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昔日广州的市井风貌》在公众号刊出，有读者表示文章题目太大，未能概括广州昔日的市井风貌。窃以为用不长的篇幅，全面追溯广州湮没的生活痕迹，殊非易事。莫如多从几个方面回顾，见微知著，管中窥豹，聊作诠补。
医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市的公立医院并不少，计有中山医系列、广医系列等。
中山医系列有：
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医系列有：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位于盘福路，前身为城西方便所）；
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位于多宝路，初名“道济”，后更名“柔济”，现为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位于珠玑路，后定名为广州市中医院）；
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位于长堤，后改名为工人医院，现为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位于同福路，现为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位于员村，前身为员村工人医院）；
广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位于人民中路，现名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原名儿童医院）；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位于东风东路，原名广州市传染病院）；
广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位于横枝岗路，原结核病防治院）；
广州市第十人民医院（位于芳村，广州市精神病院）；
广州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位于广州东郊岭头，现名广州市干部疗养院）；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位于广州天强路，原名广州市职业病专科医院）；
广州市第十三人民医院（位于昌岗东路，现名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除此之外，还有广东省人民医院（前身为广东省中央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眼科医院、口腔医院等等，不一而足。
虽然广州市的医院不少，但医疗设备和药品匮乏。如现在常见的B超（超声诊断）、CT（计算机断层扫描）、MRI（核磁共振）等寻找病灶影像仪器，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在广州市医院临床应用。肿瘤标志物筛查和靶向治疗方法直到上世纪末，才在医院推广使用。
当时医生日常看病，除了凭借验血、尿和X光透视等常规检查手段外，更多的是凭经验诊断治疗，因此有“木匠要巧，郎中要老”的说法。看病时，患者大多找年龄大的医生，因为年龄大，意味经验丰富。但经验不是绝对的，对于感冒、咳嗽、急性阑尾炎等还好判断，对一些较复杂的病例，只能碰运气了。譬如判断患者胃穿孔，要施行胃部分切除术，打开腹腔才发现是晚期胃癌，癌细胞已扩散，只能匆匆缝合，安慰患者：不用担心，想吃啥吃啥。
医院可供选择的药物也不多，抗菌素类的有四环素、氯霉素、土霉素、合霉素、盘尼西林（青霉素）、链霉素、磺胺类等。现在临床已很少使用上述药物了，除了细菌的耐药性之外，还考虑到药物的副作用，如四环素容易使儿童牙齿变色，磺胺类、青霉素容易使患者有过敏反应，链霉素使不少患病小孩失聪无法治愈。
有一名妇人抱着孩子到医院看病，医生开出给小孩打青霉素的处方。经过皮试，顺利完成打针。护士嘱咐等候二十分钟才能离开。此间，小孩子遗尿，打湿了妇人的大腿，妇人当即休克倒下。原来小孩子打了青霉素后，部分青霉素未经代谢随尿排出，妇人是青霉素过敏者，皮肤沾上青霉素即产生过敏反应。幸好护士及时发现，注射肾上腺素，妇人才化险为夷。青霉素过敏反应之凶险可见一斑。
阿兹夫定、奥司他韦、拉米夫定等抗病毒药物尚未面世，遇到病毒感染，除了服用中药，多靠自身的免疫力。感冒、发热医生用药以安乃近（主要成份为氨基比林）、复方阿司匹林（主要成份为阿司匹林、咖啡因、非那西丁）为主。而咳嗽无一例外是服用咳药水。药水呈黑棕色，用一个有格子的玻璃瓶装载，水松木做的塞子。药水是加了氯化铵的甘草流浸膏溶液，又苦又咸，还有一股呛喉的怪味，小孩子十有八九抗拒服用，家长只能捏着他们的鼻子强灌。平时小孩子不愿意穿衣服，大人就恐吓：着凉了，就灌你喝咳药水。服用咳药水是众人儿时的恶梦。
