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唐·吉坷德
萨特和加缪之间发生了几次分歧，当着加缪的面，萨特和波伏娃与反斯大林分子发生了争执，并从此断绝来往。
——这里我们回顾一下1948年前后的国际形势。
1、德国战败后，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进行了军事占领。苏联在占领区大量拆除占领区工业，搬迁德国资产作为战争赔偿，使生产能力下降了26%，到1948年春天，占领区被拆除了1900家工厂，其中1700家整体搬迁，同时还带走了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去安装这些设备。
2、西方采取了复兴战后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德国重建政策，大大刺激了西方占领区的经济发展，经济很快开始复苏。德国东、西方占领区在政治、经济政策上的严重分化，使得德国分裂迹象越来越明显。在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他的“铁幕演说”成为“冷战”的标志。
3、美国第一个具有全球战略性质的对外战略和安全战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对美国议会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强调了对共产主义的遏制，他的这个演讲被赋予了全球性政策的意义。
4、苏联举行了莫斯科外长会议，东西方关系破裂，美国政策转向了对苏联扩张的遏制。苏联于1948年2月改组苏占区经济委员会，使之成为准政府组织，3月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西方占领当局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发行“B”记马克以对应。
5、二战后最直接的政治后果是冷战。但并不能说雅尔塔会议就是冷战，只是形成的政治体系为冷战提供了某种便利。雅尔塔会议为大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尤其苏联在东欧的全面扩张，除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国家被纳入苏联版图，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东欧国家几乎全部成为被划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卫星国。
1948年1月，加缪在《圆桌》创刊号上发表了《微妙杀手》，后来成为《反抗者》中的一个章节：卡利亚埃夫是一个革命青年团体的成员，该团体决定，等塞尔日大公的豪华马车经过莫斯科街头时，投掷炸弹杀死大公。但卡利亚埃夫临时改变了主意，因为车中还坐着几个孩子。
但后来《圆桌》再也看不到加缪的文章，因为他了解到这份杂志向前法奸及其朋友敞开了大门。
1月初，弗朗辛带着孩子们去了奥兰，加缪去那里与他们相聚。他教卡蒂和让学说话，于是问：“谁是鼠疫？”儿子说“卡蒂是鼠疫”；又问：“谁是霍乱？”卡蒂说“让是霍乱”；“谁是受害者？”最后加缪问。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喊“爸爸是受害者！”
在巴黎时，加缪被围得“水泄不通”，更不要提那是一套过于狭小零乱、阴暗龌龊的公寓。他流露出想回阿尔及利亚的愿望，现在他有钱了，可以考虑在他钟爱的海滨购置一套别墅，继续他的文学生涯。
朋友替他找好了一处，写信让他自己拿主意。但当他从奥兰回巴黎时，飞机的四个发动机中有一个发生了故障，机长宣布返航抢修。加缪因幽闭恐惧症复发昏迷了过去。回到巴黎时，已经有人抢先一步买走了那栋房子。后来他继续四处打听，却毫无结果。
弗朗辛回巴黎不久，夫妇二人动身去伦敦和爱丁堡进行正式访问。在伦敦国立美术馆，他赞叹皮埃罗和委拉斯凯兹的作品“妙不可言”；去了牛津，住在麦德伦学院，“牛津的寂静，世界对它奈何”；在爱丁堡，“城市坐落在一座神秘、云雾缭绕的假卫城周围”。
加缪为写《鼠疫》剧本，将其内容和精髓作了大量修改：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卡迪克斯，“鼠疫”极具讽刺地由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来代表。“鼠疫”夺取了城池，知行专制残暴的统治。大学生迭戈组织民众奋起反抗。“鼠疫”诱劝迭戈和他的未婚妻，只要让他永久地维持其恐怖统治，就可以放他们平安逃离。迭戈拒绝了“鼠疫”的威胁和诱劝，不幸被害，但卡迪克斯得救了。
这个剧本让加缪感到难受，于是他的日记变成了反映情绪的曲线，记下了他情绪高涨时的峰值和情绪低落时的低谷，也记下了他的读书心得、对自然的观察，以及和朋友们的谈话内容，“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就是，我所遇到、喜欢或使他们失望的，都是一些不寻常的人。我在别人身上看到了美德、尊严、朴实和崇高，令人羡慕而又忧伤。”
为给这部戏取个响亮的名字，加缪反复琢磨人们约好去看戏时会怎么表达，终于决定叫——《戒严》。
9月，美国人盖瑞·戴维斯在联合国临时总部夏乐宫静坐，放弃自己的美国国籍，声明自己是世界公民。在被警察赶出去后，他获得了一个声援委员会的支持，加缪也在其中。他发现戴维斯是以势单力薄的个人、反对实力强大阵营的西西弗式的新人物，在他身上找到了”瘦子桑丘式的风格和他主人身上的那股疯劲“。
”我为什么不放弃法国籍？“他自问，“因为一个法国人责任多于权利，当祖国有困难时，我们不能抛弃她。“他还指出，”我和几名作家早有准备，要保护孤身做出意义深远、大胆举动的人。而他得到的回报却是不失时机地为这个国家争取荣誉的新闻界的冷嘲热讽。”然而批评者在“信”中对他说，“他常常把在道德上向往的东西作为政治上行之有效的东西，加盟只支持所有美好和善良的......”
