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复发
1948年6月底至8月底，加缪前往拉美进行文化交流，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出国。
拉美之行本该让加缪辛苦了一年之后获得放松和消遣，但朋友们在为他送行时发现他神情疲惫；当邮轮鸣笛起锚、驶离码头，加缪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单调乏味的海上长途旅行让他无比沮丧，甚至脑海里两次出现了自杀念头，“我想，我现在明白了人是怎样自杀的。”
7月15日抵达里约热内卢，一次次招待会、文学午餐会令他厌倦。在7月20日的正式演讲时，他的身体状况已进一步恶化，潮湿、闷热的气候耗得他对所有的事几乎提不起兴致，还常常走神。
一天，加缪浑身无力，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他以为自己得了流感，白天只能卧床休息，起床后去举办一个关于尚福的讲座。加缪历来很欣赏这位作家的生活风格和他的我行我素，给尚福的《马克西姆》作过题序，却曾对“优越感招引敌人”“天才都是孤独的”等观点表示质疑，认为尚福对女人的厌恶是没有道理的。
在一条非常糟糕的公路上连续行驶12小时，又搭乘临时渡船横渡三条大河后，在半夜时分加缪来到了伊加普小城，在“美好回忆”医院里过夜，可这里连自来水也没有。来这里是为参加一个宗教节目，最精彩的是一种仪式行列，走在前面的人抬着基督的雕像，各种肤色、人种和阶层的朝圣者聚集在一起......后来加缪将这些写进了中篇小说《生长的石头》。
在巴西时，由于之前阿根廷庇隆政府曾查禁《误会》的演出，加缪很想在演讲中谴责此事，但法国使馆觉得他还是在其他国家发表此类演讲比较好。旅途中还常常出现各种签证麻烦，加剧了他的疲惫和沮丧，他非常想念自己的祖国，多么需要有朋友在身边。
在漫长的南美之行中，智利是第一个让加缪赏识的国家。在太平洋汹涌的波涛和安第斯山雪峰之间，圣地亚哥坐落在到处盛开着鲜花的杏仁树和橙树的山坡上，这让他想起故乡阿尔及尔。
8月15日，加缪在智-法文化学院发表了关于当代法国文学的演讲，法国大使出席了这次演讲会。第二天，加缪在智利大学发表《杀手时代》演讲时，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德国占领区的小故事：在一家餐馆里，几名德国军官听到一群法国青年在讨论哲学。一名青年声称，“没有一种思想值得为它去死”。德国军官将这名青年叫到他们桌前，其中一人掏出手枪指着青年的太阳穴，让他重复一遍自己刚才说的话。青年重复了一遍。军官向他“祝贺”，说，“我想你已经证明了自己说的话是错误的，某些思想值得为它去死。”
在智利，加缪受到了新闻界的热烈欢迎，有关他的头几篇报道显然把他当成了“存在主义的第二号人物”，但紧随其后加缪发出了一条辟谣申明《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存在主义者》。一家大众报纸也为加缪辩解，刊登了一张青年女子的照片，她浑身上下只裹着一条印有萨特名字的头巾。加缪在演讲中赞扬了萨特，声称《墙》是他本人最喜欢的萨特作品。当有人问及美国文学时，他首先提到了福克纳。
《墙》的主要内容是：共和党人帕勃洛等三人被长枪党徒判处死刑，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因处于死亡的临界状态而备受折磨。怯懦但却无辜的孩子儒昂被枪杀，超越了恐惧的帕勃洛为愚弄敌人说的一句假话，却暴露了战友的藏身之地，意外地因此获释。
木心也认为《墙》是萨特最成功的小说，他说：
这个小说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永久意义。世界是荒谬的，因为有很多荒谬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人生是痛苦的，因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无法改变。命运是无常的，有时候你想玩弄一下命运，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被命运玩了。