现在医院仍在使用这种便宜的古老配方咳药水——复方甘草口服溶液。为了提高止咳药效，配方中增加了可待因。这给瘾君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咳药水成为成瘾的软性毒品。
五、六十年代实行公费医疗。单位职工到医院看病，初诊挂号费0.2元，复诊0.1元。看病前可到单位主管人员处领取一张记帐单，到指定的医院、街道卫生院看病。自付费用为全部医药费的50%，其余50%费用由单位凭记帐单向医院支付。也可以全部费用先自付，然后到单位报销50%。
生孩子全部医疗费用约10元左右，人体主要内脏器官（如心、肝、胃、肺等）的手术费一般是几十元/次。感冒、发热、咳嗽、荨麻疹（俗称风疹块）等常见病，看一次病在0.5元左右。现在常见的打点滴输液、留院治疗等，在过去是很严重的伤病才会施行的治疗手段。
有些患者不知是觉得看西医价钱贵，还是对国粹情有独钟——小病痛喜欢看中医，看中医大概是0.3元/次左右。中医药材沿用旧时的钱、两作计量单位，一市斤为十六两，一两为十钱。换算为公制单位，1钱等于3.125克。
当时的中药材价格十分便宜，夏枯草统购价是5元/1000克，桑叶是4元/1000克。后来颠峰期曾被炒到1万元/500克的铁皮石斛，统购价不过几元/500克。到医院（中药店）抓一服中药也就是0.1元—0.2元。中药方剂中，曾使用的人中黄（甘草粉在粪缸中浸泡所得）、人中白（从尿缸中刮下的白色垢迹），因为制作卫生问题，现在已很少使用，但罗仙子（屎虫干）仍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白鹅潭沙基涌上停满小艇
有些人觉得看中医仍是贵，用民间祖传单方也是不错的选择。感冒服榄葱茶（主要成分为葱白、姜丝）。荨麻疹服用郁金煲红糖。肝炎用玫瑰花煲瘦肉。患痄腮（腮腺炎），将蚝壳加水研磨，再放少许青黛，用来涂抹两腮。偏方是否有效没人考究，痄腮属自限性疾病，不医治7天也痊愈了。
如果认为上述治病费钱费时间，就到街上的凉茶铺喝碗凉茶好了。岭南地区气候湿热，空气中水气不易扩散，瘴气频发，凉茶具有清热解毒、祛湿解暑功效，成为广州人有病去病、无病强身的日常饮品。市面上治疗各种不适的凉茶五花八门：葫芦茶、甘和茶、定惊茶、七星茶、排毒茶、五花茶、祛湿茶、止咳茶、感冒茶、灯芯草伏苓茶、鸡骨草夏枯茶、癍痧凉茶、廿四味、万应茶、神农茶、龟苓膏……还有不知什么功效的生鱼葛菜汤。每碗凉茶0.02元—0.1元不等。
广州凉茶铺遍布大街小巷，比较有名的有：
王老吉凉茶铺（最早在十三行靖远街开铺）
三虎堂凉茶店（店址在惠福西路）
黄振龙凉茶（最早在仁济路开铺）
耕田公凉茶（店址在洪德路）
大牛炳凉茶（店址在太平南太平桥）
最有意思的是大牛炳凉茶店，门前摆一个黄澄澄硕大的煮凉茶铜煲，门口挂一付对联：“落药有街知，煲紧係巷闻。”凉茶店老板考虑到小孩子怕苦味的特点，别出心裁在凉茶中加入罗汉果，使凉茶回味甘甜。小孩子常常主动与家长说，到大牛炳饮甜茶。
广州的凉茶文化，有人不以为然。中医注重四诊八纲，辨证论治，君臣佐使配伍。相同病症，讲求一人一方，一时一方。大家喝同一味凉茶治病的做法，似乎与中医理论相悖。
有一些市民信神不信医，家中有人患病，就到大佛寺、海幢寺、光孝寺诚心礼佛，祈求阖家平安，或到三元宫摸摸神牛，求一支好签。
晚上婴孩睡不安宁，就用手掌大的黄纸，写上偈语：“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啼郎，过往行人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并将黄纸贴在马路的电线杆、墙壁上，让行人诵读。或者按《通书》上介绍的独门秘方，取一根烧焦的木柴，放在婴孩枕头旁边。男左女右，保证一夜安眠。
时过景迁，现在听上去，这些做法有点可笑。但在五、六十年代，有些地方还将识字扫盲作为主要任务，要普罗大众都崇尚科学、破除迷信，未免苛责。
治安
如果有人问，广州市什么时候的治安环境最好，老一辈的广州人一定回答：上世纪五十年代治安环境和社会风气最好。
刚解放的年代，人民群众有一种当家作主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豪感，将维护社会安定作为一种自觉行为。广州呈现夜不闭门，路不拾遗的升平景象。
有一妇人，抱着小儿上街。好动的小儿将妇人脖上的金项链扯断，遗落在街上。有一路人拾获，凭金项链的样式，知道是一名妇人遗失的，着急地向旁人打听，刚才是否有一名妇人路过。最后辗转了几条街巷，方才看到抱小儿的妇人，将金项链送还。
有一名妇女上酒楼，在盥洗室洗手时，将手指上的金戒指脱下，放在洗手盆旁，离开时将戒指遗留在盥洗室了。有后来者发现戒指，立即去寻找失主。但酒楼人来人往，难以找寻。只好将戒指交给服务员，让失主认领失物。这样拾金不昧的事例难以枚举，大家视为常态。
