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转折点
1937年5月10日，加缪的第一部作品《反与正》发表，每本售价20法郎（约人民币160元）。
——这本极具作者个性的文集，后来却没有真正受到重视，个中缘由似乎也很容易理解，能买得起这本书的有钱人大多并不识货。
在与书同名的文章中，青年人叙述了一位老妇人花钱购买和装饰自己的墓穴，而他则转过脸去，直面人生。
当地有评论人士认为，这本书充满心酸和悲观色彩，希望作者热爱生活，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而加缪说，“生活居然充满魅力和痛苦，这难道不令人赞叹吗？”
此时，加缪的健康状况已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他的朋友夏尔·蓬塞建议，“别固执了，去疗养一段时间。我们会去协商，很可能是免费疗养。”“可我需要和你们在一起时那种同志式的热烈气氛。”加缪微笑着说，仿佛是在奚落自己。
但他确实减少了一些活动，只从事写作，他表示不愿再卷入任何无意义的活动，也许是疲劳所致，或遵从医嘱，或是对政治的失望。
蒂巴萨小城是加缪偏爱的城市，拥有许多古罗马的遗迹，剧场和广场保持着自然和原始的风貌。一天，加缪带着克里斯蒂亚娜和雕刻家朋友贝尼斯蒂一起去蒂巴萨度假。他显得感情奔放、尽情流露，贝尼斯蒂认为是克里斯蒂亚娜激发了他的情感波澜，而他把体态丰腴的克里斯蒂亚娜称为“地球”，向地球女神献出哀怨悱恻的情歌之后，伏案提笔、落墨成文，这就是后来《蒂巴萨的婚礼》。
蒂巴萨的婚礼，实际上就是加缪度假这天的记录，蒂巴萨是他最能感受到幸福的地方。
加缪常有去巴黎生活的想法，想在那里找一份工作，开创一番事业，但又意识到对一个囊中羞涩的青年人来说，那里只能是一座地狱。“温情和激动，灰颜色的天空，一个用石头和水组成的巨大展示台”，这时加缪眼里的巴黎尚未染上狂热的投机嘴脸，显得温文尔雅。
——我特意在网上找了1940年前后的照片，也许这就是加缪眼中温文尔雅的巴黎。
几天后，加缪深深爱上了巴黎，虽然他知道这是个会弄虚作假的女人，和她在一起不会得到幸福。但他毫不含糊地认为，在这座城市里也许他还可以写作。
离开巴黎，加缪去了昂布伦，这是一处美丽的风景地，他邀请让娜和玛格丽特前来会合，然后同去意大利。但在昂布伦散步时，他猛然意识到，这种隐居的生活给予他的正是他一直希望得到的东西，一个独处的机会，可以去思考一些必须解决的事情。他开始构思《幸福的死亡》，贝尔库的童年，荒诞的婚姻，翡虚院的理想主义……不管是后来《幸福的死亡》的流产，还是随后出版的《局外人》，他想表达的是同一个主题，“一个在普通的生活环境中寻找生活的人，突然发现曾经的生活是多么地陌生。”
1937年的夏天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这时起，24岁的加缪内心生活将优先于社会生活。他不会抛弃政治生活，只不过开始以更严肃的态度去介入。
让娜和玛格丽特来了，他们登上了驶往意大利的火车，然而加缪在日记中却写道，“我的疲劳和这种流泪的念头，这种孤独和这种对爱的渴望”，走下火车时，他感到一阵空虚，离开女友后独自一人在荒凉的马路上徘徊，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创伤从此可以开始愈合了”，他这么想。
当人们开始对爱感到失望时，往往爱已到来。他迷恋上了意大利。“有许多事情和许多生命在等着我，或许我也在等待着它们，用我全部的力量和悲伤去渴求它们。但在这里，我可以用沉默和神秘求得生存。”
第12章 政党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加缪是一个头脑清晰的共产党员。但他的老师格勒尼埃公开表现出对共产党正统观念的怀疑，面对共产党未来的目的和实践，他持怀疑的态度。而青年加缪囫囵吞枣地接受了全部共产党的信条，在入党之前，他既没读过马克思著作，也没念过恩格斯的书，更未看过任何一位共产党哲学家写的东西，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阿尔及利亚，共产党进行了一场更为剧烈的路线调整，阿尔贝·加缪受到责难，被开除出党。“强硬的”共产党人还指控安德烈·纪德是变节者，因为他在《从苏联归来》中，坦承了他对苏联的失望。
在另一方面，布儒瓦像吸铁石一样，身边集聚起了一些在政党问题上不愿再与加缪及其朋友保持一致的人。结束中欧之旅后，加缪与布儒瓦相互间的距离变成了唇枪舌剑。布儒瓦继承了劳动社团。在一次谈话中，加缪向朋友介绍布儒瓦，而布儒瓦说，“你们肯定把我想象成一个头上长角、还有一条尾巴的魔鬼了。”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1955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0年后。布儒瓦遇见了一位他在战犯集中营时期最要好的朋友，这位朋友的兄弟娶了加缪的侄女。朋友说，加缪一直非常看重他。
