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墙兴筑极简史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率军征讨岭南，打败了南越人的顽强抵抗，平定了岭南。南海郡尉任嚣在珠江岸边，越秀山下，修筑了一座小小的营寨，作为南海郡治，被称为任嚣城。后来，赵佗在任嚣城的基础上，踵事增华，修筑了越王城。

从此，在山海之间、云水深处，就有了一座城——广州。

无数的历史文献与近世考古，似乎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任嚣城只是一座军营，而越王城是一座王城，并没有老百姓居住。

城市，没有樵子渔夫的叫卖声，没有村歌社鼓，没有孩子的哭闹，没有织妇的吟唱，它还算一座城市吗？从这个意义上，越王城是城，但不是城市。汉武帝平南越国后，交州治所迁到广信（封开），越王城被夷为平地，昔日的豪华宫署，只剩下残垣断壁。汉武帝也许以为，这座城的故事就此结束。但没过多久，南越国宫署的废墟上，又见缕缕炊烟，又闻鸡鸣狗吠，几番风雨过后，这座城又复活了。

东汉建安十五年（210），东吴孙权派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到广州实地视察后，被其天然形胜所震撼，建议把州治迁回广州，获得孙权批准后，征调民工，以南越王宫署废址为中心，修筑城墙，以作州治屏障。这是广州自任嚣建城四百年来，有实物可考的第一次修筑城墙。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步骘把州治迁回广州。这时的广州，已有不少居民了。清人仇巨川《羊城古钞》称：“骘治尉佗故都，筑立城廓，民用绥集。”

在广州绵绵不绝的生命历程中，“民用绥集”这四个字，如大夜见长庚，如春风绿山林，它意味着，给民居住的城市诞生了。

古人修筑城池，要不要进行规划？有没有一定的规则、规范？当然是有的，而且十分重视。中国上下五千年，共修筑了四五千座城池。每座城池的设计，都可以看到春秋时期工艺官书《考工记》的痕迹。作为西周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考工记》被收入《周礼》，成为儒家礼制经典。对城市的营造，这部书有详细规定：“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从城池的选址、方位、形状，到城中房屋、道路规格、功能布局，都有一定规度。

天下城池大都倚山傍水，没有水的城是死城，没有山的城是危城。比较之下，水比山更重要。广州背倚云山，面瞰江海，用屈大均的话形容：“自白云（山）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纵观世界，凡持久繁荣兴盛的商业大城市，多数坐落在大河两岸，如果靠近入海口，那就更优了，如巴黎、纽约、东京、伦敦、首尔、香港等，莫不如是。

唐代的广州城，与步骘城范围大致相同，城墙周长约为五里，方方正正。这种方正的网格造型，有利于作出符合城市礼制的功能划分，哪里是官署，哪里是社稷，哪里是祭坛，哪里是市阓，哪里是闾里，无不互相对应，井井有条，就像阴阳八卦一样严谨。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唐天宝（742~756）初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经过广州时，亲见广州城“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紫绯满城，邑居逼侧”。其规模之盛大，竟令人有“不异天子”之叹。内城建筑以官署衙门为主，商业区集中在西城外，两者保持一定距离，老百姓大多居住在城墙脚下，“邑居逼侧”，与官署衙门形成强烈对比。这一切，都是为了彰显上下尊卑的礼制。

此时，广州已是大唐的对外贸易重镇，每年九、十月间，寒冷的冬季季候风越过南岭，满载绫绮罗绢的中外商船，便解缆挂席，从广州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跨过印度洋、波斯湾，再到阿曼湾、亚丁湾、东非海岸，与沿途九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来年三、四月间，再随东南季风回航，俗称“返唐山”。常年侨居广州的“蕃商”，多达十几万人，官府在广州西城外划定“蕃坊”，供他们居住，坊内有专供蕃商使用的市场、学校和宗教场所。广州人把他们称为“住唐”，意为长住唐山。广州几成“唐”的代名词。

宋代十分注重商业，在广州设立市舶司，逐步放宽民间与海外的贸易限制。元丰三年（1080），朝廷改革外贸制度，规定中国所有商船前往“南蕃诸国”，只能从广州出发，也只能回航广州。即除了对日本、高丽的贸易，由杭州、明州市舶司管理外，其他几十个国家、地区的贸易，一律由广州市舶司掌管。与广州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40余个。后来朝廷两度撤废闽、浙市舶司，唯留广州一口通商。每天城外江面上，樯帆不绝，大小商船络绎不绝，排队入港，百货汇聚，人口也在急剧增加，城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天下有名的东方大港。