解放后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我国制定了《宪法》、《婚姻法》、《土地法》和一些条例，《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条文尚缺。儿时最熟悉的是“不要随地吐痰、不要乱扔果皮纸屑杂物”的“六不六要”卫生条例。
办案的民警
公民违法，法院在没有适用法律条款的情况下，多参照政府文件、风俗习惯，或倾听群众的意见作为定罪依据，判决中难免出现“口袋罪”。虽则如此，不等于对违法者网开一面。相反，乱世用重典，当时的刑罚是很重的，对作奸犯科者有很强的阻吓作用。1961年，有一名营业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200多元，被判六年刑罚。到1967年，本应刑满释放，时值如火如荼的革命高潮，于是又继续关押。
广州市掏腰包（俗称打荷包）、抢夺财物、小偷小摸等违法行为不能说绝迹，全年统计屈指可数。而杀人越货、入室抢劫、贩卖人口的案例则闻所未闻。其时市民大多不富裕，生活捉襟见肘，没有闲钱购买贵重的东西。若家中有一台四扇风叶的“华生”铜座风扇，或者一部“胜家”旧衣车，已是中产阶级了。至于“四转一响”的现代电器想都不用想。小偷若入屋盗窃，最多也就拿几件衣服而已。付出与收益比较，小偷自会衡量利弊作出选择。
五、六十代的警察是勤劳、勇敢、亲民的综合体，有一部电影叫《今天我休息》，片中由仲星火扮演的警察马天民，在休息日做了很多好事。虽然编剧将好事放在一天内发生，但马天民热心为民的行为却十分贴近生活。
当年警察着装十分醒目，头戴白色大沿帽，上身是白色长袖制服，腰扎棕色人革皮带，下身深蓝长裤，裤子外侧缀有暗红色的边线。脚踏黑色皮鞋，统一梳大背头。与现在有明显区别的是，除了户籍警和交通警外，其他执勤的警察均佩戴手枪。手枪是二战后万国牌左轮手枪，并未形成制式。当时仿苏联的国产51式、54式手枪是军队的制式配备。在沙面设立的波兰领事馆、越南领事馆、朝鲜商务临时代办，大门站岗的军人就是佩戴54式手枪。
警察配备手枪执勤是形势的需要。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是对敌斗争的桥头堡。那时台湾当局不甘心失败，不断派遣特务潜入广东，企图制造爆炸、暗杀等恐怖事端，将共和国扼杀于萌芽之中。广州治安形成对内保持人民安居乐业，对外时刻警惕敌特搞破坏的内松外紧局面。
1950年在广州发生的“3.3”轰炸事件中，就出现引导敌机轰炸的潜伏敌特，用驳壳枪扫射市民的情况，执勤民警发现后立即拔枪与之对射。
每天吃了晚饭或周日，佩戴警枪的民警经常到所管辖的街区巡视，或到居民家中聊天，摸查街区的治安情况，提醒居民有可疑情况及时报告。民警联同居委会工作人员、居民积极分子，编织成一张维护街区治安的“大网”，在当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某居民家中来了一位陌生人，居委会人员就借口串门闲聊，打探来者姓什名谁，与居民是什么关系，来广州干什么。在国家安全大义面前，个人的隐私处于从属地位。又譬如，有亲戚朋友从港澳回来探亲，必须在到步后4小时内，带备回乡介绍书，去派出所报到备案，走的时候也要到派出所报离。外地人员出差住旅店，必须出示单位证明。那时没有监控摄像头，但人员流动情况公安部门掌握的清清楚楚。如此严密的组织制度，有敌特分子想潜伏到广州搞破坏，很难逃过居民的法眼。
1954年，广州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敌特爆炸案。
1954年10月1日，广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景象。在维新路口（今广州起义路）搭起的一座庆祝国庆的大型牌楼。牌楼上挂着大红灯笼和五彩缤纷的灯饰，牌楼顶上挂着大幅毛主席画像。牌楼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底座摆满了鲜花。街上行人熙熙攘攘，不时驻足观看牌楼，叹为观止。
五六十年代的警察在巡逻
10月2日，人们继续前一天的欢乐。13时许，路上行人减少，这时，一名干瘦的中年男子走近牌楼，看到四下无人注意，便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用牛皮纸包住的东西，埋在牌楼下的花丛中，然后迅速离去。
到了下午，马路上兴致不减的游人又多了起来。15时许，两名八九岁的小学生蹦蹦跳跳地来到牌楼下，在鲜花丛中追逐着，忽然发现一盆花中有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一个铁罐。想起老师说过，诚实的小朋友捡到东西要交给民警叔叔。于是两个小家伙把“纸包”交给了正在路口指挥交通的民警小李。
看到两名小学生拾金不昧，小李表扬了他们几句，也没有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便顺手把“纸包”放在交通岗的窗台上，又忙着去指挥交通了。
