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接管广州 || 林干

广州是广东省省会、华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教中心。也是最大的侨乡城市，主要的通商口岸。历来是华侨回国定居和创业的首选地。

广州自1921年建市后，华侨港澳同胞在广州投资工业、农业、商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对广州的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华侨与侨眷、港澳同胞与家属在广州市民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可以说，广州人“家家都有“南风窗（海外关系）””是广州特有的一道风景线。

广州解放在即，必须要有一位德高望重且熟悉广东的领导人主持广州，而叶剑英本身是广东人而且是华侨，又在广东工作多年，也许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于1949年8月1日亲笔起草了涉及华南分局干部配备和管辖范围的指示：“㈠成立广西省委，拟以张云逸同志为书记”。“㈡广东不成立省委，可设……几个区党委或地委，受华南分局直接领导。㈢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㈣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及香港工委。㈤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华中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因病留北平），第三书记邓子恢，管辖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及第四野战军”。遵照毛泽东指示，叶剑英辞去北平市委副书记、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和北平市长职务，8月11日离平南下，打回老家。9月3日叶剑英抵达赣州，与参加解放广东的二野四兵团、四野十五兵团、原华南分局的负责人汇合，并于9月7日主持会议制定了广东战役计划。9月8日毛泽东在亲笔为新华社撰写了叶剑英南下两广任职的新闻稿的同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要求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南下部队，应对方方等领导的原华南分局的工作成绩有足够和适当的估计，加强两方面的团结。

1949年10月14日凌晨，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响黄沙战役，胜利后进入广州城。广州宣告解放。

10月21日叶剑英同方方及十五兵团负责人一起进驻刚解放一周的广州。叶剑英任主要有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主席，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州市军管会主任，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长。

1949年10月，中共华南分局和南下大军部分指挥员以及苏联摄影队在一起。前右1为陈赓，后右4为叶剑英

1949年11月13日上午10时，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初冬天气晴朗，叶剑英、陈赓、方方等党政军首长以及一些民主人士与工商界代表，脸上带着微笑，出现在市政府门前阅兵台上。

检阅开始后，中央公园里的30门六零炮连发120响，市府上空被照明弹笼罩起来，一辆插着“指挥车”红旗的小吉普车出现后，3辆披着彩绸的大宣传卡车引着一个英雄模范小队现身，10名战斗英雄和人民功臣胸前都带着光荣花迎面行来。

在绵长的三路纵队的行列中，：“坚强守备”，“突击连”，“钢板阵地”，“尖刀排”……数不尽的光荣旗帜，标志着这支光荣的队伍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无数伟大的功绩。

吉祥路、惠爱路、汉民路，广州市民从四面八方拥过来，汹涌着汇成一片人海，人民子弟兵在20万广州市民夹道欢呼声中迈着整齐的步伐由北向南前进。

作为解放后广州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叶剑英望着雄雄赳赳气昂昂的解放军大军，十分感慨，对于广州，叶剑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在这座城市追随孙中山建立广东根据地，参与筹建创办黄埔军校，更让他刻骨铭心的，是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2月，他和张太雷、叶挺领导6000多工人、革命士兵、学生发动了广州起义，第一次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广州苏维埃。在激烈的战斗中，起义失败，张太雷、周文雍、陈铁军等许多战友光荣牺牲。现在，红旗重新飘扬在这座英雄的城市，当年的理想成为现实，革命终于成功，他当然激动。

1949年11月举行解放军入城式。叶剑英（左3）在检阅台上

历史是那样的巧合，1921年2月，广东省议会通过《广州市暂行条例》，并于同年2月15日公布施行，广州市政厅正式成立，广州市成为全中国第一个“市”。首任广州市市长的孙科是一个华侨，他对广州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新中国成立，广州市新生的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叶剑英也是一个华侨。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出生广东梅县雁洋村，原名宜伟，字沧白。1915年，18岁的叶剑英离开东山中学，不久在堂兄叶宣桐支持下到南洋谋生。

 到南洋一年后，云南讲武学堂在南洋招生，叶剑英考取了云南讲武学堂。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组织成立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28日选定广州长洲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堂和广东海军学校的旧址上建立军校。5月，任蒋中正为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随后，任李济深、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1926年7月，叶剑英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叶剑英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同事，共产党员熊雄、萧楚女均被杀害。

面对白色恐怖，叶剑英却义无反顾投身革命。

1927年7月，经李世安介绍、周恩来同意，叶剑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2月，叶剑英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暴动，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叶剑英辗转到了中央苏区，参加红军的领导工作。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叶剑英任北京市首任市长。

1949年8月，为了解放广东，中共中央委派对接管北平有丰富经验的叶剑英担任指挥解放华南战役的主帅。1949年10月21日，叶剑英从赣州到达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州市，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长。

与孙科开疆扩土建设中国第一个“市”不同，叶剑英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当他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地，广州这个英雄城市，历经国民党多年来的反动统治，已经失去了大革命时期的勃勃生机，百业萧条，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只有金融投机业和其他各种乌七八糟的不正当行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他面临的首要工作就是如何进行接管城市、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

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进一步提出了新解放城市军管会的九项工作：（1）完全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和散兵游勇以及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2）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并加以管制和监督。（3）恢复并维持正常的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4）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装及其违禁物品。（5）解散国民党、三青

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团体，并收缴其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其各级负责人员，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每日或每星期须向指定的机关报告其行动)。（6）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该没收的官僚资本。（7）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建立革命警察、法庭、监狱，建立物资及生产和管制机关与监督机关，建立临时的各界代表会。（8）在各种工人职员中，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工会（注意不要被暗藏的特务分子及流氓投机分子所操纵）、学生会及青年团等，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9）整理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秘密组织，并建立党的组织。