终于，加缪乘飞机回到巴黎。在他的所见所闻中，很少有能让他真正提起兴致的人或事，他一生中的两个月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
在巴黎拥挤的公寓里，加缪依旧不停地工作，为《正义者》修饰文字，动笔撰写《反抗者》。他把自己的一本名言录取名为《忠于大地》，并赠给玛丽亚·卡萨雷斯，扉页上写着：
克莱斯特两次焚烧了自己的手稿......皮埃罗到了万年双目失明......易卜生最终丧失了记忆，又重新开始识字读书......勇气！多么伟大的勇气！
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文学奖审议投票中，加缪又一次被提名。尽管要获得诺贝尔奖对加缪来说还年轻了些，但加缪仍意识到时光流逝，“他生于1828年，1863年至1869年完成《战争与和平》，当时他年龄在35至41岁之间。”这个“他”是托尔斯泰。
加缪马上就要过36岁生日了。当医生告诉他结核病复发的消息时，他替自己找到了一个文学上的患难兄弟——梅尔维尔，35岁那年正是他身心交瘁、最黯淡的时刻。加缪向朋友吐露他的前途“石沉大海，不复存在”。
加缪病得很重，甚至在他登上去拉美的邮轮前就生病了，只是他自己没有觉察，流感症状和疲惫感掩盖了一次严重的结核病。由于当时缺乏治愈这种疾病的有效疗法，他一直是一名病毒携带者。加缪闭门谢客，他甚至又患了湿疹，没有一夜能连续睡上一个安稳觉。
当链霉素终于发明，尽管因可能引起耳聋等副作用，医生叮嘱使用时需要完全卧床静养。于是加缪在床上阅读和写书，有时下午去剧院，他的《正义者》正在排演，彩排时萨特和波伏娃也到了现场，他们仿佛回到了友好相处的美好时光。“我喜欢这部戏，胜过《肮脏的手》。”一位女子欢叫着疾步走向加缪时说，却并没有看见萨特就在一旁，加缪对萨特会心地微笑，“一箭双雕！”
卡萨雷斯登台完全是为了这位重病缠身的朋友，尽管疾病疏远了他俩的关系，“她用她那激情四射、收放有度的表演惊艳全场。”评论员对卡萨雷斯赞不绝口，对这部戏却褒贬不一，“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力作”“戏的内容岂止是冷漠，而是冰冷，人物是捏造的，台词俗不可耐，剧情虚假离奇”“《正义者》作为一部剧本虽然存在着人们指出的种种不足，但仍不失为一部值得重视的文学作品，一处动人的戏”。
——加缪著名剧作之一：五幕悲剧《正义者》
故事取材于一九0五年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恐怖小组、用炸弹炸死皇叔塞尔日大公的真实历史事件。主人公卡利亚耶夫担任投掷一枚炸弹的任务。任务完成后被捕，宁死不屈，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被吊死在绞刑架下。他原来的恋人多拉说：先走向谋杀，再走向绞刑架，这就是两次付出生命。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要想在巴黎治愈已不可能，加缪向伽利玛出版社请了一年病假（可以领取全薪），按医生的建议前往有一定海拔高度、气候干燥的卡布里疗养，这也是纪德最喜欢居住的地方，可以俯瞰地中海。
加缪在卡布里远离与自己有关的人和事，心情十分舒坦。他关心着他的戏剧作品在巴黎的命运，对它能否获得成功却不抱任何幻想。“《正义者》不可能比我的其他任何作品获得更大的成功，尽管这部戏眼下似乎令人惊讶地受到了观众的青睐。”
在到卡布里的前几天，加缪每天伏案10小时，“不完成《反抗者》，我不会离开”“加紧工作，保持沉默，多听少说”。当然，他也决心好好治病，对自己负责，要重新掌握已经丧失的自制力，重新恢复意志和健康。
他不得不强迫自己进食，恢复食欲，睡眠也恢复正常。但最难的是克制自己不去想还有多少天要熬，因为离开巴黎的时间和距离把他与幸福也分隔开了。朋友们都来看望加缪，萨特也来了，他发现来访总让加缪显得十分疲惫，任何意外活动都会影响他康复期有规律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