16时许，大南路派出所民警小朱、小周巡逻经过维新路交通岗，顺便跟小李打了个招呼，小李便将“纸包”交给他们，说是两名小学生捡到的，让他们带回派出所处理。小朱打开“纸包”一看，是一盒用铁罐装着的进口黑猫牌香烟，于是顺手将纸包装入裤兜，又去巡逻了。
当日17时许，小朱两人回到派出所，将牛皮纸包着的铁罐交给派出所张所长。张所长接过来后发现铁罐重量有异，打开罐子的铁盖，发现里面装着十几条小金属条，觉得有问题，于是马上报告广州市公安局。
很快，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苏青，带着反爆组匆匆赶到。苏青当年在新四军干的是爆破技术工作。凭着经验，他一看就知道这个香烟铁罐内装着的是一颗通过化学反应引爆的定时炸弹。定时引爆装置的雷管连着一个装着浓硫酸的小金属信管，通过硫酸的慢慢渗出，将连接弹簧的细钢丝腐蚀掉，弹簧撞击雷管从而引爆。炸弹爆炸的时间很难确定，必须马上排除。
苏青叫人提来一大桶水，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引爆装置与烈性炸药分离开来。这时，引爆装置开始发生化学反应，发出“吱吱”的声响。苏青赶快把引爆器放进水桶里，提起水桶飞快跑到派出所的天台。
须臾之间，只听到“轰隆”一声，木制水桶被炸得四分五裂，木屑、水花溅满天台。苏青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是18时50分。他抹抹额上的汗水，连忙询问张所长：“炸弹是从哪里来的？”
民警小朱答道是两名小学生在维新路牌楼拾获的。
苏青一听着急了：“牌楼可能还有炸弹，我们赶快去看看。”
一干人等匆匆赶到维新路的牌楼下，这时街上的游人已经多了起来，围着牌楼驻足观看。这令苏青为难了：万一牌楼还藏有炸弹突然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硬将群众疏散，又怕造成恐慌。他略微冷静一下，有了主意。于是让民警以检查牌楼的安全结构为由，劝群众先散开，然后将牌楼上上下下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炸弹，但也没有发现破案线索。
一定要将放炸弹的特务挖出来！破案的任务交给了广州市公安局侦查科的两名侦查员。二人首先找到维新路附近的几个派出所，请求协助尽快找到捡炸弹的两名小学生。
两天后，解放南路派出所终于找到了这两名小学生——张戎机和叶永雄。两个小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将那天拾获炸弹的情况说了一遍。民警对孩子们的行为表示嘉许，正是学校平日注重对孩子们的思想教育，才避免了一场灾祸发生。
10月7日，专案组收到一条内部信息，国民党保密局驻香港工作站的特务屈金汉（原籍广州番禺），在今年7月接受特务机关派遣回内地实施爆破活动。两天后，专案组又收到一条线索，屈金汉曾在10月1日密函告香港特务机关，已于9月底收到两件器材，并选定广州维新路牌楼为爆炸目标。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两名侦查员马上赶到屈金汉所在的乡进行调查，乡干部反映屈金汉已于9月2日从香港回来了。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屈金汉原来在当地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解放前还当过土匪，吃喝嫖赌欠了一身的债，解放初期为了逃债去了香港。这次回来曾去过广州。
第二天一早，两名侦查员又赶到番禺，在乡政府的配合下，打扮成乡干部的模样，将屈金汉“请”到了乡政府。乍一进乡政府，屈金汉十分紧张，一双小眼睛狐疑地打量着几名乡干部。侦查员以政府关心港澳回乡人员为由，问起他回乡后的生产生活情况。
看着这几个土里土气的乡干部，屈金汉慢慢放下戒心，胡吹起来：“在香港谋生真不容易，我连续找了几份工作，都被那些无良资本家‘炒了鱿鱼’，现在回到家乡，人民政府对我十分关心，又给我安排工作，我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屈金汉装出一副感激政府的样子。
“你回来后有没有到处走走，看看祖国的新面貌？”
“有，有，国庆节我去了广州参观，真热闹。广州变化真大，解放前我也去过，跟现在简直没法比。”屈金汉忙不迭地答道。
“你都到过广州什么地方，给我们说说，有机会我们也去看一看，开开眼界。”
“噢，我去了中央公园、永汉路、教育路。”
维新路就在这几条路中间，他周围都去了，为什么偏偏避开维新路？
“你还去过维新路吧？”侦查员突然问道，屈金汉顿时紧张起来。
他看看刚才还是土里土气的乡干部，现在忽然变得威严起来，于是支吾了一下才点头说：“去过。”
侦查员紧追不舍：“你还在维新路的牌楼下放了一包东西，对不对？”屈金汉一下子脸色发白，两只手一个劲地抖，额头沁出冷汗，眼前这两人哪是什么乡干部？分明是公安民警！他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时，另一名侦查员立即说道：“走，咱们换个地方，你把问题说清楚。”
