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易逝。转眼已是2023年的五月。
都说五月是红五月，这也让耋耄之年的我，不禁回想起两位当年最亲密的挚友。如今，一位远在天之涯、海之角，另一位更是踪迹全无，怎不教人感慨唏嘘。
天林是诸暨人，是我初中和高中同窗了六年的同学；铭是磐安人，我高中同学，我们小名都叫“寿头”，常一见面就“寿头”“寿头”地叫彼此，看到别人诧异的样子，我们只能哈哈大笑。
我们仨都在稽山中学读书，这是S县城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学校。2022年是稽山中学成立90周年纪念日，可惜我们仨都没有参加。
铭和我是被保送进稽山读高中的优秀学生。尽管很多同学都能顺利考进高中，但国家在1956年掀起“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们两个“寿头”是被学校敲锣打鼓将大红《喜报》送到家的，颇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豪壮和爽气。
可惜，“反右”之风渐渐蔓延，我们仨由于出生不好、都被剥夺了参加高考的资格。终于，天林和我相约，想去江西上饶读武夷山劳动大学。我家一贫如洗，一分钱都掏不出来，而天林的大哥在内蒙古铁路局当工程师，家境好，他二话不说地包下所有路费。
1959年冬，我们进了劳动大学。
但很快我们发现，这所学校的同学很多连初中、甚至小学也没读过。见我们心有不甘，一位好心的教员给我们出主意，说梅岭还有个江西共产主义大学总校，也就是现在江西农业大学前身。于是我们又寻过去。
无奈的是，共产主义大学天天只让学生们烧砖烧瓦，从来没有上过一堂课。
一天课余，我和天林去南昌城逛。正在路上走着，居然一头撞见个人，正是铭。原来他哥哥在绳金塔一家米粉店当小工，他之前就跑出来投奔了哥哥。
听说我们烧砖瓦的遭遇，铭自告奋勇地说：“明天你们还是照常去参加劳动，再想办法找机会逃跑；我趁宿舍没人，帮你们把行李拿出来。”
于是，比我年长5岁的铭硬是挑着两个破行李箱，沿着铁路线走了20多公里，和我们在绳金塔汇合。
三人终于结了伴，挤在他哥哥的小平房里。小平房的屋顶是漏的，下起雨来只能撑起伞。
书是读不成了，要紧的得找事做。我们先后去东乡、柘林水库等处找活儿干，终于还是坐火车到了九江。我们见路边有个刚装修好、还没开张的小酒店，看看还算干净，更为了省钱，三人直接就横躺在了酒店的大桌子上睡觉。
也许是太累了，我们一觉睡到天光大亮。醒时才发现，身上的钱被偷了个精光。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仅剩的几张8分钱邮票卖掉，打算坐火车再回南昌。可钱不够，只能坐到德安站，三个人就乖乖在德安下了车，没一个人想到逃票挨到南昌再说。
——都是可怜的乖孩子。
屋漏偏逢连夜雨。刚到德安正遇倾盆大雨，三只“落汤鸡”期期艾艾挤在一处屋檐下，又渴又饿，用仅剩的几分钱买了三块看起来白乎乎的“脚板萝卜”，觉得很值，或许还能当顿饱。可送进嘴里才都咧了嘴，妈妈呀，咸得咧，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咸。
恰在这时，旁边走过来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他也正在檐下躲雨，听了我们叨念的遭遇生出几分同情。他是上海知青，在县政府工作，我们既是高中生，他可以想办法介绍去农机厂找事做。
我们简直有绝处逢生的喜悦，果然顺利了农机厂。
但在农机厂能干什么呢？1960年春，我们打听到江西医学院在招春季班，于是蠢蠢欲动，还是想去上学。但上学报名需要开《介绍信》，农机厂却又不可能介绍我们去读书。
还是铭有主意。他的堂哥在诸暨人民公社当文书，于是他写了信去，希望请他开介绍信来。
信发出去后，一直等了半个多月。铭于是赶紧又写了一封信去问，等收到堂哥来信，说“介绍信早以挂号信方式寄出”。我们又急急去厂政工组问询，这一问却引出“东窗事发”。
原来，厂里早就收到了挂号信，居然是那三个刚进厂的高中生的，这很可怀疑。终于拆开来一看，竟是三份空白介绍信，这还了得！介绍信在当时分量很重，更不要说是空白介绍信。
厂里于是做出一系列雷霆手段：首先以农机厂的名义致电诸暨人民公社，要求严正纪律，对开具空白介绍信的文书予以开除查办。
我们仨自然也没脸呆在厂里，于是提出来想走，要拿回户口。但不行，农机厂派出了专人去绍兴调查：天林和铭都是地主家庭，坚决不能放人；我是右派家庭，可以放。
终于，我们三个人自此分道扬镳。
铭还是老办法，放弃户口逃跑，最后混在八一桥头民政局的一处收容所里。那里当时收容有近百名困顿人口，铭凭借良好的学识和俊朗的外貌，还成为了管理人员，此后进了民政局床单厂，退休时是床单厂劳资科科长，如今定居海南，与女儿住在一起。
天林是老实人，两年后才逃到了福建，当了一名养路工。
我拿了户口回南昌，却依然找不到事做。正打算最后去逛逛万寿宫再回绍兴，却一头撞见“宝庆银楼”上的一块横匾，上面写着“江西省广播电台服务部”。
读高中时，我有个同学哥哥是部队通讯兵，平日里他常讲些无线电的故事，说人看不见的东西、无线电却能找到，神乎其神。所以当我看到“广播电台”四字时就想，这不就是无线电吗！于是神使鬼差地走了进去，抱着一线希望找到办公室。主任听说我高中毕业，看人长得也挺机灵，就答应让我留下来试试。
万寿宫——这可真真正正是我的福地呀，第一次去就获得了人生如此奇妙的转机，简直是我做梦也不敢梦到的地方。
当时广播电台台长赵中比较能接受新鲜事物，倡导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和省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合作，共同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开发半导体的科研所。由于我的数理化基础比较好，在主任的推荐下，被派到这个科研所实习。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科研所同事们居然研制出了当时极其稀缺的半导体晶体三极管。但正当一帮知识分子其乐融融时，三年自然灾害降临了。国民经济大调整，科研所被迫撤销。
科研所撤销了，所幸我的努力和成绩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肯定，遂成为省电台的一名正式员工，被分配到省广播器材厂即省电台服务部上班。而这里，正是我初次“应聘”的宝庆银楼。
进服务部工作后，有一次天林曾来找过我，可我却丝毫想不出办法来。一来自己保守右派家庭的“秘密”，平时很少跟同事多交往，更不敢提及老家的人或事；二来我是外乡人，在单位本是无亲无故，别人若找我帮忙修个收音机什么的，我一定满口答应下来、花功夫努力修好，却从不麻烦别人，又怎么可能贸然向领导和同事开口说这事。
多年后，我特意到诸暨老家去打听天林和他的家人，无奈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杨柳春风今夜闲，一杯浊酒问青天；
为何花有重开日，人却从无再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