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张之洞在设计长堤马路时，以沙面租界为摹本，希望广州的城市建设，能够超越洋人。但如果白天车水马龙，晚上漆黑一片，那么即使马路再宽阔、再平坦，也不符合张之洞对城市的想象。
城市夜晚要有光。张之洞有见及此，从外国购入一台发电机和100盏电灯，安装在总督衙门里，为全城作示范。这时距离爱迪生（T. A. Edison）发明电灯，才仅仅九年时间。这是广州第一次出现电灯，不用洋火，不用洋蜡，也不用火水（煤油），一拉开关，就有光了。书吏师爷们惊叹不已，视为神奇。人们听说，全国只有三个城市有电灯，那就是北京、上海与广州。尽管由于电压不稳，光线忽明忽暗，但张之洞坚信，总有一天，这东西会把全城千家万户照亮。
华侨开始崭露头角了。美国檀香山华侨黄秉常，广东台山人，托人向张之洞转达回乡投资的愿望，张之洞求之不得，马上表示支持。于是黄秉常在华侨中招股，集资40万元，光绪十六年（1890）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购买了两台发动机和两台交流发电机，雇用了100名工人，开办广州电灯公司，可供1500盏电灯照明。这是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民用电灯公司。公司开张时，张之洞已调任湖北了。
每一项新事业的起步，都是艰难的。黄秉常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办法降低电费。16支光的灯泡每月电费是1.6元，10支光的1元；如果安装了电表，每安培小时的电费，大约是1.5分；16支光每小时也是1.5分。这是一笔不轻的负担，许多人对电灯的好处，赞不绝口，却不敢轻易尝试。全城安装的电灯总数，不过区区700盏，负荷不足公司发电量的一半。开工不足，亏损严重，苦撑九年之后，宣告倒闭，发电厂改成了锯木厂。
对一个有广阔前景的行业公司来说，九年寿命，也许过于短暂，但经过它不遗余力的推广，开张第一年，广州已有40条街道装上了电灯。人们出入方便了，因蜡烛、火水灯引起的失火，也比从前少了。黄秉常的40万元，等于在广州为电灯做了个大广告，后来者再走这条路，就顺畅多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资旗昌洋行在广州长堤五仙门开办粤垣电灯公司，初时只有4台发电机，装机容量共546千瓦。
从老城东南角向南望，可以望见玉带濠、东濠、新城和鸡翼城的城墙、珠江、中国帆船以及河南岛
出于权利不可外溢的考虑，宣统元年（1909），广东省官商合股毫银150万元，收购了粤垣电灯公司，成立广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在长堤靖海门设立事务所，添置发电机组，第一年购进两台火油渣机，每台200匹马力，可以发电120千瓦。现在，公司有了另一个名称：电灯机器总厂。也就是广州人都知道的五仙门电厂。到这年年底，据广东警务公所统计，广州已安装了1054盏街灯，其中老城、新城288盏，东南关322盏，西关326盏，河南118盏。才一年时间，公司就达到了收支相抵，略有盈余。
电力的使用，对工业的意义巨大，电力驱动机器，把以往人们十天半月的工作量，在几小时内就完成了，高效率的生产，使大规模工业成为可能。电力也让广大商家受益。广州夏季天气溽热，酒楼、茶楼、商店生意，都颇受影响，电风扇的出现，为人们解决了大问题。宣统二年（1910）一则酒楼广告写道：“扇凭电力，清风与故友俱来；窗映波光，明月偕美人并至。”酒楼顿时上了一个档次，成为吸引客流的卖点。
电灯也改变了人们的作息习惯，白天与黑夜不再有清晰的界线，人们不再“日入而息”，电灯把白天的繁华延伸到夜晚，城市开始有了“夜生活”。这一切，对时间观念造成颠覆性冲击，与那只“嘀嗒嘀嗒”响的时钟，不相上下。
广州城居住着几十万人，他们的饮用水，一向是靠井水，甚至是河涌水。广州地临南海，每逢海潮上涨期，咸潮便大举倒灌进城。尤其秋天，台风频生，咸潮更是肆虐。古人形容咸潮涌来时，虎门外的海面，“入夜则海水纯丹，火光万里，波浪乘风如千万火山冲击，物触之辄生火花，咸故生火也”，景象十分骇人，可见咸潮的凶猛。
