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快报》
1955年4月底至5月初，加缪开启了希腊之旅，在雅典作《悲剧的未来》演讲。
这时已是成名作家的加缪，再次接受了朋友邀请进报社的提议，加盟带自由倾向的周刊《快报》(先为周刊，后为日报)。由于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不同意见，他于1956年1月主动离开了《快报》，从此与报界渐行渐远，把余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创作中。
前文有述，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武装阵线采取暴力起义，加缪的反暴力原则使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陷入了极其痛苦的道德困境。他把民族解放当作一场“冲突”，而非一场“革命”或“战争”，在对“殖民征服”的讨论和对“保护被征服人民的人格尊严”的呼吁中，加缪表现出了一种超前的道德勇气；但他呼吁通过和平协商在不分裂法国的前提下解决“争端”，则表现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真人道主义，因为他所持的那种道德人道主义只对相信这种人道主义者才有价值，在那些相信暴力为“正义事业”必须手段的人看来，主张以不流血、不牺牲性命来进行改革，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对革命的立场。
至1956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游击队已经从6千增加到2万，法军从18万增加到40万，双方暴力不断升级。1956年9月，民族解放阵线开始针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法国政府对民族主义者施以酷刑——加缪想要防止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
1957年，法共和主流派知识分子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不可避免，但加缪仍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事实上已经无话可说。他的沉默受到严厉批评。加缪对此的回答是，他以前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文章就是历史见证，无须再为自己辩护。他同时继续坚持以瑞士联邦方式解决殖民地问题，以保证所有的群体都享有高度自治。
1958年，加缪再次强调了冲突必须有人道合理性的想法。他也看到，自己这种温和的人道思想已经对日益加剧的暴力升级完全失去了影响，他宣布“不再介入这一无休无止的论战，这种论战不会有任何结果，它只是使对立的观点越加顽固，使仇恨和派别毒化的分裂更加扩大。”他明确地表示对法帝国主义行径和阿拉伯暴力民族主义的厌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支持它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包括萨特)都坚持，暴力手段是实现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合理手段。加缪认为，“恐怖当道‘已经’完全改变了价值的尺度”，如果这就是“正义”，那么他把无辜受害者的生命，包括他母亲的生命看得比这种正义更为重要。
1958年，加缪打破了两年的沉默，在《阿尔及利亚1958》一文中最后一次表明了他的立场，他不赞成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坚持的独立。在反帝反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势不可挡的正义事业的1958年，加缪的立场已经完全落伍了，但在这些绝望的理由背后却隐藏着一些并非徒然的思索。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些思索的重要性反倒比在反帝反殖高潮的五十年代更为显现出来。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和许多前殖民地的独立一样，它成功地推翻了殖民统治，但却没能就此建立一个民主、富强和正义的新秩序。新独立国家常见的专制政治、经济落后、社会腐败、甚至种族残杀，都没有能随着“民族解放”而得到解决。殖民地人民从一种暴政中解放出来，几乎立即陷入另一种暴政之中。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亢奋消散之后，现实的痛苦使人们重新回到了加缪一贯坚持的“价值尺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和平协商、反暴力、反恐怖、保护生命和民主政治。
1956年，就在加缪最后一次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时候，萨特对阿尔及利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观点几乎都是针对加缪在《快报》上的文章，他坚持认为，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是殖民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嘲笑象加缪那样呼吁“改革”的人们，称他们为“软心肠的现实主义者”。“软心肠”指的是反对暴力，“现实主义”是大致维持现状。
加缪建议殖民主义制度不应伤害殖民地人民的人格，萨特主张阿尔及利亚只有在“反抗种族隔离和日常斗争中”才能培养自己的人格；加缪希望立即通过经济改革改善阿尔及利亚人的生活，萨特坚持应当立即先废止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谁真的同情阿尔及利亚，谁就不要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更人性化，谁就必须“帮助它迅速灭亡”——萨特成为这一时期在西方为第三世界“解放事业”大声呐喊的知识分子领袖。
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从他们现实世界政治文化中获得对政治世界的认识范畴和基本价值的，人们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反帝反殖正义事业会把人们带入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继续保持这份信仰的纯真。加缪没有能活着看到这一天，萨特也只是看到了一部分。1980年萨特去世时，他曾经热烈支持过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中国已经变成“十年浩劫”。
——1954年5月，法国政府禁止上演苏联的芭蕾舞剧。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萨特提出严正抗议。为此，他收到苏联领导人的邀请，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
苏联方面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让萨特劳累到住进莫斯科的医院。从苏联归来，他在《解放报》上连发5篇文章谈苏联印象，还破天荒地接受了“法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一职。要知道，他可是为了“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而拒领诺贝尔奖的人。
1954年在柏林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萨特在发言中铿锵有力地说，“蒋介石必须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得到承认。这是必须做到的，因为这是符合历史的发展，也就是符合创造历史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的”。当时，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围堵，并扶持台湾当局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能够在公开场合为新中国讲话的人不多，萨特是个例外。
——1955年9月，萨特和波伏娃穿过西伯利亚，从莫斯科坐飞机来到中国。9月6日，他们终于落地北京。一位年轻翻译握住他们的手说，“中国人民在焦急地等待着你们。”作为新中国的见证者，萨特和波伏瓦受到了“程式化”的接待。
参观工厂、学校或者农村，形式都一成不变：首先进入会议室或厂棚，墙上总是挂着红色的锦旗，茶叶在杯里漂浮。干部介绍情况，参观现场后，回来接着喝茶。即便提问题，得到的答案也很理想化。波伏瓦曾问妇联的一位副主任，在农村如何实现男女平等、年轻人独立自主，回答是《婚姻法》一下子解决了所有问题；在托儿所和学校里，如果问孩子太调皮捣蛋，怎么办？答案是，这种情况不存在，没有懒学生。
作为女权主义者，波伏瓦希望社会主义为女性带来平等和公平，但她也怕中国被过度赞扬“捧杀”，就委婉地以“老人”身份提醒刚到中国的“新人”，“在中国，有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那就是静止地判断问题。”“看不到它所面临的困难就是无视它的努力。”她意味深长地说。
45天的访问后，萨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盛赞中国的发展变化：“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的朋友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等过了一星期，我再说的话，也不会是完全正确的了。”他还对法国公众说：“对这个曾经遭受过多少苦难，而且今天又能够不计较旧日仇恨的伟大国家，法国人民只能抱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