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堕落》
1955年秋天,加缪没有对任何人提及《堕落》。然而到了1956年2月,如水到渠成一般,一部完整的小说自然而然地诞生了,并于3月中旬寄给了印刷商。
可以说,《堕落》隐藏着一颗定时炸弹,一个珊珊来迟的反驳。当1952年8月萨特在《现代》上对加缪攻击,以及之前让松发表的声讨,加缪最终选择了通过写作,以迂回的方式作答。并且,这种回答以自我批评的形式出现,因而摆脱了别人的评判。
于是,在加缪所有的创作中,《堕落》无疑成为了最深刻、最具个性的一部作品,也是了解他在最低谷时期真实情况的关键。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滔滔不绝的单向述说方式展开。
加缪选择故事发生在荷兰,“处处有水道,步步难走动,而万国游客络绎不绝”,这里是包罗世相的人间尘世,是工业文明的成果,也是近现代文化的缩影,将现代人的众生相都微缩成型。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小酒馆里,克莱芒斯将自己过去几十年的荒唐事讲述给毫无关联的过客,反省、忏悔却难免洋洋得意,看似反思自己、却时时指向他人。他将过去的虚伪、风流、尖刻,毫无保留地介绍给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小说整体文风显示出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与放纵。
有人说,克莱芒斯影射萨特,“这个道德说教者兼沉溺于女色的堕落者,从来都是振振有词”,他也有加缪的影子,“这位品行端正的无神论者,从未摆脱基督教的影响,也从未做到对妻子忠贞不二”。
【第1小节】克莱芒斯在酒馆高谈阔论,自矜是个聪明人,能够看透事情真相。多年来,他终于总结出一个观点,那就是人身上固有的双重性。认定凡事都有两面,人既率直又多疑,既善良又邪恶。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正义,也没有绝对的邪恶,所谓道德就只是一套说辞,没必要“当真”。这里的克莱芒斯表面上像一个思维更清晰的默尔索,但实质上他早就超出了默尔索的阶段,“局外人式的”冷漠和麻木作为超脱欲望的伪装,就像是短暂的自我麻痹,遭到了加缪的摒弃。自主性梦想要求被实践出来,克莱芒斯就不能闭目塞听,假装无欲无求,除非他是个没有意志的“死人”。总得主动选择一种生存方式。所以从一开始,克拉芒斯就有意识地要求自己奉行某种自主性生活原则。
【第2小节】
克莱芒斯讲述自己当年在巴黎当律师的经历,沉浸在自己所幻想的自主性甜梦中:那时他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总是那么合拍,积极地介入生活,为孤儿寡母辩护,却又总是能游刃于法庭之上,超然物外,不承担任何义务,而这一切根本上是由于他天生就有一种驾驭生活的禀赋。于是,他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自由地生活在一片伊甸之光中”了。
【第三小节】
幻梦终究是幻梦。经历了一起摩托车事件后,克莱芒斯重新认识了现实,调整了生活原则。事情发生后,他怒不可遏,恨不能痛打对方,好像这才是他唯一真实的情感。至此他觉悟到,从前的幻梦之所以成立,前提在于自己的尊严没有受到威胁和挑战,浮于表面的和谐生活掩盖了真正的自主性愿望——过一种自由的、强有力的生活,统治别人,支配别人,成为最强大的人。顺应此原则,克莱芒斯就在征服女性的过程中,一次次以厚颜无耻的方式满足他的权力欲。这时,发生的落水事件作为小说的关键情节浮出水面,不仅继续推动了故事发展,更暗示了小说世界中潜伏的某种必然性法则,这将引导读者进入“事物的中心”。克莱芒斯遇到一个女子自杀却见死不救。一种不可抗拒的软弱和灼人的羞耻感深深地折磨着他,也困扰着他:如果聪明人都梦想着当强盗、暴徒,那他又何必羞耻?强大且卑鄙的权力欲难道不是最真实的欲望?面对这样的难题,一般的人很容易找到解脱之道,从而摆脱笑声的纠缠和羞耻感的折磨。