南北两宋，前后凡三百余年，广州城经历大大小小二十多次扩建和修缮，是有史以来最频密的。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高绅出任广南东路经略使时，把建设重点放在城西南，因为是广州的外贸港口。他开凿南濠，把城中众多渠水汇入南濠，排出珠江。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邵晔任广南东路经略使时，大力开凿和疏浚城外护城河，凿濠为池，以通舟楫，人皆称便。

北宋庆历四年（1044），广南东路经略使魏瓘在东面修筑子城，复疏浚城濠，凿东西澳建水闸，每天定时启闭。子城北部围绕着经略安抚使司，是传统的官衙区，隋广州刺史署，唐岭南道署、岭东道节度使府、清海军节度使司，南汉乾和殿，均设在这里，一条天街（今北京路）直通江边，以清海军门（双门）为界，南部为新兴的商业区。这次修固城池非常及时，因为八年后，即宋皇佑四年（1052），广西侬智高揭竿造反，攻打广州五十余日，但新修子城，固若金汤。

侬智高之乱虽然平息，但由于广州商贸兴盛，珍货山积，盗匪垂涎，动辄杀人放火，商人无法安居乐业。官府多次动议修筑西城，因为工程复杂浩大，筹钱困难，总是议而不决。宋熙宁三年（1070），程师孟调任广州知州，翌年再任经略史。在广州士民支持下，毅然动工修筑西城，历时一年完成。这次修城最大的特点，是把著名的光孝寺、天庆观、六榕寺、崇报寺、怀圣寺，甚至整个蕃坊，都纳入城内，从而打破了唐代以来“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的规矩。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重新修葺中城、东城和西城，从此，广州有了“三城”之称。

宋三城的设计，已突破《考工记》的规范，不像南越王城、步骘城和唐城那样方方正正，而是根据商业中心而变化，明显向西南方临江繁华商业区延伸，成了一个矩形。把商业区纳入城中，是一个破天荒的改变，意味着昔日“王城”向“商城”的蜕变。传统的城市礼制，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反映出世俗市井生活的蓬勃兴旺。

南宋末年，元军攻打广州时，东、西两城都被摧毁，其后进行过修复。元亡明兴，明军不战而下广州，城池没有受到破坏。洪武二年（1369），广东置行省。自南宋程师孟修筑西城，至今经历了三百多个春秋，随着人口的增加，原有的城区格局，已难以适应。于是，洪武初年便有了“三城合一”的工程。

“三城合一”，就是把宋三城连成一片。洪武十一年（1378）开始，拆掉了三城之间的城墙，把城市范围向北拓展，北城墙跨过了越秀山，南城墙在今大德路，西城墙在今人民路，新辟正西门（今中山六路与人民路交汇处），与城东的正东门相对。开通西门大街，方便了城内交通。三城合一以后，城区大大扩张，比原宋三城面积增加了一半以上。其后由于城南江边的冲积地不断扩大，嘉靖四十三年（1564）修筑了南城，人们称为新城（外城），与原有的旧城（内城），区别开来。广州城池的格局和规模基本定型。

明亡清兴，顺治四年（1647），总督佟养甲筑广州东西二雁翅城。当时南明军民在珠江三角洲声势浩大，多次进攻广州，要夺回这座古城。佟养甲在南城墙的东西两端，分别修筑城墙，直抵珠江边，作为城防工事，因形似雁翅，故称雁翅城，也有人称作鸡翼城。

这是广州最后一次修筑城墙了。从有文字记载的周秦算起，广州的筑城历史，始于南武城（传说）、任嚣城、赵佗城，经历了东汉、两晋、唐、南汉、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重建与修葺，最后，广州城墙以全长约9700米，高约7.6米，宽约6米的规模，在人们的记忆中定格。自此之后，除维修倒塌的城墙外，再没有筑新城墙了。广州的城墙修筑史，于焉划上句号。

注释

（清）仇巨川：《羊城古钞》，第38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周礼·冬官考工记》。载《十三经》上册，第62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明）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卷，第7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第7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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