咸潮期间，广州的井水都是咸的，民众苦不堪言。在南越王宫署遗址里，考古人员发现了星罗棋布的水井，从秦汉时代到民国的都有，可见两千年前的赵佗，也是靠挖井解决饮水难题的。东吴时期，交州刺史陆胤到广州，便深感“州治临海，海流秋咸”，人民生活，深受困扰，于是在越秀山脚挖湖蓄淡水，开凿河渠，把白云山的蒲涧水引入湖中，使民众在秋冬季枯水期有淡水饮用，广州人称之为“甘泉池”。
在广州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南朝梁武帝普通八年（527），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达摩禅师从天竺航海，来到广州，在光孝寺挂单时，见人们喝的水味多咸卤，有损健康。他来到光孝寺一处地方，告诉人们，这里挖下去有黄金。大家拼命往下挖，挖至几丈深处，突然有泉水喷涌而出，却没看见黄金，大家埋怨达摩骗人，达摩却笑称：“这黄金不是可以用斤两计算的。”如今在光孝寺里，还可以看到这口达摩井。
广州几乎每条大街都有水井，据1932年的统计，全市有558口水井。这时广州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水井数目与清代相比，只会少不会多。这些水井，有些是专门用于消防的“太平井”，平时加上盖子，不准随便打水。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之需，仍不得不依赖山泉水与河涌水，洗衫、冲凉、洗碗洗碟。广州的河涌水的肮脏，尽人皆知，大量垃圾长期往河涌里排放；四乡农民每天都会撑着屎艇入城，收购居民粪溺，不少贪图方便之人，却把粪溺直接倒入河涌内。广州每到夏季，往往有疫疾传播，饮用水的不洁，是重要原因之一。广州有一首童谣唱道：“咸水清，淡水浊，咸水满洋，不如淡水一掬。”
解决饮用水，成为广州人千百年的奢侈梦想。
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之前，已有一位澳洲华侨向官府提出了自来水的设想，他的名字叫何献墀，南海西樵山人，早年曾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后来随兄长赴澳洲谋生，逐渐成为当地侨领。同治七年（1868），何献墀回国，参与各种新兴工商业，包括保险公司、矿山、铁路、电报线路及自来水公司等，与张之洞关系密切。何献墀利用他在香港的便利，不断把外国及香港各种军事和经济情报，报告给张之洞，俨然是两广总督府的探子。
何献墀从香港聘请英国工程师，到广州勘测水源。据他的估计，广州需要用自来水的人家，约有7800多户，每户平均日用水为10至15挑，因此每日水的供应量，必须达到11.7万挑以上。最初计划在白云山上设水厂，但英国工程师认为，白云山水不敷供应，又恐附近山坟密布，影响水质，因而作罢。接着又打算仿效伦敦，汲用泰晤士河水，在广州城西增埗设水厂，以西江水为水源。何献墀准备成立一个自来水股份公司，拟定筹集资本为一万股，每股百元。他用心编写了一本40页的《粤垣源源水局议》册子，交给官府审议。
西村增埗水厂
但自来水厂计划，遭到乡民抵制，担心会破坏风水，而且从古到今都是用免费的井水、河水，水就是上天给的，凭什么要掏钱买？这不是拦路打劫吗？自然竭力抗拒。绅商对自来水能否赚钱，没有把握，也不甚积极。南海县官府的态度，更是冷淡。一项美好事业，胎死腹中。
张之洞离开后，广州各项建设，几乎全面死火。有些张之洞在任时订购的机器，接任者却不愿付款，张之洞只好用湖北的钱付清尾数，然后把机器运去湖北。广州机器织布官局、广州铁厂的命运，都是如此。虽然有人继续为建自来水厂，奔走倡议，但都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官府回应。
何献墀的自来水计划落空，几年后，广州爆发了史上罕见的鼠疫大流行，死亡人数十万有奇。面对这种恐怖情景，人们不禁又想起了何献墀，如果当初就有清洁的饮用水，广州疫情还会如此猖獗吗？
光绪二十九年（1903），朝廷派岑春煊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字云阶，号炯堂老人，广西西林人。在康、梁倡言变法时，曾上书朝廷，慷慨支持，塑造了一个激进的维新派形象，被擢为广东布政使。但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纷纷落难，他也被朝廷冷处理，调到土瘠民贫的甘肃。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陷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宫蒙尘，逃难西北，岑春煊亲率大军护驾，改变了太后对他的印象，从此仕途顺风顺水，官拜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