第13章 队友剧团
被开除出党的粗暴做法，并没有让这位年轻的战士害怕。阅读加缪的日记，丝毫也察觉不到他有什么失望的情绪。他通过其他方式，朝不同方向继续他的社会文化行动。
“只有在巴黎才能找到共鸣。”加缪对朋友说，他把地中海人民特殊的天赋引入了法国文学界和知识界。而对处在青苗生长期的北非作家来说，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俨然代表着父亲的角色。1937年11月，加缪从翡虚院写信给奥迪西奥时，他俩还从未见过面，但奥迪西奥已久闻加缪的声名，但对一个即使拥有文凭和工作经验的外省青年来说，要在经济萧条的年头找到一份工作，确非易事。但如果加缪愿意去巴黎逗留一段时间，奥迪西奥无疑会给他提供更多的帮助。
“您是否准备接受一份完全与文学无关，甚至是乏味的工作？”老师格勒尼埃应朋友库仑邀请、想介绍加缪从事气候研究方面的工作，加缪回答说他别无选择，于是他向奥迪西奥表示感谢，“您给我的建议无疑是一种吸引人的风险，但不瞒您说，上次给您写完信后，我身上只剩买去马赛的船票。或许这在体力上是疲劳的，但我想，去面对一种我所熟悉且从不曾有结果的贫穷，实在是更徒劳的。”
加缪的第一项任务是奔波于355个气象站之间，对其之前25年记录下来的数据、分别按年按月地整理成册，每个气象站有一张大卡片，这些卡片被一直保存在阿尔及尔大学气象学院的档案室里，后来成为有名的“加缪卡片”。
库仑对让加缪做这些工作颇感不安，时常问他是否已经厌烦，但这位年轻的雇员总是热情而有效地完成每项任务，并感谢库仑在他困难时期给予的帮助。
从此，加缪在米什莱路租了个房间，和他那些忠诚的朋友们很快又建立了一个队友剧团，他们从最好的现代戏剧中汲取灵感，推出具有思想而不是宣传意识形态的戏剧。戏剧“灿烂复兴”在全法国形成百家争鸣的时刻，队友剧团给阿尔及利亚青年人带来了一个高质量的戏剧季，这份未署名的宣言写道：
戏剧是一门让活着的人去解释其寓意的、有血有肉的艺术，是一门既粗犷又微妙的艺术，是动作、声音和灯光之间的美妙协调。但它也是最为传统的艺术，完全在于演员和观众的配合，在于他们对同一幻觉相互的、心照不宣的默认。
加缪要求表演做到“真实和自然，在感情中去表现暴力，动作中体现残忍”，他在古典剧目中寻觅挖掘，重新构思是清新的、自由的。队友剧院还推出了20法郎（约160元人民币）一年的会员卡，既能享有25%的优惠，还能获得一份新剧目专刊。
安德烈·纪德的《浪子回头》被加缪选中，改编成了一段20分钟长的开场小戏，并插入了一个以求加强对白暧昧程度的叙事人。这得到了纪德的同意和祝愿。选择纪德这样一位因背弃斯大林而遭到共产党否认的文坛宿将，完全有可能被认为是加缪确立政治立场的举动；而另一部《顽强号客轮》，却是颇受共产党和人民阵线欣赏的作家夏尔·维尔德拉克的作品。
这时，又一位明媚的姑娘加入了加缪的剧团。布朗什·帕兰是那位会开飞机的男爵夫人的朋友，她见帕兰写的诗很有文采，便推荐她加入队友剧团，使她得以在《顽强号客轮》中“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然，这全靠加缪的指导和其他演员的支持。
加缪开始经常探望帕兰，“如果您星期三（1937年12月29日）下午2点半有空，我们可以去卡斯巴。我将让你看到我在阿尔及尔所喜欢的东西，这是一座人们可以在那里赢得或浪费时间的城市——当然是以您不感到厌烦为先决条件。”
加缪第一次有了位才貌双全的女友，他们爱情式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加缪去世为止。对帕兰来说，这毫无疑问是她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
得到朋友们的推荐，加缪及时与《阿尔及尔共和报》的组织者们取得了联系，对方答应聘用他，这份薪水让他搬到了带着露台的大公寓。
而同时，他还雄心勃勃地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搬上舞台。“队友剧团今天献给观众的剧目不但毫不诱人，而且使人反感。戏剧的作用不是取悦观众，而是引导人们。”节目单上如此写道。
年轻剧团的坚持和追求得到了回报，《阿尔及尔回声报》评论道，“毫无疑问，在阿尔及尔，我们从此拥有一个充满朝气的剧团，它完全能与巴黎和两三个外省城市的专业剧团相媲美，人们把它们称誉为‘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