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在光孝寺开创南宗法门 || 冯沛祖
文摘
2024-06-30 08:30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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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话说光孝寺风吹幡动，两僧人为此辩论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惠能走进来，道出一句惊人之语：“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仁者，对他人的尊称。） 此言一出，众僧全都“骇然”。印宗即引惠能至上席，询问他的来历，并请他取出传法袈裟，让僧众瞻礼。惠能取出袈裟，同时把“佛法是不二之法”的“奥义”阐述一番，听得印宗“欢喜合掌”，佩服得不得了，大赞“仁者论义，犹如真金”，向众僧说：“此肉身菩萨也。”当下就拜惠能为师。惠能于是就在寺中菩提树下削发剃度，取得出家人的资格；智光律师为他受满分戒（一名具足戒，据说是佛家修炼之根本），法才和尚则把他的头发埋在地下，上面盖了一座塔，那就是有名的瘗发塔（瘗，埋葬）。经历代重修，至今犹存（在大雄宝殿后面），成为寺中的珍贵文物。 各位，现在你走进光孝寺，除可看看这瘗发塔外，还可看看大雄宝殿东侧的菩提树，相传六祖惠能就是在这树下落发受戒的；过去寺院中有旗杆与幡，相传惠能就是在那里发其“风幡之论”的。另有睡佛阁，亦称风幡堂，即为纪念此论而建。20世纪末时，在寺院东廊北尽头的墙壁上，你还可以看到“五祖秘授惠能衣钵”及“惠能发风幡论”的绘画。这些都是源于上面所讲的故事。 这些故事主要记载于《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宋高僧传》卷八、《景德传灯录》卷四、卷五及《能禅师碑》等，所载文字略有差异。但不妨说句扫兴的话，惠能、神秀都是唐代前期人，而在记载唐代历史的正史新旧《唐书》中，对以上这些故事是只字不提的。其中《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为神秀立了传，说弘忍很器重这位弟子，曾对神秀说：“吾度人多矣，至于悬解圆照，无先汝者。”传中没说真传衣钵的下落，只说弘忍死后，朝中君臣如何尊崇神秀：“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荆州，居于当阳山。（武）则天闻其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敕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已下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中宗即位，尤加敬异。”能得皇室如此礼拜，可见神秀当时声望之巨，而写史者推崇之笔意亦跃然纸上。书中反倒没专门给惠能（慧能）立传，惠能的事迹只附在《神秀传》中，说他与神秀是同学，“弘忍卒后，慧能在韶州广果寺。韶州山中，旧多虎豹，一朝尽去，远近惊叹，咸伏归焉。”这和尚似乎成了个驱虎豹的神，与以上所说的故事大异其趣了。在《新唐书》里，则干脆没有神秀、惠能的名字，只在卷五十九《艺文志》里记载了惠能所著《金刚般若经口诀正义》一卷，而这书早已失传了。 对以上的传说，自然有学者对其真实性提出过质疑，但后人的大多数书籍对其中的可信度都避而不论。笔者觉得，宗教中传道之事、成佛成仙者的行踪举止，有很多都是难以辩清楚的，属“信不信由你”之类，这古今中外皆然，姑且见仁见智好了。 再说惠能以极之偶然的“风幡之论”作为契机，公开了自己的“六祖”身份。在宗印法师等高僧的支持下，当年四月为众人“初开法门”，演说其“般若三昧”（意为“格守空寂顿悟之佛性”），创立南宗顿教，奠定了自己作为禅宗第六代传人的“六祖”地位。这样，广州就不但是佛教禅宗的“西来初地”（详见有关华林寺的记述），同时又成为佛教南派禅宗顿教的发源地；光孝寺也因之而名声更响。第二年（677），惠能北上韶州曹溪宝林寺（今曲江南华寺）任住持，升堂说法，徒众如云。相传“殿前有潭，龙常出没，能摄受归钵中。为龙说法，龙蜕骨去”，那留下的龙骨首尾俱在，长七寸，在至元十六年（1279）时“兵火失去”。可谓言之凿凿，神乎其神。
六祖惠能
惠能在宝林寺传教36年，宣传顿悟成佛的宗旨，师从的人很多，连北方各地的僧侣也南下求法，使这南宗顿教在岭南大地上得到很大发展和广泛传播；与神秀在北方倡行“渐悟”教旨的北宗渐教相对应，历史上称为“南能北秀”、“南顿北渐”（“顿”是顿悟，“渐”是渐进。这是禅宗传道的两种方法。《景德传灯录·弘辩禅师》说惠能、神秀“其所得法虽一，而开导发悟，有顿渐之异，故曰南顿北渐，非禅宗本有南北之号也”）。 南宗顿教还有很多其他的称谓，诸如佛教南宗、禅宗顿教、南派禅宗、禅宗教南派、南宗法门等等，其实说的都是惠能所创立的这个教派。 佛教宗派繁杂，唐代时已有天台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律宗等等。其中的禅宗，据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的记载，唐代时全国有禅宗学派近百家之多，主要流派分为十室；十室之中，按其学说的宗旨又可分为三大宗。在这形形式式的派别中，惠能创立的这个教派先是流行于今广东、湖南、湖北一带，到唐末、五代时期便已遍及全国；到北宋初年，达至极盛，在禅宗诸多学派里，它影响最广，势力最大，信奉者最多，压过了北宗及其他学派。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就广州而言，我们无法统计现在有多少人信佛，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绝大多数人在信佛的实践上都大致是六祖惠能的门徒；人们所信奉的佛教，基本上就是这南宗顿教。尽管他们之中没有多少人会去研究玄奥的佛学，也不知道这个派那个派。 那末，惠能的南派禅宗是在什么历史情势下创立的呢？它何以能赢得如此广泛的信奉？“魅力”何在？奥妙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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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六祖大鉴禅师殿记（拓本）