在广州市公安局审讯室，屈金汉彻底交代了他的罪行。解放初期，他逃到香港后换了好几个工种，但都嫌辛苦干不下去。这时，他在番禺认识的酒肉朋友、国民党特务齐言学介绍他参加特务组织，并接受了行动破坏训练。
1954年8月，屈金汉受委派潜回大陆搞行动破坏，任务是在国庆期间以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为目标，制造恐怖爆炸活动。临行前，齐言学特意向他交代了接炸弹的时间、地点和暗号。9月2日，屈金汉以回祖籍定居为由，回到了番禺县。
9月27日，他收到化名“廖新”的敌特交通员从广州寄来的一封信，告知“东西已带来，过两天到成珠茶楼去取”。
9月29日，屈金汉依约来到成珠茶楼，对上接头暗号后，接收了“廖新”从香港偷带过来藏在黑猫牌香烟铁罐里的两颗定时炸弹。“廖新”还告诉他，这个月底还要过来将纵火器交给他。随后，屈金汉来到他在广州的姑妈家里，将炸弹藏在她家的阁楼上。
在维新路搭建的庆祝国庆牌楼
10月2日中午，屈金汉取出一颗定时炸弹，定好当日19时爆炸，然后偷放在维新路国庆牌楼下的花盆里，想着那时天黑下来，出来看灯的人一定很多，爆炸造成的效果更好。炸弹放好后，屈金汉赶紧跑回番禺老家。
根据屈金汉的交代，民警在其姑妈家里搜出了另一颗定时炸弹。屈金汉被抓获后不久，给他送炸弹的敌特交通员“廖新”也被公安机关抓获。
“廖新”被抓有一定的偶然性。10月29日，一名叫肖汉彬的香港男子，在广州某百货商店用假人民币买东西时被商店职工发现，随后被送到派出所处理，民警在他随身行李中发现了大批刮须刀、衣车针、火石等走私物品，还有两个纵火器。
派出所将他交给市公安局侦查科，专案组发现其与屈金汉交代的交通员“廖新”样貌相似，但审讯时他一口咬定自己只是走私，纵火器是一个不相识的人给了他50港元托带过境的。专案组于是将肖汉彬的照片和其他照片混在一起，让屈金汉辨认，屈金汉一眼就将“廖新”认了出来。
专案组再次提审肖汉彬，他还是拒不交代，民警突然大喝一声：“廖新，你不要再抵赖了，老实交代你的问题吧！”
一听“廖新”二字，肖汉彬顿时目瞪口呆，这是他与屈金汉联系时使用的化名，屈金汉肯定被抓并供出了他，于是他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五一十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1955年3月29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公审大会，对屈金汉等20余名特务进行公开审判。
电影《羊城暗哨》、《跟踪追击》中演绎的故事，并非天马行空，胡乱编造的，而是根据在广州发生的多起反敌特案件艺术加工而成的。
公安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复杂严峻的对敌斗争中，对城市群体活动的安全工作偶尔出现纰漏。1957年11月7日，越秀山体育场举行纪念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的烟花晚会。当日19时30分烟花晚会开演。体育场第5号门外许多观众急着要进入场内，而不少无票的人趴在竹制的围栏上（当时还未安装铁丝网围栏）不肯离开，往场内张望。人越积越多，在场的警察无法制止，令场面失控，围栏终于抵受不了人群的挤压，轰然倒塌。靠近门内座位的几排人被推倒，后面人继续往前涌，倒下的人堆顺着体育场座位的陡坡一层一层地滚下去，造成严重的踩踏事件,当场有33人死亡，16人重伤，41人轻伤。
产业
按现代经济学划分，第一产业为农业，第二产业为工业，第三产业为服务业——不生产有形产品的行业。
解放后，广州参照苏联的经济发展经验，优先发展工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兴建、合并、扩建了许多工业企业，包括广州钢铁厂、广州造船厂分厂、重型机器厂、广州化工厂、西村水厂、第一橡胶厂、广州第二棉纺厂、广州电池厂、广州纺织机械厂、广州造纸厂、自行车厂等等。与第一产业的发展对比，对第三产业却不那么重视，发展较为缓慢。
在五、六十年代，广州有两家最辉煌的百货公司——南方大厦和中山五路百货商店。四乡的人说，没有到过南方大厦等于没有来过广州。
南方大厦当时是商品种类最齐全，经营面积最大的百货商店。首层是售卖烟酒糖果饼干，塑料制品，针头线脑等商品。二层是文具、玩具、布匹、成衣、鞋袜。三楼是五金家电、工艺品等。商店内从早到晚都人头簇拥，热闹非常。人们逛商店的多，买东西的少，不是人们不愿消费，而是人们手中的票证实在有限。
1961年元旦，广州市各单位内部通知，是日南方大厦有收音机出售，需5张工业券，限购一台，单价108元。当日早上，在南方大厦东门排起了一条长长的人龙，但未如想像中拥挤疯抢。一来大家对内部传出来的消息存疑，二来108元价钱不是每个家庭能承受的。按当时双职工户收入计算，要节衣缩食储蓄两至三年方能达到此数目。
