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工业 从制造军火开始

现在，让历史的目光，暂时离开辛亥革命卷起的滔天怒潮，回到半个世纪以前，回到这股近代化巨潮的滥觞之地，追寻最初的涓涓细流。

从道光二十一（1841）至1941年，是动荡的一百年，也是中国近代化剧烈转型的一百年。正如分娩一样，转型是痛苦的，是有风险的，但同时也是激动人心的、充满美好冀望的。在这一百年里，广州是如何从农业时代的城邑，变成一座近代城市的呢？它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走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道路呢？

所有世界性大城市的近代化转型，首开其端，无非二者，或为工业革命，或为商业革命，有些以前者为重，有些以后者为重。反观广州的转型，商业是最主要的牵引机，工业也有强大的推毂作用，但二者从未达到“革命”的程度。

鸦片战争的结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广州一向独占鳌头的外贸优势，不复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攻破广州外城。十三行被大火焚毁，天子南库、锦绣乾坤，霎时间都灰飞烟灭，化作废墟，十三行结束了它长达一百多年垄断对外贸易的显赫历史，外贸的重心移到上海。在一段时间内，广州似乎失去了发展的方向，在迷茫中徘徊。

广州是中国历史最长的外贸口岸，传统手工业，有近水楼台之利，发育得根深叶茂。嘉靖三十五年（1556），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G.de cruz），在广州逗留了几个星期，走街串巷，眼界大开，对遍布城厢内外的各种作坊，叹为观止。后来他根据所见所闻，撰写了《中国志》一书，在书中他津津乐道：“（广州）很多手工业工人都为出口贸易而工作。出口的产品也是丰富多彩的。有用彩色丝线盘曲地绣在鞋面上的绣花鞋、彩漆绘画盒、硬木家具（如写字台、桌、椅、木雕的床）、镀金的铜盘、瓷器等，都是绝妙的艺术品。广州的主要街道比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街道还要宽阔。”仅以纺织作坊为例，当时在广州附近，便多达2500余家，分布在带河基、晚景园、龙津桥、金沙滩一带，每个作坊约有“机房仔”（工人）20名，如今在光复北路以西，还有经纶大街、麻纱巷等地名，其盛况可窥一斑。

纺织品是广州久负盛名的出口产品之一，当近代工业出现时，最先发展起来的，本应是纺织工业。在珠江三角洲，处处桑基鱼塘，鱼塘养鱼，桑叶养蚕，蚕蛹喂鱼，塘泥肥桑，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南方最重要的蚕丝产地。

锦纶会馆是一座岭南祠堂式建筑，原址在下九路西来新街，始建于雍正元年（1723），道光二十四年（1844）重修，是清代广州丝织业的行业会馆。在会馆内有一块雍正九年（1731）的《锦纶祖师碑记》，记载当时在广州从事丝织业的有数百家，他们共同出资兴建了关帝庙作为丝织行家聚集地。丝织业尊奉的祖师爷是“汉博望张侯”，也就是两千多年前出使西域的张骞。每年农历八月十三“师傅诞”，绵纶行业都会大事庆祝。东家（雇主）在绵纶堂聚会，而西家（工人）则在正西门外的先师庙聚会。

一位鸦片战争后到访中国的英国人，在广州十八甫遇见了一位绅士。这位绅士对蒸汽机械，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恳请英国客人，给他画一幅以蒸汽为动力的纺纱织布机器图样。英国客人粗略地绘画了一幅草图，并解释它的工作原理。绅士听得入神，但因为未见实物，终觉遗憾。英国客人告诉他，在澳门的美国人已答应为中国制造一艘蒸汽动力船，很快就可以来广州了，如果想看真实的蒸汽机，可以参观一下这艘船。英国客人真切地感到，广州人正努力理解与吸收这些知识。

事实证明，广州人的学习能力超强。同治十年（1871），中国第一家现代机器纺纱厂——厚益纱厂在沙面建成投产，有棉纺锭1280锭，日产15支纱800磅，比大名鼎鼎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还要早19年。虽然只半年时间就停业了，但它的出现，让人们听见工业化的汽笛，第一次在广州响起。

昔日的缫丝厂抽丝车间女工

同治十二年（1873），广东籍越南华侨陈启沅，在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采用蒸汽缫丝，这是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打破了手工作坊的天下。同年，商人陈濂川也在广州十八甫开办陈联泰机器厂，尝试利用旧机器，改造安装蒸汽缫丝机，后来还自行制造，销往顺德、南海等地。机器缫丝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很快就把手缫丝（土丝）逐出了市场。1880年代，广州机缫几乎独占了欧洲大陆市场。