第34章 欧洲-美国
1948年10月27日，《戒严》在马尼里剧院公演。人们在认可剧本的诗歌价值和演员杰出表演才华的同时，感觉寓意简单、幼稚，是一幅“夸张的讽刺漫画”。在该剧的美国版引言中，加缪特地强调，《戒严》曾毫不费力地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批评，很少有作品能遭到“如此完整的批评”，但“这个剧本不是由小说改编而来，而是一部寓意深刻的道德教育作品”。
对为什么选择西班牙，“因为在那里，我的同龄人破天荒地遭遇了空前的不公正待遇”，他谴责自己的国家与西班牙独裁者同流合污。事实上，加缪将加大支持共和西班牙的力度，他着手起草了一份旨在创建西班牙共和党避难者支持委员会的呼吁书，并负责争取法国著名知识分子的签名。此时，西班牙难民左翼工会运动“坚决反斯大林”的方向，自然对加缪很有吸引力。他们的斗争证明，不投入斯大林极权分子的怀抱，照样能从事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同样，不加入共产党，也可以是左翼人士。
年底，加缪紧急飞赴阿尔及尔，因为他最心爱的姨妈、恩人住进了医院，他整个白天都守在年迈的姨妈病榻前。一天，当只有他和母亲两人时，他正想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告诉母亲，但最终缄默。他不敢肯定，母亲是否能理解自己的境况，虽然他知道她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加缪也第一次有时间自由自在地重游昔日老屋，拜访旧时朋友，直到姨妈的状况好转，他才得以离去。
1949年是新的一年，作为文化交流，加缪将出国到拉丁美洲作一次长途旅行。他订好了6月底的船票，并决意与世隔绝、足不出户，因为他同时开出了一张上半年工作清单：
2月完成剧本《正义者》
3月、4月拿出随笔《反抗者》第一稿
5月将所有随笔整理成集
6月将上述文稿修改一遍
这张令人难以置信的日程表上还附了他的“决心”：
早起，餐前冲了淋浴
中午前不得抽烟
万千工作，克服虚弱
但加缪无法做到“与世隔绝”。他的美国朋友反法西斯、反斯大林主义作家尼古拉·基亚罗蒙特设想了一个计划，向受到围攻的欧洲知识分子和极权国家政治流放者提供道义和物质帮助，这就是“欧洲—美国小组”，“希望在于真正的国际主义、公平分配财富和充分尊重个人”。
1948年8月，加缪和他的朋友们在巴黎也创立了一个对等的团体，称为“加缪-拉佩尔国际联络小组”，他还起草了一份宣言，“我们是一个与美国、意大利、非洲和其他国家的朋友保持联络的小组，我们决定集中我们的力量和智慧，以捍卫我们赖以生存的某些理由”“今天，这些理由受到许多可怕的偶像，尤其是极权制度的威胁。”
但仅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加缪宣布了国际联络小组“合乎逻辑的结局”，认为“自愿、果断地解散可避免任何人为地维持企图，是结束一种已完成历史使命的经历的最好办法。”他在日记里写道，“难道我们连为自己关爱的事出点力都不行？不是的，我们并非无能之辈。但是，我们拒绝做力所能及的事。如果天下雨了，如果反目成仇了，那么一次聚会也是多余的。”
同一时期，加缪还参与发起了一次文学运动，但几乎与国际联络小组一样短命。这就是月刊《昂佩多克勒》，加缪及其好友的作品持续占据杂志半壁江山，似乎他终于拥有了梦想的杂志。
在与几位北非朋友聚会时，加缪还谈起筹拍一部反映阿尔及利亚的影片，从不同角度来展现这个风景秀丽、有假东方之誉的国度，希望能促进旅游。他给朋友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脸上过早出现的皱纹表明他表情丰富、多变，进而说明他容易激动；他的冷漠常授人以口舌，无疑是用来斗智的，而不会在生活中对待自己和别人”“他双眸的颜色在我们国家十分少见，那种青绿色表露了异国的痕迹”。他的老朋友布吕阿否定了他这个想法，担心这样一项拍摄计划会令他招致“伟大的幻想”的名声。
此外，还有为《时论》写序，《卡里邦》的稿约，伽利玛出版社每月书讯稿约，接待采访，给报社编辑部回信，为一位艺术家身后油画展写引言......所有这些额外工作耽误了加缪的工作清单计划，他在日记中对自己下令：
6月1日完成剧本《正义者》，然后去旅行，写好私人日记。
不断进取，永不消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