10月21日，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它是军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管制全市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宜，叶剑英为主任，赖传珠为副主任，委员有方方、邓华、萧向荣、洪学智、曾生、林平、朱光、李章达、吴奇伟、张醁村、刘琦、陈应中。

叶剑英采取先接后改策略，以防出乱。国民党时代广州市有33个行政区。军管会先派人到各区担任军代表，将人员、档案等接管下来后，于11月15日宣布废除旧政权的33个区的建制，重新建立28个行政区，即：永汉、逢源、长寿、靖海、惠福、太平、西滘、东堤、洪德、黄沙、陈塘、德宜、蒙圣、沙河、芳村、海幢、东山、沙面、南岸、沥滘、西山、新洲、三元、石牌、珠江、前鉴、小北、大东。新区划定后，成立区人民政府。在区以下，废除了原来的保甲制度，建立起街道办事处138个(辖居民小组1291个)，行政村(郊区)61个(辖自然村186个)。

在叶剑英为首的广州市委和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采取了按系统接管和接与管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接，一方面管。随着接管过程的完成，既摧毁了旧政权体制，又建立起新政权体制，顺利实现了政权的新旧交替，为广州的改造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解放前，国民党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操纵了广东经济命脉。新中国建立后，港币在城市市场充斥，形成人民币、港币、银元三种货币在市场使用，加上钱庄林立，金融混乱，投机倒把者炒卖外汇，囤积居奇，使物价上涨。有一段短时期，粮食、布匹每月以50%左右的价格暴涨。一些资本家转移资金到香港、澳门，严重影响经济建设。

1950年2月，叶剑英坚决贯彻中央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动用各种力量，坚决打击炒卖外汇活动，扫荡地下钱庄“剃刀门楣”(指炒卖港币等外币的摊贩)，只准人民币在市面使用，禁止港币、外币和银元流通，收兑了市场上流通的港币1.6亿多元，收回了建国前解放区发行的南方券等地方货币；禁止买空卖空、投机倒把与哄抬物价；依靠国有经济从海内外买回14万吨粮食与许多棉布，制止了通货膨胀，为嗣后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12月3日，广州扫荡剃刀门楣

广州解放时，全市工厂1048家，全部停工的占442％，局部停工的占3242％。可以说，半数以上的工厂停工了。工商业还未完全恢复或正在恢复中，同时又近年关，加之金融物价还有波动，故劳资双方纠纷增多。有的企业主给工人吃“无情鸡”，开除工人。市劳动局本着“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维护工人的利益，宣布废除“无情鸡”和“挨师制”，解决橡胶、织布、卷烟、针织、电工器材等行业工人被拖欠工资的问题。市军管会救济失业工人，介绍失业职工就业，处处关心工人们的生活、福利。

为了保证城市基本运转，叶剑英指示派出接管人员到工厂去，发动工人们一起解决困难尽快复工。工人们纷纷行动起来，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以主人翁的态度克服困难搞好生产。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一直坚守岗位，有些工人因护厂被炸伤仍坚持生产，保证了全市人民的水电供应。邮政电信部门的职工照常营业，公共汽车照常营运。橡胶厂、鞋厂、被服厂、粮食加工厂等与军需民食有密切关系的单位的职工都以巨大的热情进行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持人民政府搞好接管工作。    

叶剑英在南下之前，与毛主席谈及干部问题时说：“主席，华南解放晚，别处都把干部要去了，剩下分配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好比我们客家话说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就不多了，你看怎么办。”毛主席风趣地说：“‘水尾田’是‘水尾田’，但你们那里有一股清泉嘛。”叶剑英明白毛主席讲的“清泉”是指方方领导的长期在南方坚持斗争的地下党、游击队的同志，这里面有大批经受长期斗争考验的人才。

广州解放后，在省、市有关机构的干部配备问题上，叶剑英多次与华南分局的同志商量，通过全面考虑，照顾到各方面的情况，并反复研究才确定下来。广州市军管会由叶剑英任主任，赖传珠任副主任；广州市委由叶剑英任市委书记，朱光、钟明、廖似光任副书记；广州市人民政府由叶剑英任市长，朱光、李章达、梁广任副市长。广州市市一级领导机构及各局、处、区的领导干部中，有南下大军的干部，也有广州地下党和地方武装的干部，还有国民党起义人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些人事安排都得到中央的批准。由于各方面的干部团结一致，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对顺利接管广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广州解放后，人民政府不仅仅要解决市民的粮食供应，还要负责解放海南岛的大军后勤保障工作，叶剑英利用他在华侨、港澳同胞当中的关系，发挥爱国侨胞的作用，为新中国建设排除困难。1949年底，解放军进军西南，需要大量的汽油。叶剑英通过香港爱国实业家邓文钊抢运了大批汽油回广州；当时广州解放伊始，粮食和各种日用品紧缺，群众生活困苦，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又来轰炸，老百姓深感不安。

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解决群众生活，叶剑英、方方和商业厅长朱竟之等亲自找泰国侨领蚁美厚和邓文钊商量，希望他们设法从国外组运七万吨大米和大批日用品来穗。几个月中，蚁美厚和邓文钊、魏孟昌等为此奔波于港穗间，有几次险遭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炸死。后来，蚁美厚终于通过泰京五福轮船公司董事长卢瓞川、总经理陈振敬、副总经理苏永奎购运几批泰国米，投入广州市场，供应民食。

在这期间蚁美厚和邓文钊等还为解放大军进军海南岛筹备了一些军需品。1950年4月，海南刚解放，青黄不接，粮食匮乏，米价上涨，人心浮动，蚁美厚在叶剑英的授意下，赶紧与泰京五福轮船公司联系，及时把大批泰国米运往海南岛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