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末民初时期的广州，有一个原籍浙江山阴的汪姓家族，由于先后涌现了多位鼎鼎有名的文化及政治人物，从而让当时的人们所认识和记住。此前，笔者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家族里的汪兆铨，是次给诸位介绍的则是汪兆铨的从弟汪兆镛。以及汪兆镛的好友——“清末四大词家”之一的朱祖谋。为何我会给大家介绍这两位呢？这还得从前一些日子笔者在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先生的收藏展上看到的一件书法作品说起。
这件由吴南生先生所收藏的书法作品是一对行书七言联，纵133厘米，横31.5厘米，水墨纸本立轴。释文：中散莫年须饵术，征君寒具好烹茶。憬吾仁兄大人正，祖谋。钤印：朱祖谋印（白文方印）、无着盦（朱文方印）。根据释文可知，这副对联是朱祖谋写给汪兆镛的，但对联中没有书具确切的年份。对联中的“莫”通“暮”。对联的意思是：三国时期魏国的中散大夫嵇康，到了暮年的时候最注重服药养身，修仙学道；不就朝廷征辟的士人最理想的生活就是边煮好茶，边吃着寒具（一种油炸的食物“环饼”）。透过这副对联的联语，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朱祖谋在向汪兆镛传递的一种信息就是“到了人生的晚年，大家就要讲求闲适，要注意养生，恬静无欲，那才是生活的本意”。
朱祖谋（1857—1931），名孝臧，字藿生，一字古微，又作古薇，号彊村，别号上臼民，室名无着庵。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光绪九年（1883）,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官至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广东学政。晚年因病假寓上海作寓公。精词学，为近代著名词人，与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合称为“清末四大词家”。工书法，宗颜褚，擅行楷。擅画，写人物、梅花多有逸趣。有《彊村词》、《宋词三百首》等存世。
汪兆镛（1861—1939），字伯序，号憬吾，晚号清溪渔隐。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父来粤为幕客而入籍番禺。自幼聪颖，少从叔父汪瑔读书于随山馆。岑春煊督粤时，延入幕府司奏章。辛亥革命后，避居澳门，以吟咏、著述自适。1918年曾参与修纂《番禺县续志》。1939年7月28日病故于澳门。著有《稿本晋会要》、《元广东遗民录》、《三续碑传集》、《微尚斋诗文集》、《岭南画征略》等。
上：朱祖谋 下：汪兆镛
朱祖谋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秋，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外放广东，出任广东学政一职。1903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为了落实清政府关于地方教育行政体制的改革，在广州设立两广学务处，积极推广新式学务。但与此同时，由于两广学务处成立之后，原有的广东学政衙门却并未马上裁撤，原有的主管职能也未同时削减，仍然具有管辖全省教育学务的权力。因此，广东学政衙门和两广学务处同时存在，两个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之间难免不时出现尴尬的互相冲突局面，从而被社会各界所诟病不已。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因与两广总督岑春煊长期存在学务上的意见不和，朱祖谋遂以“修墓请假”为由引疾去官，离开广东返回原籍。
由于新式教育的发展，使得原本以科举考试为主的旧式教育体制逐步受到淘汰，社会地位江河日下。原本掌握着广东全省教育管治大权的广东学政基本上也处于权力被架空的状态，仅负责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旧学，社会作为有限之至。而且，在清政府宣布“甲辰恩科取士”之后，科举考试取士制度亦正式退出中国社会政治舞台。可以不客气地说，“学政”一职已经到了有名无实之境地。在广东任职学政的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由于闲余时间的增多，朱祖谋先后到了嘉应州（今梅州）、香港等广东境内的多个地方视学游览，同时也认识了许多粤籍的文人、学者，这当中就包括了汪兆镛。当时的汪兆镛，由于为人耿直，工作细心谨慎，颇得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信任，在总督府内掌司奏章（即首席师爷），因而得以有机会接触到时任广东学政的朱祖谋。日常喜欢吟咏诗词的汪兆镛，虽然是南下广州的幕客后裔并入籍番禺，但他的原籍是浙江山阴，故而与年纪相近、在诗词方面造诣深厚、名列“清末四大词家”之一的浙江归安人朱祖谋，可谓是相见恨晚，交谈甚欢。
这副朱祖谋雅赠汪兆镛的行书七言联，一方面反映了朱祖谋自己晚年看透当时的官场种种丑陋，认清了生活的本意，追求“无欲、无为”的闲淡、恬静生活方式，二方面也希望透过联语向自己的好友传递这样的一种生活思想、生活方式。可以说，这样的一对行书七言联，从实物的角度见证了他和汪兆镛之间的交谊，很好地填补了两人交往历史的一段空白。
（谭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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