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成名
第30章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1942年《局外人》在法国出版时，加缪的名声已日益建立。加缪曾在日记中写道，“30岁，几乎是一夜之间，我成了名人。我并不后悔，我日后可能因此而做恶梦。现在我知道了名声是怎么回事，它什么都不是。”
1946年7月11日，法国政府发出公报，颁发4345枚玫瑰勋章和42902枚抵抗运动普通勋章。加缪获得了一枚抵抗运动勋章，“我没有索要，也不会佩戴勋章。我所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而在我身旁牺牲的战友们却没有获得勋章。”
毫无疑问，加缪是一位名人。他在美国期间，弗朗辛登报请了一位保姆，当加缪回国后请报社朋友们来家做客，朋友认出保姆是记者，她也承认了自己靠挣稿酬谋生，而她所在的周报专登名人丑闻。
作为《战斗报》的主编，加缪却还不是一名在物质上获得了成功的作家。事实上，他为完成《鼠疫》埋头苦干了整整一年，没消遣过一天。终于，他在当年9月完成了《鼠疫》的手稿创作，但他已没有勇气重读一遍。
画家克莱兰借给他在巴黎郊外一处房子，这是坐落在松树林中的小城堡，加缪白天要工作很长时间，傍晚在晚霞余晖中骑马散步，住所里没有通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
萨特的老朋友、国际知名学者雷蒙·阿隆作为社论撰稿人进入了《战斗报》，渐渐将编辑部引向右翼，“加缪对美国的好感似乎不及萨特，但也没有驱散他对苏联的敌视。”在撰写《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时，加缪和萨特、波伏娃以及被圣日耳曼-德-普雷区都相信与波伏娃是一对情人的、性格复杂的新来者阿瑟·凯斯特勒之间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如果大家都能讲真话，那该有多好啊！”——这是加缪最依恋的话题。
在一次聚会上，被邀请的客人中有莫里斯·梅洛·庞蒂，加缪谴责他写的《瑜伽信奉者与无产者》想为莫斯科大清洗开脱，而萨特却为他辩护。“加缪满脸怒色，把门关得砰砰作响”，萨特和凯斯特勒一直跑到街上才追到他，但他拒不回去。加缪的这次决裂一直延续到1947年3月，但他和萨特之间的最终决裂，还要等到1952年。
加缪离开了政治舞台，但也无心再修改《鼠疫》手稿，罗杰·格勒尼埃当时远在埃及，这是加缪第一次不经他审阅而付印的作品。
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
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我们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但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加缪曾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里厄医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
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置于一切的首位；但在发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矛盾时，加缪终于回到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
在主题为“北非对现代文学的贡献”演讲会上，加缪肯定地说，“北非作家的才华来源于他们所接受的法国文化，他们的特殊贡献既表现为朴实无华和谦逊，又重视友谊和人类博爱。”
第31章 《战斗报》的末日
经过医生的诊断，加缪不宜在巴黎潮湿的气候和没有取暖设备的公寓过冬，于是他启程前往阿尔卑斯山疗养胜地布里昂松，出发后才得知路途需要16个小时让他深感后悔。
1947年1月17日，加缪下榻在空无一人的大饭店里，唯一能走的就是写书。“在寒冷的高山上，夜幕降临，寒气袭人，我的心都要结冰了。”
离开巴黎前，加缪和昔日同事们严肃讨论了很久，解放后发行量20万份的《战斗报》，现在由于纸张匮乏一再削减新闻报道和评论篇幅，也削弱了对读者的吸引力——而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显然是《战斗报》在知识界读者眼中最主要的魅力。到了1949年，报纸销量已跌至不足10万份，要维持报纸的印数而又不影响其质量，可不是意见容易得事。“今天多卖了七份报纸，《战斗报》上下都高兴得疯了似的。”
加缪被由他出山挽救报纸的绝对必要性所说服，答应可以重新再报纸上使用自己的姓名署名，每晚为报社工作两个小时，从而继续保留在伽利玛出版社的职位。然而，不可避免地，加缪与皮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有一种说法，《西西弗神话》就是题献给帕斯卡尔·皮亚的，皮亚还很有可能是《局外人》的主角——默尔索的原型之一。加缪提到过默尔索有三个原型，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其中一个是他自己，很多人猜测，另外一个男性原型就是皮亚。皮亚是一个工作狂，他做报社工作特别投入，帮助加缪出版时也特别投入。但他本身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的诗集写得很好，即将在伽利玛出版的时候，他却突然撤回了稿件。之所以说皮亚可能是默尔索的一个原型，就是因为他这种彻底的虚无。
在《战斗报》，加缪年纪轻轻就出了名，而除了署名社论外、皮亚要对报社的字字句句把关。当加缪回《战斗报》时，他嘲讽道，“他回来了，俨然是一位救世主。”并破天荒地请长假外出度假，声称“太累了”。后来她发来一封电报，说不再回报社了。
皮亚是一个非常复杂、多面性的人，他与加缪的分道扬镳不可能仅归咎于某一个原因。之后朋友们想方设法让他们和好，但皮亚断然予以拒绝。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天地，两个人都是记者，但其实都不真正关心新闻事业。不在一起工作以后，就没有再见面的必要了。
加缪又开始为《战斗报》撰稿，每月基本上写两三篇社论，在报社总能见到他的身影，朋友们希望能就此挽救报纸。他在一篇《抉择》的署名社论中阐述了戴高乐主义，“戴高乐将军缔造的法国人民联盟只是许多政党中的一个，必须与其他所有的政党平等相处，而戴高乐派人士所表现的自爱和容不得其他党派的态度，是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
一年后，《战斗报》缺乏经费，“因为我们太诚实了。新闻界，我们曾希望它能够自尊、称职，可如今却成立这个不幸国家的耻辱。”1947年6月3日，加缪署名撰写了一篇《致本报读者》的社论，并用黑线加框刊登在头版，宣布报社的各位董事辞职引退，而报纸将继续出版。
最后一天，加缪送给每个人一册下星期将要发行的《鼠疫》赠本。“一份有质量的报纸，是维持不下去的。”这是皮亚曾经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