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禅：从抗法志士到降日和尚 || 林干

六榕寺位于广州市的六榕路，是广州市一座历史悠久、海内外闻名的古刹。寺中宝塔巍峨，树木葱茂，文物荟萃，历史上留下不少名人的足迹，更因苏东坡当年为寺庙题字而得名。它以"六榕花塔"为特色标志，曾是禅宗道场，历来为人们所称颂，加之历史地位与光孝寺齐名素有"光孝以树传，净慧(六榕寺的别称)以塔显"之称，与海幢寺、光孝寺、华林寺、大佛寺并称为广州佛教五大丛林。

历代的六榕寺住持都是得道高僧，不过，当中也有一位从抗法爱国志士到降日卖国和尚的禅林败类，留下千古汉奸骂名，他就是抗战时期六榕寺住持铁禅和尚。

铁禅和尚(1865一1946)，法名心镜，俗姓刘，名秀梅，广州市番禺夏茅乡人。1884年，19岁时刘秀梅投入黑旗军将领刘永福部充当文书， 1884年8月,清廷对法宣战，授刘永福记名提督，令与吏部主事唐景崧共同抗法。刘永福派兵围困西路法军在越南的战略要地宣光城，并于1885年3月取得临洮大捷,收复大片失地。刘秀梅随军赴越南参加抗法战争。他从小聪慧过人，不仅练得一身好武艺，还写得一手好字。因为文武双全，身材高大，又与刘永福同宗，在抗法战争中也颇有作为，所以深得刘永福重用。正当刘永福乘胜进攻宣光之际，清廷却下令停战，刘永福只好忍痛罢兵回国。1885年，刘永福率领手下三千黑旗军从安南回国后，却备受清廷压制歧视，郁郁不得志。麾下黑旗军也遭到裁减，最终只剩下三四百名老兵。作为新兵蛋子，刘秀梅虽得刘永福重用，但也没逃过被裁的命运，只好回到广州。

光绪二十年（1894），番禺一带发生瘟疫，刘秀梅妻儿相继染病身亡，他精神受到创伤，生活又陷入困境，为寻寄托，遂于光绪二十四年投奔广州六榕寺友石堂房主源善法师，拜其为师，剃度出家，法号铁禅。

六榕寺系子孙制，内分六房，友石堂属第二房。不久源善去世，铁禅承接衣钵，继任房主。此时刘永福驻兵广州燕塘，忽然想到建词敬祖，便找到老部下、已经出家的同宗铁禅，对他说道：“父母双亡，自己效力疆场，不能尽孝，希望建宗祠奉祀先人。”于是，铁禅与李永福一起在白云山麓、沙河以南建立刘氏宗祠，并奉祀两家先人。宗祠在1900年建成，位于现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路东侧，沙河大街大洲地2号，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147平方米。刘氏家庙大量采用了晚清岭南厅堂建筑的装饰手法，雕花精美，是广州晚清岭南家庙建筑的重要代表。家庙建成后，刘永福从豪贤街刘公馆搬至此居住，并把先祖和父母的牌位，供奉在大堂明间，每日礼拜，以尽孝道。当时庙右原有一间忠义祠，用来祀黑旗军阵亡袍泽，20世纪抗战期间被毁。

此后，铁禅一直与刘永福过往甚密。通过刘永福的关系，铁禅与广州官场权贵与社会名流结交，过从甚密。而他书画俱佳，又以诗词书画为广事交游手段，遂声誉渐增，很快成为广大僧众中的一颗耀眼的新星。在佛教界势力得以壮大。相比之下，六榕寺其他各房子孙则相形见绌，先后衰落，友石堂乃执掌六榕寺大权，他也当上该寺住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素不喜佛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假以办学的名义，变卖广州佛寺财产，六榕寺更是被视为囊中之物。铁禅与岑的幕僚王广龄（居士）时为好友，为了保住六榕寺，他以亲笔书画及礼物结交王广龄，并通过王的献策，铁禅将自己价值数万元的部分铺业和六榕寺房产收入及寺田240亩全部捐给朝廷，作为武备学堂毕业生赴日留学的经费，此举得到清廷赞许，光绪帝钦赐“清修忠悃”匾额，岑春煊赠“乐善急公”匾额，同时朝廷封铁禅为广东省僧纲司（大致相当现在的省佛协主席）。此举不仅让六榕寺免遭噩运，也让铁禅的名声更上一层楼。从此，铁禅成为广东佛教名副其实的“一哥”，而铁禅更从此深谙官场之道，也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政治和尚”。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将当时的广州作为革命党人活动的秘密基地，铁禅同情并支持革命党，大力协助同盟会的活动，而六榕寺就是策划革命活动总机关底下的八个分机关之一。孙中山等人就在这里召开过秘密会议。铁禅也从而认识了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革命党要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当孙中山南返广州时，铁禅亲迎孙中山到六榕寺，并得到孙中山赠予“平等、自由、博爱”和“阐扬佛教”两匾。因此，当广州组建广东省佛教总会后，会长一职非铁禅莫属。自此不论在清朝，还是在民国，铁禅一直掌权六榕寺，并占据广东佛教第一人的位置。民国初，铁禅在穗组织广东佛教总会，任会长。1923年，孙科任广州市市长，为修筑马路筹集经费，要没收市内寺产变卖。当时，位于惠新中街的大佛寺被迫卖掉而损失了寺院前后的很多土地，但同为禅院的六榕寺毫发未损。皆因国民党许多大佬均与铁禅过从甚密，成为“护法”，更重要的是铁禅曾与孙中山有过一段不浅的交往。孙科心里明白，多多少少要给铁禅面子。到了“南天王”陈济棠主政广东后，铁禅的地位依然高高在上，与达官贵人互为座上宾。在佛教，铁禅稳居广东僧众第一的位置，在文化界，他的名气同样很高。他能诗会画，更善写大字，还会用象牙筷子作画，并且对栽植盆景也极精通。1923年，铁禅召集广东文化界二百多人在六榕寺成立“广东国画研究会”。这可是当年广州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活动时间最长的美术团体。可见铁禅在文化界的名气与地位。