至此，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熊猫牌五灯（电子管）交流收音机，进入广州的千家万户。
在中山五路五金交电商店，曾有苏联进口的KVN-49的14寸黑白电视机出售，售价为800元人民币。这个价格现在听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但放在过去是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
南方大厦儿童玩具柜台
现在人们常见的一些家庭用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尚未出现：
彩色电视机、便携式盒式录音机、家用电冰箱、家用洗衣机、家用小汽车、计算器、家用电脑、纸面巾、一次性卫生巾、洗衣液、塑料扫把、保温杯、手机、电子秤、不粘锅、气体打火机、钢卷尺、家用吸尘机、羽绒服、电热水壶、饮水机……
对比之下，一些在五、六十年代常用的物品，正陆续移出大众视线，成了文物。如：算盘、木屐、计算尺、塑料凉鞋、铸铁熨斗、火水灯（煤油灯）、木杆秤、手动打字机、留声机（黑胶唱碟）、蜂窝煤炉、搓衣板、椰衣扫把……
有一些现在流行的活动，当时是少有的，如旅游活动。当时没有旅行社，缺乏有组织的旅游团活动。但市民有“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欲望，于是约几个同学，骑自行车到佛山祖庙、番禺余荫山房、漱珠岗的纯阳观游玩，这是省内游的趋型。有经常出差的人从广州到北京，坐3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一边观赏沿途景色，一边吃道口烧鸡，品尝孝感麻糖，算是公私兼顾。更高级的是乘飞机到北京，到单位开一张购机票证明，用93元购一张广州至北京的飞机票，享受飞机至高无上的贵宾式服务，真正的五星级旅游。
当年曾坐过飞机的市民如凤毛麟角，大家对如何搭乘飞机一无所知，至于到国外或港澳旅游更是异想天开。
某部委由一名副局长带领四名业务人员到欧洲考察。主管部门给带队的副局长5元美金（当时兑换率1美金≈3元人民币），以应付路途上的不测。在十多个小时的飞机飞行中，五名国人只喝凉开水，不吃饭不吃水果。原因是带队的副局长担心5元美金不足以付餐费，将送到眼前的食品一概拒绝。最后快到目的地了，空姐派发水果，副局长心想，5个美金应该可以买五个橙子吧。于是要了五个橙子每人一个，并用美金支付。空姐摆摆手，说飞机上的用餐、饮料均免费供应。
有经济能力的单位，有时会组织职工外出活动。首选当然是山清水秀的肇庆七星岩。广州到肇庆约100公里，但路况较差，又要在马房渡口排队过渡，单程汽车就要花费6小时。早上6时出发，到晚上9时多才回到广州，在肇庆只玩了3个多小时。这还是十分顺利的，遇到天雨路滑，或渡船故障，在路途耽搁一整天亦毫不奇怪。
在五、六十年代，由于市民手头的积蓄有限，大多数与储蓄所打交道，甚少接触银行的金融业务。在储蓄所的大门上，通常是几幅彩色宣传画，标题是：大家都来储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储蓄所的墙壁上，写着服务承诺：一、存款自愿，二、取款自由，三、为存户保密。
由于社会保障水平不足，人们收入相对较低，广州市民养成了储蓄的良好习惯。但存款额超过100元的家庭少之又少。1.8%的活期存款年利率多年不变。
在五十年代，为了帮扶困难职工，全国总工会倡议在各基层单位建立储金会制度。在每月发薪日，由负责储金会的主管人员（有责任心的职工兼任），从每个自愿入会的职工工资中，扣下2元储金款，收集后形成储金会帐户。每位职工按需要，当月可向储金会最多借款5元。到次月发薪日，储金会除向借款人扣2元储金款外，另扣5元还款，余此类推。储金会制度当时起到济困扶危的良好功效。这种制度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五、六十年代，广州是没有超级商场、自助餐等服务的。有人从国外回来，向朋友介绍国外自助餐景况，大家认为是痴人说梦。按当时顾客的食量，在广州开自助餐馆不出十天一定关门大吉。
有一批广州人到国外公干，在一家西餐厅吃午餐，四人一桌。听说桌上竹筐的面包是免费的，大家三下五除二，就把一筐面包干没了。侍应马上添置了一筐，一转眼又没了。侍应不停上面包，客人不停地“消灭”。
最后餐厅老板向领队道歉，餐厅准备的面包已全部用光，真对不起，未能满足客人的要求。按西餐上菜的程序，这时候汤还没上，主菜还没上呢。
住房
在五、六十年代，受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广州男性娶老婆并不容易，但更难的是找房子。有“找房子比找老婆还难”的流行语。
解放初期，我国人口是4亿5千万，在“人多好办事”和“争当英雄母亲”口号的催生下，到六十年代初，我国人口已增至六亿。广州的人均居住面积从1949年4.5平方米，下降至1960年的2.76平方米。