岑春煊到广州时，大鼠疫余波未尽，人人谈疫色变，省城的卫生状况，愈发引人焦虑。岑春煊重提自来水计划，并警告：“省城近年鼠疫盛行，春夏之交，死亡枕籍，天灾之酷，惨不可言，虽致疫不止一端，而大端由于饮水之不洁。欲消瘴戾，宜讲卫生，此省城自来水之不能不急办也。”
自来水的另一个好处，是发生火灾时，可以引水扑救。因此，无论从卫生，还是防火两方面考虑，兴办自来水，都是急如星火的事情。经岑春煊反复呼吁，增埗建水厂的计划，被重新讨论。一位商人向岑春煊提出，由他负责兴建水厂，并在城中和河南铺设水管，条件是由他承包七十年经营权，水费由2元至1毫，分为五等。同时承诺如果遇到火灾，居民用于扑救的自来水，可以免费。但岑春煊不愿水厂完全商办，必须有官股加入。他否决了这位商人的提议，另外提出官督商办的办法，官商各出一半投资，商股来自广州与上海商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州成立“广东省河自来水有限公司”，在谷埠（今人民南路西堤一带）购置办公大楼。公司章程上写道：“现在环球各国无人不研究卫生之学。卫生之道，食物最先，而饮水一端，尤为饮食日用不可少之物，于卫生上关系更为重大。”呼吁全体绅商铺户，一律安装水管龙头，避免疾疫传播。
公司聘请从国外归来的工程师关国栋与两位美国工程师、一位德国工程师，共同进行水源勘测和水厂基建的技术设计工作。几经踏查，卒以增埗河为采水点，引小北江水入市。关国栋，字干臣，满姓瓜尔佳氏，广州满洲正黄旗人。幼时入读广州同文馆，学习汉文、英语、数学等课程，光绪二十一年（1895）毕业，以优异成绩，被官派到英国留学，入牛津大学攻读工程技术专业。
正当关国栋日以继夜地为水厂绘制蓝图时，坏消息却不断传来，先是筹资一波三折，商股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才集齐，官股勉强筹得三十万两，缺口还很大；在西场乡征地建厂房时，又遭到村民反对；施工过程也是举步维艰，因为要埋输水管，必须挖开街道，沿街居民群起阻挠，吵架、殴斗，无日无之，有居民威胁要把死蛇烂鳝、臭老鼠丢进输水管；有些离输水管很远的房屋，年久失修，被风刮倒，也算到输水管头上，吵着要水厂赔偿；还有职员贪污、偷工减料等各种问题，都令主事者头痛不已。
社会的每一步前进，都是各种利益激烈、复杂博弈的结果。形形色色的阻力，或来自朝廷和官府，或来自内部，或来自民间，甚至来自那些最可能从近代化得益的人群。
道路虽然曲折坎坷，但水厂还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建成，开始向西关、南关和惠爱街一带供水。那年的重阳，有600多户人家，只要拧开水龙头，晶莹清亮的水便“哗哗”流出来。广州继上海之后，成为全国第二个安装自来水的城市。虽然六口之家每月要收1元水费，每加多一人就加1毫，但人们一旦发现自来水的好处，也就不再骂水厂了，争先恐后都想安装，到年底已增至7500户；商业场所一律安装水表，按表收费；还有一项专门针对贫穷人家的安排，在街口装置公用水龙头，贫户去挑水，每64斤收费1仙。迨至辛亥革命时，已有1.3万户人家在使用自来水了。
由于水压不够，需要在西关地区兴建水塔。西关长寿寺曾被人举报窝藏妇女，被附近民众砸毁，后来，广州绅商希望利用寺庙兴办学校，与寺中的原住户发生冲突，演变为轰动一时的“毁学案”。岑春煊下令拆毁长寿寺，寺地用来建戏院、商铺，水塔亦在这里兴建。
长寿大街的西关水塔
关国栋负责设计，用两年时间，建起了一座巍峨壮观的水塔，工程造价94087两白银，是广州第一座供应自来水的水塔，外壁用钢板焊接而成，塔身高6.71米，内径12.2米，可储存约782立方米水，用钢架把水塔托起，距地面约42.1米，堪称西关的地标性建筑物，广州人习惯把它叫做“西关水塔”。从此，西关地区实现了全面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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