海联结起来。经济全球化，就是从一个码头驶向另一个码头的“织网”过程。
大海是地理，码头是人文。有了码头，世界就开始流动了，文化在流动中壮大与传播。世界的每个细小变化，最终都可能会通过一连串的关联，传达到广州，形成蝴蝶效应。
16世纪，葡萄牙人夺取了摩洛哥西岸和塞索格尔河口。这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事件，与中国似乎毫不相干，生活在西安、成都、开封、长沙或任何一个内地城市的人，也许完全感受不到它的震撼，但广州人感受到了。
外销画中的广东十三行
葡萄牙沿非洲西岸南进，到达好望角，继而攻占了马六甲。在马六甲，葡萄牙人偶然遇上几艘中国商船，打探到广州是中国南部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在广州装卸。葡萄牙人欣喜若狂，马上将航海罗盘，瞄准了广州。两年后，第一艘葡萄牙船，到达了广东海岸。尽管他们的首航，一无所获，但更多的外国商船，闻风而来，一连串的历史巨变，由此触发。
广州的兴衰际遇，不像种田人家那样，只与一家一户相关，而是与五洲四海关联，与世界关联。一艘一艘商船，带来了大洋彼岸的消息，也把广州的消息带往远方，吸引更多的商船前来。广州因海洋而生机勃勃，活力无限。海洋开放时，广州兴；海洋封锁时，广州衰。这是被时间反复证明的一条铁律。海洋、码头、港口、船，这些对广州而言，具有特殊的文化意涵和象征意义，足以揭示出多层文化积累的根源。
浩瀚的海洋，让这座城市的生命之花，恒久绽放。
繁盛的广州城内新大新公司
广州，从砌下第一块城砖那天起，就是一座商业城市。尽管在历史上，它也曾短暂地做过三朝十帝之都，但终究没有成为一座政治中心城市。农业时代，它不为耕种而存在；工业时代，它也不为机器和工厂而存在。当中国开始迈向近代化时，广州同步前进，但不是以大型现代工业为主导。
洋务运动之后，张之洞在广州办过工业，岑春煊也办过，陈炯明也办过，陈济棠更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去建设现代工业，但直到1936年，号称清末以来广州工业最兴盛时期，一个逾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有7.84万人在从事工业。规模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大工厂，寥寥无几。大量的手工业者，仍然保持着几百年前的生产方式，没有因为越来越多的现代工厂出现，而产生联合组成大工厂的愿望与冲动。
揆诸事实，广州的近代化，是以商业和城市改造为主导的。广州要办工业，不得不面对地理环境与人文历史两方面的问题。地理环境方面，广州西边受增埗河所限，南面是珠江，北面是白云山，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区域内，人烟稠密，插针无缝，兴建大工厂，基本是不太可能的，只有东面有发展的空间。这就给了政府一个难题，如此宝贵的东部空间，究竟是用来发展住宅，抽疏市区中心人口，以创造更好的居住环境呢？还是用来发展大工业，把广州变成华南的工业中心？
清代外销画：广州街景
政府选择了前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有地理因素的考虑，也受着人文历史的影响。广州的商业传统非常深厚，两千多年来，城市早就有一套基于商业的成熟运转机制，朝廷、官府、商人和普通老百姓，都从这个机制中获益。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努力维持这种运转模式，不让它发生动摇。
广州商人社会，历史悠久，根深蒂固，至1923年国民党改组以前，他们都是政府执政的基础，在很多时候，甚至左右着政府的决策。在商人看来，要吃荔枝，不一定要自己种一棵荔枝树。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工业化，照样可以把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成果，直接引入。可以把西方现代城市的概念、模型和管理制度，复制过来，甚至生活方式，也可以照搬。别人有汽车、火车、轮船，我们也可以有；别人有高楼大厦，我们也可以有；别人有林荫大马路，我们也可以有；别人有交通规则，我们也可以有；别人有百货公司、医院、大学，我们一样都不少。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商业运作来实现。
这种观念，至少在1924年“商团事件”之前，深刻地影响着政府。所以在那段时期，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运动，只关注“拆城筑路”，而工业的进步，并不受政府重视。“商团事件”以后，传统商人社会土崩瓦解，商界对政治的影响力，一落千丈。1930年以后，陈济棠主政，明显改变了以前的发展策略，实行工业与城建同时并举，在省内兴办了一系列的工厂。这是由于当时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陈济棠为了与南京政府对抗，急需建立一套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这个梦想最终也因政局的改变而破灭。
1936年的广州街头
近代化是一个繁杂浩大的工程，工厂多了不等于实现了近代化转型，它只是为进入近代化，创造了必要条件。近代工业使效率提高了，产能提升了，流动成本降低了，时空观念改变了，必然推动全球市场的建立，使人类有更紧密的关系，进而促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前所未有的演进。易言之，近代化的实现，是建立在市场的自由流动、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之上的。市场的规模与形态，决定了近代化的程度。人类的交流越广泛、越深入、越开放、越包容，近代化的实现也越快、越彻底。现代化亦然。
回顾来路，展望将来，千里迢迢，荆棘塞途，一路上有无数分道口，走错一个路口，可能就要浪费几代人的时间。每个城市，都背负着不同的历史包袱，发展的基础不同，条件不同，在各自的路上跋涉，也有不同的经验教训。
广州生于海洋与陆地的夹缝之间，天生带有海洋与陆地混合的基因，在波浪与岩石的搏击中成长。当农耕时代的闭关锁国，无可奈何地瓦解，新世纪的风云在海平面汇聚成风暴，滚滚扑来时，面朝大海的广州，有过怎样与众不同的经历？这些经历将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又有过怎样的奋斗与徘徊、失望与憧憬、痛苦与欢笑？这委实是一个值得书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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