受到外国船坚炮利的刺激，朝野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对发展军事工业，有更迫切的期求。国内的制造业，大都从军工起步，广州工业亦如是。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三行商人潘仕成奉旨承受督办七省海防战船、火炮和自制水雷等军工生产。由于研制成功攻船水雷，朝廷赏加潘仕成布政使衔，从二品顶戴。按规定商人最高只能授三品职衔，潘仕成一跃而为二品，可谓备极荣宠。

商人仓猝转行做军事工业，虽然是形势所迫，求成心切，带着几分悲壮，亦带着几分无奈，但商人一无经验，二无技术，成功的机率，微乎其微。

同治八年（1869），两广总督瑞麟在文明门外聚贤坊买下十几间民房，开办兵工厂，制造“猪仔脚”手枪和七响后膛抬枪。光绪二年（1876），两广总督刘坤一购买英国机器，在西门外增埗兴建军火局；又收购英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在黄埔的废弃船坞、工厂和机器设备，改造成军舰制造厂。后来，黄埔船坞为南洋舰队造出了七艘军舰，包括两艘700吨级的铁甲巡洋舰。粤海关的一份报告写道：“所有上述工作，全部都是由本国人自已完成的。”瑞麟和刘坤一，都是久历沙场的武将。

这些早期的工业，虽然不尽如人意，有些还没有完全脱离作坊模式，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熟练的机器工人。迨至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致力兴办工厂时，发现“粤工多习洋艺，习见机器，于造枪、造弹、造药、造雷，皆知门径”，不必熬心费力，从头训练，这便是前人开路后人行。

上：瑞麟  下：刘坤一

在广州的近代化过程中，张之洞，一位标志性的人物出场了。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人称“香帅”，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咸丰二年（1852）16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27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光绪十年（1884）到广州，筹备创办和改造充实了一批新旧企业，包括广东制造局（东、西两局）、广东钱局、广东机器织布纺纱官局、广东缫丝局、广州铁厂等。其中对全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广东钱局。

鸦片战争前后，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钱贱的现象，日趋严重，银钱并用的后果，令国内经济和民生，倍感艰难。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就有大臣提出官铸银元以抵制洋银，但朝廷举棋不定。直到张之洞到广东后，重提旧议，势在必行。

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十一月，张之洞两次致电驻英公使刘瑞芬，请他就近考察英国伯明翰喜敦父子工厂（伯明翰造币厂）铸造铜钱的机器和技术。他嘱咐公使：只要有合适的机器、价钱和交付日期，“请即定立合同，能再速尤妙”。急迫之情，溢于言表。刘瑞芬不负所托，很快把考察结果报告了张之洞。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二月，张之洞向朝廷递交了《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粤省拟试造外洋银元》等折。刚刚经历了中法战争，财政困惫不堪的朝廷，这次不再举棋不定了，而是迅速准奏。

张之洞马不停蹄，立即在黄华塘乡购土地八十余亩，作为广东钱局的局址。黄华塘在大东门外，亦称皇华塘，紧挨着东濠。明末僧人函可在这里盖了一座皇华寺，清代诗人樊封赞美寺院的景致，“栖濠面郭，红棉绕门，景最清幽”。当地乡民对在这里兴建工厂，怨声四起，担心钱局会侵占田地，影响他们的生计，甚至趁张之洞到天字码头时，纠合了数百人，拦路上书陈情，请求把钱局移往他处。

广东钱局

张之洞不为所动，要求英国设计师尽快绘制蓝图，中国工匠加紧施工建筑。工程费用，由承办赌饷的赌商诚信堂、敬忠堂，代向省城富商挪借。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初七，吉时一到，广东钱局破土动工。经过一年的建设，在这片宁静的乡郊土地上，盖起了权饼房、较准房、银舂饼处、银烘片处、银库房、打机房、木工房、翻砂房、铁工房、汽锤房、储煤厂、水龙房等十几处厂房和仓库。乡村从此不复宁静。

从英国购置的4台造币用大型印花机（与伦敦皇家造币厂同级，每台日产银圆约2.5万枚）；86台小型造币机（与喜敦厂所用相同，每台日产铜钱约3万枚），还有多台车床和1台制作钢膜的大型螺旋机，按时运到，由4名英国的会计长、轧片机师、印花机师和制模师，负责安装调试。56名机器匠、181名工人和124名艺徒，扛着简单的铺盖，进驻钱局。四月二十六日，炉火熊熊燃起，开始仿效洋钱的重量、成色和范式铸造银元。