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加缪安排了隐藏在克莱芒斯的叙述脉络背后不出场的理性原则和幕后推手,此原则对他提出了严苛的要求,不让他满足于简单的心安理得。对他人的权力欲之所以能够起作用,是因为移情提供了必要的阻力,否则权力将不会带来丝毫乐趣。在某种契机和理性的催化之下,两者会发生必然转化。每一个诱发他感到不安的因素,其本质都是这种必然性的法则在起作用。一直以来,克莱芒斯都受制于的这位不出场的神秘统治者,它总是以否定的方式传达意图,却从来不告诉他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克莱芒斯仍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必然性法则的不可撼动性和绝对性,而把它理解成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审判别人的倾向,他的羞愧也是因为介意别人的看法。在这里,事物固有的双重性品质再次被他利用,既然双重性使得一切既是又不是,仁慈是因为轻蔑,无私是为了满足私欲,那么审判就是可笑而荒谬的。紧接着他付诸实践,扮演小丑,到处破坏自己的声誉,以此达到解构审判的目的。
【第5小节】
落水女子的梦魇再次出现,这可怕的景象突然致使克莱芒斯放弃了侥幸的念头,承认自己有罪。罪是什么?因为见死不救吗?不!远非如此!“应该屈服、认罪。应该在难受牢房中生活… …人们可以在这种牢房中生活而无罪?… …无罪被归结为驼着背生活,我拒绝考虑这种假设,一秒钟也不考虑。况且,我们不能肯定任何人的无辜,却可以肯定一切人的罪状。每个人都在见证他人的罪行,这就是我的信念,我的愿望。”只能说这克拉芒斯太过狡猾,他没有认罪,他拒绝承认有罪。他把自己以及全人类的命运都看成是“不得不”,罪行是天生就被规定好的,不是他主动犯下的。他可以接受被关进牢房的命运,但罪行和个人意志无关,所以仍然无辜。哪怕耶稣也心怀怨气!
【第6小节】
克莱芒斯终于不再反抗了,之前一直以来想要挣脱枷锁、逃出去的洞穴,现在被接受为“难受牢房”。如果人的命运就是戴着镣铐的囚犯,就是不自由,那何必追求什么绝对的自主性?这是克拉芒斯最后的“真知灼见”。他决定放弃难以忍受的、诱惑和折磨了他的自由,认命。当务之急是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如果必然性法则没办法取消,它仍然步步紧逼,那只有取消掉自己。谁也没有想到,他最后采取的措施,竟然是制造了一幅既是所有人、又不是任何人的“肖像”。具体做法是:把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混合在一起,以当众忏悔的形式讲述出来。从而,“我”变成了“我们”,克莱芒斯什么人也不是,这就等于在亿万人中藏起了自己的脸,模糊掉了自己。最终,他竟然觉得自己像耶稣一样,作为代众人忏悔的中介献祭了自己,所以有资格成为几亿臣民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实际上他不过是成功地实现了苟且偷生而已。就结尾来看,必然性法则暂时被他绕过去了。曾经被缚在洞穴里的囚犯想知道真实的东西,奋力挣扎着摆脱黑暗,可是后来他气馁了,对自己说:“被锁住就是自己的命运。”唯一想的是怎么做才能让自己舒服点儿,墙上的阴影不再重要,洞外的阳光被遗忘在脑后。
“的确这是一幅画像,但不是单独一个人的画像,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全部缺点的总结。”加缪在创作过程中曾不断修改,力求使《堕落》中一些个人生活的痕迹更具有普遍意义,“这不是一部忏悔录,而是记录着时代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错综复杂的思想。”
第43章 《修女安魂曲》