房子是年青人结婚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当时一般市民取得居住权的途径有三：老一辈留下的房子，租房子，单位分配的房子。
除特殊情况外，市民不能买卖房子，即便是单位分配的房子，也没有所有权，只有租用权，每月按0.1—0.3元/平方交纳租金。
市民围绕房子发生的种种经历，演绎成亦喜亦悲的千千阙歌。
有祖屋留下福泽后世的家庭毕竟少数，大多数市民是租房管局的房子居住。开始时房子还不算挤逼，随着人口的增多，七、八口人三代同堂，挤在十多平方的空间中，倍感偪仄。于是架子床（碌架床），可伸缩的躺椅，搭建阁楼，在天台违建棚屋等对策纷纷登场，做“厅长”是晚上在客厅行床就寝者的自嘲。
职工宿舍
更多的人寄望单位福利分房，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单位建好的房子，对分房部门来说，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最常见是打分制。将申请住房职工的年龄、工龄、学历、行政职务、技术职称、家庭成员、奖惩记录、住房状况、婚姻状况、工作表现等在表格上打分，高分者优先分配房屋。
有一名30多岁男职工，排队等候单位分配房子结婚，等了七年还没有着落。这次分房看来又要落空。他一气之下，拿了一罐汽油找到负责分房的主管人员，大声吼叫，这次再不分房子给我，你我今天都别想活着走出这扇大门。
主管人员被他逼得没有办法，无奈说道，只剩下一间别人退出来的“老破小”房子，不嫌弃就分给你吧。男职工一叠声说，要，只要能住人就要。后来才知道，这房子之前的住户因病魔缠身，在此屋上吊自杀。取得住房后，男职工翌日便举行了婚礼。凶宅作新房，还博得不少未分到房子职工的垂涎。
当年建筑材料贫乏，建筑工艺落后，建造的职工宿舍大多是砖木混合结构。批荡的三合土为石灰、黄泥、沙子，用不多久，内墙的批荡层就整块剥落。直到六十年代末，才有水泥预制件的房子出现。
房子如筒子间，一条长长的走廊是公共阳台，十多间房子在走廊旁排列，走廊的一边供居民晾晒衣服。楼梯在走廊的尽头。每层有一个厕所（洗澡间）和一个厨房，为十多户人家共用。据说这是利用率最高的样板建筑。由于多人共用厨房、厕所，难免出现争水喉、占厕所的现象，邻里间口角的事时有发生。
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型企业，就自建房子。不但建职工宿舍，还建食堂、幼儿园、学校、医院、商店等，除了殡仪馆，具备社会功能的所有设施都有。但一些小企业、事业单位就难了，没资金，没地皮，领导天天被职工追着要房子。实在没办法，一些单位就将饭堂、礼堂、仓库等改造成简易宿舍——用三合板间隔成一个个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分配给等候多年的已婚或未婚职工使用。由于小房间没有房顶，房与房之间属半封闭式。夜深人静，房间中不时传出不可描述的响声，左邻右舍置若罔闻早已习已为常。一些六、七十后的广州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
广州一户人家，老两口有一子一女，居住在一室一厅的老房子。在六十年代，女儿上山下乡到了粤北。后来儿子结婚，找不到房子，老两口让出房间给新婚夫妇，自己睡客厅上。七十年代，已结婚的女儿一家三口回城，找不到房子，想回娘家居住。与老两口商量，能否在客厅间出一个小房，让他们一家暂住。老母亲叹了一口气，这么小的客厅，我们老两口睡眠尚且感到挤逼，怎么可能间隔出一间房间！嫁出的女，泼出的水……
就是这一句话，女儿再也没有回来，从此与娘家断绝了关系。
当年在荔湾区长乐路与和平路交界的地方，有一个自发形成的旧房置换集市。市民的房子不许买卖，却可以相互交换。人们出于种种原因，或因房子老旧，或嫌上班路途远，希望能换一间心仪的房子。集市上人流络绎不绝，但每人都怀着以旧换新、以差换好的心态与他人商讨，真正成交的例子可想而知。
五、六十年代，广州还有一群以船为家的人——疍民，又称水上居民。在广州珠江东起石涌口西至白鹅潭，都曾经是水上居民活动频繁的江岸线，这里停泊着密密麻麻的小艇。水上居民绝大多数从事捕鱼、渡客、水上运输业等工作。
1954年周恩来总理来广州视察，为改变水上居民落后的居住环境，指导广州市政府先后在基立村、荔湾涌、滨江东、猎德等15处兴建水上居民新村，安排水上居民上岸居住。水上居民刚开始不习惯岸上的生活，如不坐凳子，喜欢蹲在地上。垃圾随处扔，甚至从楼上往下扔。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已改变了原来的习俗，慢慢与陆岸市民融为一体。
群情
1958年大家兴高采烈同唱一首歌：
戴花要截大红花，
骑马要骑千里马，
唱歌要唱跃进歌，
听话要听党的话。
听党话跟党走，广州人以行动践行时代的诺言。五十年代，为改善市区环境和百姓业余生活，市政府倡议市民义务劳动，开挖人工湖。当时每周只有一天休息日，全体市民放弃休息时间，到工地挖泥挑土。经过数月的奋战，开挖出麓湖、东湖、荔湾湖、流化湖等四个人工湖，为美化城市景观增添光彩。