广东钱局从张之洞提出设想，到建成投产，不过两年多时间，颇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钱局最初所铸银元，正面镌有“光绪元宝 库平七钱三分 广东省造”等字样，背面刻有蟠龙纹，故称“龙银”。后来，因为七钱三分比鹰洋重，不利于竞争，遂改为七钱二分。另有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四种小银元。

这是中国最早生产的机制银元，后来又大量铸造铜元。广东钱局所铸钱币，流通于各大口岸，不仅与西班牙银元（本洋）、墨西哥银元（鹰洋）、美国银元等洋币相抗衡，而且对未来的货币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广东机器局的前身，就是瑞麟在城南外创办的兵工厂，后来黄埔船坞和增埗军火局，也包括在内。光绪十一年（1885），张之洞奏请把广东机器局和西城外增埗军火局，合并为广东制造局（东局），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黜退了不称职的官员。

光绪十三年（1887），在广州大北门外番禺县属石井墟，购地三十余亩，开办一所枪弹厂（西局），采用德国克虏伯炮厂的机器，制造毛瑟、马梯呢、士乃得、云者士四种枪弹，日产八千颗。岑春煊接任两广总督后，对西局进行了改造和扩建，生产德国1903年式七九毛瑟枪、丹麦式8厘米轻机关枪和6.8厘米新式五响无烟快枪等，在全国赢得名气，连直隶等北方省份都来订货，厂名亦改为石井兵工厂。

经过岁月淘荡，广东制造局的厂房与机器，如今早已荡然无存，石井兵工厂的原址，也变成了养老院。但在尘封的历史档案里，却留下了一份《广东制造东西两局章程》，让后人得以一探大型工业的兴起，对城市的深远影响。

在这份历史文献中，清楚地记载着：“局中工匠，每日六点钟吹头遍号气，即行齐集。俟六点半钟吹二遍号气，即行进厂作工。十一点钟放工吃饭，十二点钟开工，五点半钟放工。每日除放饭工外，共作工十点钟。如早晨六点钟未到厂者，罚工半日，未到五点半钟先时私走者，亦罚工半日。”

看似一份普通的厂规，无足为奇，但它把一天的作息时间，精确到分钟，却具有非凡意义。广东钱局的工人开工、收工，也是按时钟鸣号为准，其他大工厂亦然。久而久之，附近乡民与城中居民，都习惯按工厂鸣号来判断时间了。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在此划下了分水岭。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时代，一天的时间，是按时辰计算的，只要能把地里的活干完，辰时下地，还是巳时下地，没人会管你，收成好坏，也是你自己的事，人们常说“日 上三竿”，到底是指几点？没人说得清楚。一年光阴，按春夏秋冬四季、二十四节气计算，“清明热得早，早稻一定好”“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立秋下雨万物收，处暑下雨万物丢”。诸如此类的农谚，人们祖祖辈辈，耳熟能详，耕耘树艺，不误农时就行。即使在家庭式手工业作坊，对作息时间，也没有严格规定，只要按时交货就行。

但进了大工厂，时间观念就彻底变了，立秋、处暑下不下雨无所谓，但说早上6点到厂，就一定得6点到厂，汽笛一响，机器就要开动。一人缺位，就会拖累全厂生产进度，受影响的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而是整个工厂成百上千人、成百上千家庭。如果未能完成生产，受累的可能是一间工厂、一座城市，也可能是很多工厂、很多城市。涟漪效应，无远弗届，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很难理解。

时间观念，是衡量工业化的重要指标之一。现代化程度越高，越重视时间的精确性。以前广州报时，白天靠在城楼悬挂时牌，午时在越秀山上鸣响午炮，晚上则靠更夫打更报时，都不十分精确，也无需很精确。但这时在世界很多完成工业化的大城市里，都有大钟楼，每个十字路口的交通亭上，都耸立着一只时钟，精确地提醒过往行人：现在是几时、几分、几秒。时针日夜不停转圈，从不停歇，象征着世界前进的脚步。时间一到，学生上课，工人开工，商店开门，火车入站，轮船离港，一切按着时刻表有序运转，城市显得井井有条、生机盎然。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生活的美国人亨特（W. C. Hunter），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记录了在广州看见的大钟：“礼拜堂的尖顶上装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大时钟，这是广州唯一的大钟，每个人都按它来对自己的表。”这是见诸文字记载，广州最早的一只公共大时钟，它是为在广州的洋人而设的。广州本地人，仍然习惯于白天听午炮，晚上听打更。