右：菩提达磨像（拓本）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时称“浮屠”或“浮图”。过了百余年，佛教传入广州。不过那时候的佛教，只是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种，流传是不广的。东汉后是三国两晋，那时慧远为南方佛教领袖，宣传因果报应论、神不灭论及死后转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影响至今，极为深远。晋后是南北朝，南朝各代帝王都崇奉佛教，其中又以梁武帝为甚，他使佛教普及于南方。那时候，佛教已出现了三论、毗昙、俱舍摄论等学派。其中有个杰出的佛教学者叫竺道生（355－434），他批评积学渐悟的观点，提出顿悟成佛的学说，宣扬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和“一阐提”（灭绝善性者）皆得成佛的主张，这得到宋文帝和梁武帝的大力提倡，在南北朝初期曾风行一时，其学说正是二百年后惠能南派禅宗的先导。 这是南派禅宗理论的源头，惠能以自己罕见的聪明与悟性把它加以创新并发扬光大；而促成这南派禅宗迅速勃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情势：佛教出现了危机，它需要这种革新与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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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孝中门及大雄宝殿
危机来自当时的佛教本身。据史料记载，佛教在南北朝时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占有大量土地、田园、财物，拥有众多僧徒。据统计，在北方，北魏末年，寺院有三万余，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这实在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在南方，梁朝佛寺有近三千所，僧尼八万三千人。佛教如此大量地占有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生都是十分不利的，况且有些上层僧侣还拥有奴仆，接受官阶，分取俸禄，生活奢侈，十足像个世俗地主；这样，佛教在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和强大的经济实体的同时，外部危机和自身的信仰危机都出现了。 在北方，统治者面对佛教思想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与佛教寺院越来越壮大的经济力量曾采取了打击行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和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先后发生了“灭佛事件”。前者是“毁佛寺，坑沙门，焚经像”，看来相当惨烈；后者是“下诏禁佛道二教，悉毁经像，沙门道士还俗者二百余万”。佛教因而遭到沉重打击。在南方，虽没有出现灭佛事件，但佛教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同样是明摆着的；而且，南方佛教出现了沙门（出家的佛徒）是否敬王者之辩、夷夏之争、因果报应之辩、神灭神不灭之争等等。这是佛教自身理论的争辩。很明显，当时佛教面临着内外危机，都需要缓解，有学者把缓解这些危机称为“佛教中的抢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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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孝寺大殿正面。大殿门额上的字：祝圣殿
惠能称得上是这场运动中杰出的“抢救者”，这说来可以称为宗教史上的奇迹，因为惠能没读过书，不识字，实在没有多少学问，只凭着自己对禅理的深刻理解与杰出的辩才而成为一代宗师。 惠能是贫民出身，一生不占有庄园，不占有财富，在受到世人以至统治者推崇时仍能一如既往地保持生活俭朴、心境平静如水，十足一个“圣僧”的形象。他那些为后世所推崇的高徒也大致如此：出身平民，俭朴，没有很多学问。这就大大地减少了来自社会的外部危机：民众不会妒恨清贫的高僧，统治者不会“灭”这样的“佛”。当然，在岭南迅速广泛盛行的这南派禅宗后来也同样造成了我们在上面提到的社会问题：众多寺院与僧徒耗费社会大量财富，加重百姓负担，妨碍物质生产的发展。据余靖《善化院记》载，在唐天宝年间（742－756，这距惠能立教还未足百年），“韶州生齿登皇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寺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也就是说，不到十户有僧职一名，不足百户有僧舍一区；到南汉时，韶州寺院占有的土地同样多得令人吃惊，《南汉书》载，当时兴福寺僧竟钦就“数十里广置田庄”。不过这些都实在有违六祖惠能立教的初衷，怪不得这位“圣僧”。 当然，南宗顿教之所以能够广泛盛行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惠能所创立的修行理论。今天广州无数的信佛者就是实践着这种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