《修女安魂曲》是美国现代主义小说家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在作家长达四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加缪对改编《修女安魂曲》非常重视,也正是得益于加缪的创新性改编,《修女安魂曲》很快被搬上了希腊、英国、巴西等许多国家的戏剧舞台。加缪的改编剧本并未严格忠实于原文,将两位女性人物坦普尔和南茜悲剧命运淡化处理,强调坦普尔丈夫的困境,原作中展现在南方变迁和家族变故上的浓重历史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种族、阶级、地域等身份符号都被抽象掉的、另一个“西西弗”式现代悲剧故事。加缪的《修女安魂曲》成功将福克纳叙事背后的人道关怀更为直白地表现出来。《修女安魂曲》讲述了南方白人贵族女子坦普尔·德雷克嫁入同为豪门的史蒂文斯家族八年之后,当年遭遇羞辱经历被揭穿、幼子惨遭黑人女佣南茜扼杀的悲剧故事。
小说和戏剧的故事主要围绕着一个名叫南茜·坎贝尔的女性展开,她是一个被定罪的女性谋杀犯。故事的核心是关于南茜的审判以及她与她的律师、家人和社会之间的互动。
《安魂曲》是一部复杂的文学作品,涉及众多主题和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以福克纳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叙事结构著称,深刻探讨了人性、道德和社会问题。有评论者指出,福克纳笔下的高文贵在真实,而加缪所塑造的这一形象则“更加美好”,代表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情感充沛、心怀怜悯、体贴周到。这样的人物形象无疑就是加缪1943年在著名散文《西西弗的神话》中塑造的同名荒诞英雄,两者均敢于忍受痛苦、承担责任,尽管命运可能注定失败,仍会满怀希望地活着。这样的人道主义理想,正是福克纳和加缪在《修女安魂曲》中的共同关注点。自1953年开始,加缪任昂热戏剧节总导演,在与当红女明星卡萨雷斯合作过程中心生好感,这位曾经出演过辛格、易卜生和加缪本人三部戏剧的著名演员在加缪的戏剧生涯中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由于弗朗辛发觉丈夫的婚外情后一直卧病不起,“鉴于她的重度抑郁”,加缪只得另选新星卡特琳娜·塞莱斯出演坦普尔。
卡特琳娜的父亲是一位医生,战争期间死于集中营,母亲是业余小提琴演奏家,她曾写过关于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戏剧的学位论文,对加缪希望改编的《马尔菲公爵夫人》很有研究。卡特琳娜性格严肃,还有点儿古怪,曾和一个英国人有过短暂的婚姻,她可能是加缪遇到过的最有文化修养的女演员。
她有着精灵一般的体形和忧郁的眼神,为观众的了塑造一个人物,她能接连几个小时思考她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方式和饮茶的姿态。她在艺术上追寻的是整体性的表演方式,喜欢调查和阅读。加缪向她推荐的角色是富有魅力,甚至几近疯狂的。
卡萨雷斯和卡特琳娜都是最好的、最富有感性的演员,她们一个是西班牙人,有热情似火的性格;一个矜持含蓄,像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物,但她们两人都代表了加缪心中的梦想。
观众的热烈反应出乎加缪的意料,人们似乎凝神屏息、情绪步步高涨,直到落幕时泪水伴随着欢呼。票房收入的成功不言而喻。马杜兰剧院497个座位,但每晚售出530张票,许多观众宁愿席地而坐。在前两个季度的时间里,每晚场场爆满。
1957年1月4日,加缪收到了福克纳的电报:新年伊始,谨向您表达我的良好祝愿,祝贺您与我作品的合作成功。
这一次,加缪的戏剧作品总算在巴黎获得舆论界的一致好评,盛赞加缪的戏剧改编及导演,誉为“谨慎而朴实无华”,尤其那位“年轻率真的悲剧演员”卡特莉娜,“她的表演独具特色,激动人心......这是一个新发现吗?不,简直是一个轰动......从此在同时代演员中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