令人最难忘的是，市政府根据不同的形势，号召市民通过游行示威，声援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正义事业。
1950年12月，广州市民举行了三次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庆祝平壤解放大游行。在游行的队伍中，有人化妆成杜鲁门、麦克阿瑟的样子，被中、朝人民打翻在地。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
地上开红花呀，
中朝人民力量大，
打败美国兵呀，
全世界人民拍手笑，
帝国主义害了怕呀。”
人们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中朝友谊之歌》开展了一系列抗美援朝运动。
1956年，广州市民游行示威，支持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抗击英法武装侵略的斗争。
1958年，广州市民游行，支持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
1962年，广州市民游行示威，声援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的带领下，抗击美国及其走狗的侵略行为。游行队伍中，大家唱着富有拉美特色的古巴歌曲：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保卫古巴的革命。
正是因为古巴报是我们的，
是美洲斗争的姊妹，
Cuba yes, Cuba yes, Cuba yes, Yankee no.
（要古巴，要古巴，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1964年，广州市民游行，支持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收回运河主权的正义行动。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广州市民声援越、柬、老三国抗击美国的侵略行为，举办的游行示威活动更是数不胜数。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雄壮的歌声响彻神州大地。
曾经有人感怀，为什么五、六十年代的市民，对政府的号召坚信不移，积极响应？究其原因，除了岭南地域民风朴实之外，与公职人员信守不渝，执政为民的榜样作用有莫大的关系。当时，民众将警察、国家干部视为公平正义的化身，有困难、有麻烦就找他们解决。他们的裁定很有权威，令人信任，无人不服。
1956年，国家开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除了在社会上进行正面宣传外，鼓励市民检举揭发破坏公私合营的行为。
有一间售卖粥粉面的小食店，出品的猪红粥味道鲜美，受到街坊邻里的喜爱。
每天凌晨，老板就起床煲粥。先将洗干净的大米用生油、精盐腌制片刻，然后加水放入猪骨，慢火熬制粥底。粥底煲成后，加入切成小块的猪红，放姜葱、胡椒粉、调味料，猪红粥就做好了。有人说，猪红粥做得好不好，全看粥底是否绵稠香糯。
店中一名伙计生疑，每天凭证供应的猪骨，量少质差，不可能做出如此味道浓郁的粥底。于是他留意老板的行踪。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事情的端倪。
这一天小雨初晴，老板提着一个布袋出门。来到西郊一处临近水塘的草地上。只见他从布袋中掏出一个盆子和几块茶籽头，又从水塘旁拔了一把水辣寥，将水辣寥混合茶籽头在地上揉搓碾碎。然后，将碎渣放入盆子中，加入塘水，搅拌成混浊的浆液。接着，他将浆液均匀地淋在草地上。不到一刻钟，无数条又长又肥的蚯蚓破土而出，在草地上蠕动吐沫。老板不慌不忙地将蚯蚓捡起，放入布袋中。
随后的情节想必大家已猜到。老板将蚯蚓剖开洗净，放入专用布袋中扎好，与猪骨一起熬制粥底。
伙计发现老板的行为后，立即向公安部门举报。公安部门传讯老板到派出所。但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定罪，说破坏公私合营未免小题大做，最后以售卖不洁食物对老板进行处罚。
逝者如斯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已离我们远去。忆述旧日的风貌，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我们沿着过去的走廊找寻未来的路，更体会岁月是如此的美好。
李志豪
2024年9月12日
照片由作者提供，选自网络
部分文字参考《牌楼下的烟盒》
读本号文章，品广州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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