1914年由英国人修建西堤新海关大楼时，第一次在华界建起了大钟楼。这是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顶部由八组塔司干双柱支撑起13米高的穹隆顶钟楼，嵌有大型四面时钟，内置五个大小不一的吊钟，每隔15分钟报时一次，乐韵雄浑悠扬，在珠江水面上回荡。很长时间内，海关大钟楼都是广州显赫的地标建筑。

不可否认，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两场大动乱的冲击下，焦头烂额的朝廷，对南方的管治，已逐渐鞭长难及，这为各种新思潮在广州兴起，留出了一定的空间；也为身为洋务派领袖的张之洞在广州做一番事业，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张之洞在广州五年，不仅带来了近代工业的第一批工厂，也为城市建设通向现代化的道路，铺下了第一块路石。

在张之洞到广州前两年，穗港商人已共同发起组成广东香港电报公司，不久改称广东香港华合电报公司（或称粤商华合公司），雇请丹麦大北公司承办架设粤港（广州至香港）陆线。光绪九年（1883），广州至九龙的电报线开通，旋将线路延长至香港。翌年，广州至香港直达电报线开通。

在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的五年间，完成架设广州经韶州府、南雄州以抵庾岭的一千多里长电报官线，与江西赣州、吉安、南昌、九江的线路接通，形成与苏浙闽粤线平行的北南干线；同时展筑了两广线多条电报线路，加上原有广州至香港、九龙的电报线路，初步构建了一个几乎覆盖两广乃至整个东南沿海的电报网络。电报的出现，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时间观念，以前文书全靠驿递，从广州到京城，六百里加急，往返也要一个多月，现在电报顷刻可至。信息的快速传递，对政治、军事、商业、新闻传播等，都具有创世纪意义，最终会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

张之洞到广州那年，光绪十年（1884），广州口岸的出口额，只有11354009海关两，几乎是10年最低点；但在他到任两年后，光绪十二年（1886），飙升至17120682海关两，出口值和贸易顺差，都达到历史高位；在他离任那年，光绪十五年（1889），广州的进出口总额，更达到28361316海关两，是18年来最高。这要归功于机器的普及，使产能与产品质量都不断提升，归功于通信、码头、道路等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

时年46岁的张之洞，正值春秋鼎盛，并不以此满足，还想给广州带来更多东西，他的目光，落在了城西江面的一个小岛——沙面。

广州十三行被战火摧毁后，英、法两国侵略者对重建十三行，已失去兴趣，他们看中了西城外沙面这块地方。咸丰九年（1859），英国人先在沙面北面挖了一条宽40米，长1200多米的河涌（即今沙基涌），使沙面变成孤悬江面的小岛，把沙面沿岸的炮台全部拆除，防城炮及炮台基石投入江中，加填沙砾土石，修筑堤岸。

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与清廷签订《沙面租借条约》，英国占有沙面八成面积为租界，法国则占有东段为租界。他们对沙面进行统一规划，先后修筑了三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五条南北走向的次干道，马路两旁种植花卉树木，兴建了一百多幢风格各异的楼房，有领事馆、教堂、银行、邮局、电报局、商行、医院、酒店和住宅等，还有俱乐部、酒吧、网球场和游泳场等生活设施。怡洋、太古、天祥、沙逊、和记、洛士利、时昌、旗昌等英国洋行，美孚、德士古、慎昌等美国洋行，礼和、捷成、谦信、山打等德国洋行，还有法国、丹麦、荷兰、日本等国的洋行，先后进驻沙面。

此时与沙面隔水相望的华界沙基，依然像贫民窟一样破烂、拥挤、肮脏。用张之洞的话来说，租界“堤岸坚固、马路宽平”，华界则“街埠逼窄，棚寮破碎”，视觉上的强烈反差，不仅令广州人尴尬、难堪，而且痛心疾首。张之洞虽被尊为洋务派领袖之一，但从未踏出过国门，他是从租界这个小窗口，看到了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的差距。