不过，善于钻营的政治和尚铁禅忙于世俗之事，很少礼佛念经与关注教务，早晚进香也需其他僧人代劳。当时坊间传闻说他，广敛钱财，饮酒吃肉，尤其喜欢狗肉和“油散炖牛仔肉”，还偷养情妇，时人称之为“酒肉和尚”对于养情妇之事，很难查明。但对于敛财，铁禅确实一直在暗中操作。民国十九年（1930年），铁禅以募捐修建寺庙为由，从中牟取私利，并将大多数寺产收入用来建家庙、修别墅和开当铺等。不仅如此，他还以个人名义使用公款在香港大量购买土地和股票。虽然在广州佛教届地位尊崇，但广州的僧尼信众普遍对他没有好感。

1938年10月，当日军的铁蹄渐渐逼近广州时，铁禅离开六榕寺寺庙，先后避难于家乡广州夏茅镇和佛山等地。

日军占领广州后，为了推行“以华制华”的侵略政策，不仅成立各级伪政权，还成立了一个叫“日华佛教会”的组织，企图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日军希望找一个在广东佛教地位极高的僧人来担任会长。铁禅成了最佳人选。随即，日军对铁禅的踪迹进行秘密侦查。用了两年的时间，1940年，日军在张槎乡九莲胜会发现铁禅的踪迹。当年的6月，大批日军乘车来到九莲胜会，软硬兼施胁迫铁禅返回六榕寺。起初铁禅却以年老多病行动不便，尚且不懂日语来推辞。后经不起日军的威逼和利诱，同意回去当住持。当晚，六榕寺内摆好满桌饭菜，日伪要人为铁禅接风，并让他出任广州地区伪日华佛教会会长。次年辞去日华佛教会会长，就任伪国际佛教协会华南支部部长；并配合日伪创办“平民义学”，举办“佛教演讲员训练所”。

为了让铁禅更死心塌地当汉奸，1940年8~9月，日军邀请铁禅东渡，考察日本佛教情况，并为铁禅配了一位会讲日语的翻译。当铁禅到达日本后，受到极高的礼遇。他被邀请参观了东京的各大寺庙。随后，日本天皇亲自接见了铁禅，并赠送他一部《大正藏经》。自此，铁禅彻底沦陷了，20多天的日本之旅后，铁禅回到广州六榕寺像换了个人，成为日本人的傀儡。1943年7月他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大东亚佛教会议，回国后在其主编的《华南新少年》上撰文向日军献媚。自此，在日军统治广州时，铁禅成为侵略者在佛教界的代言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舆论一致要求惩办汉奸，铁禅惶惶不可终日。迫于形势，铁禅欲告老还乡，致函延请乳源云门寺住持虚云老和尚接管六榕寺。1946年，铁禅被逮捕，并被以汉奸罪起诉。当时人称他为“华南文化汉奸”。在庭审现场，纵使铁禅一再辩称自己是被日军胁迫，但无论如何解释及争辩，他通奸投敌、媚外辱国等事实是不容否定的。1946年，广东省高等法院判处铁禅有期徒刑8年。但铁禅不服，提起上诉。当时的“南京最高法院”改判铁禅徒刑4年。之后，铁禅又以患病，要申请保外就医，法院不予批准。铁禅和尚病逝前一个月，虚云和尚曾经到狱中去看望他，铁禅双膝跪倒，老泪纵横，恳求虚云师父搭救自己。虚云则一言不发，二人相对无言，长达一个小时之久。事后，虚云只能感叹其罪孽深重，无可救药。

1946年9月27日凌晨，蹲了半年监狱的铁禅倒毙于狱中。铁禅和尚是抗战胜利后， 以汉奸罪遭公审的最有名的僧人。僧人以汉奸罪被起诉、公审，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公审情况。

纵观铁禅的一生，极为复杂。早年参加黑旗军抗法，后来支持辛亥革命，不失为一时豪杰；半路入空门，以一己之力保住千年古刹，当是功德无量。但一个出家人不潜心修佛礼佛，却心恋碌碌红尘，贪恋权力，爱慕名利，玩起了政治，在政治的漩涡中乐此不疲，最后晚节不保，一代名僧堕落为“奸僧”，落个凄惨下场，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