最早提出修筑长堤的，是敬业堂的一批商人，自愿捐缴三百余万元承筑堤岸。商人的建议，正中张之洞下怀，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十五日，张之洞致函广东善后局，请筹议修筑省河堤岸，传集爱育堂绅董及南关、西关、河南沿河一带绅商，各抒己见，出谋献策。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三日、十月二十二日，张之洞两次提笔疾书，以《修筑珠江堤岸折》和《珠江堤岸接续兴修片》，向朝廷详述修筑长堤的来由。

修筑堤岸前的珠江岸边

张之洞奏称：“自洋人在省城外西南隅当白鹅潭之口，建筑沙面，广造洋房，不特地势高整，界画分明，而石堤陡峻、江流湍急，力能刷沙，致淤沙停积，多在上下游水缓之处。其沙面以上以下沿江一带，私占民地，屋宇参差，瓦砾芜秽，杂投淤积，无从禁阻。潮退以后，皆成泥滩。近年地方豪族，往往明目张胆，填筑河身，盖造房屋，动辄斗入河心数十丈。若不亟为禁断，将来接踵效尤，河身日窄，三十年后为患，何可胜言。”他指出，这种状况若不改善，“不独相形见绌，商务受亏，实非浅鲜。”

张之洞具体规划，修筑一条从东濠口至沙面、长达一千八百丈的石堤，堤高一丈，堤面宽五丈二尺，石勘厚三尺，堤帮一丈三尺，堤上是三丈宽的马路。沙面的马路可以行车，我们的马路也要行车；沙面的马路旁种植树木，我们的马路旁也要种植树木，荫庇行人。工程分十段完成：天字码头段；堤东至洪庙段；洪庙至东濠口段；东濠口至观音庙段；观音庙至川龙口段；堤西至潮音街段；潮音街至源昌街段，源昌街至同德街段；西关自西炮台起至横沙段，横沙至泮塘段，泮塘至澳口段。

张之洞接受了商人建议，沿堤兴建六尺宽商业铺廊，可以遮阳挡雨，方便人们交易；铺廊以内是鳞列栉比的行栈。另外，在沙面南岸斜对之洲头咀地方，新开一河，以分水势，由鸡鸭滘经马涌、瑶头诸村，过省城之东五里，至鸭墩关以下，始归入省河北支正流；复将南岸鳌洲江面最窄、素号阻水之处开掘宽通，使上游江水之来，从容畅行，西关、南关繁富之区，自无水患。张之洞预言：“一经修筑堤岸，街衢广洁，树木葱茂，形势远出其上，而市房整齐，马头便利，气象一新，商务自必日见兴起。”

长堤工程，虽由商人首倡，但开工之日，张之洞却把商人排除在外，理由是如果让商人自办，无异筑室道谋，吵个没完，所以必须官办，才有如臂使指之效，商人只能在堤岸修成后，承领新填地段，不准直接参与修堤。这反映出官府对商人，心魔难消，惧怕商人出钱出力之后，有了话事权，将来会垄断码头、航运，与朝廷争利。在后来的粤汉铁路工程上，这种心理表现得尤为强烈，以致酿成事变。

张之洞描绘的长堤蓝图，美如春台，满城商民无不欢欣鼓舞，可惜好事多磨，张之洞在批准筑堤工程后仅一个月，便奉调湖广总督，十月交卸督篆，与广州官绅商民一揖而别。张之洞走后，继任者对修马路兴趣索然，于是人亡政息，长堤工程停顿下来，只完成了天字码头约一百二十丈的路段和官轮码头，虽然“仅成堤坝，断续难行”，但却是广州城建史上，第一条自行修筑、符合现代标准的马路。

商人们一窝蜂向官府承领缴价，兴建铺屋。由于僧多粥少，几乎争破了头，竟然导致传统商业中心西关的铺租骤跌。许多人得意地预测，长堤将成为广州新的商业中心。但他们没有预测到的是：长堤主体的基本建成，竟拖了21年之久。

注释：

引自《广东工艺美术史料》，第55、59页。广东省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广东省工艺美术学会1988年编印。

《粤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载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89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清）张之洞：《筹议海防要策折》。载王树枬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议》卷十一。

引自《张文襄公粤省购办机器试铸银铜钱全案》。载《泉币》第20期，1943年9月1日。

（清）樊封：《皇华寺》。载《南海百咏续编》卷二。

载《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1辑，第368页。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

（美）亨特著 冯树铁 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第42页。《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杨万秀主编《广州通史》近代卷，下册，第693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清）张之洞：《修筑珠江堤岸折》。载王树枬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议，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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