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停战》
加缪、皮亚和同事们继续为《战斗报》的出版而工作，这份日报为巴黎各界的讨论提供素材，并象征着战后法国的希望和智慧。
1945年4月，加缪重返阿尔及尔看望母亲，重回阔别近三年的熟悉接到和海滩，他不是为度假，而是要采写一组系列报道。
此行，他还第一次见到了安德烈·纪德。
76岁纪德、32岁加缪的见面“完美无缺”。由于之前“小夫人”的介绍，在见到加缪时，纪德对加缪“毫无隔阂，没有误解，只有一种真挚朴素的热情”；而对纪德的仰慕，让加缪想念他时就像想念一位老朋友。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著有小说、剧本、论文、散文、日记、书信等，主要作品有小说《背德者》《窄门》《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戏剧《康多尔王》《扫罗》《俄狄浦斯》，散文诗集《人间食粮》，自传《如果种子不死》，游记《刚果之行》《乍得归来》等。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893年，纪德去突尼斯治疗肺结核，被诊断有同性恋倾向，医生建议可在婚后得到纠正。17天后，纪德与表姐玛德莱娜结婚。直到1916年6月，玛德莱娜因误拆他人写给丈夫的情书，才明白了婚姻不幸的原因。
纪德后与比利时女友玛丽亚·范里塞尔贝尔格（又名“小夫人”）的女儿伊丽莎白生下一女，即纪德唯一的孩子卡特琳。伊丽莎白独自抚养女儿，纪德秘密提供少量父爱和教育。直到1938年妻子死后，69岁的纪德才公开认下15岁的女儿，但这种“承认”没有法律约束力。卡特琳后来成为父亲文学遗产的守护者，督导纪德进入七星文库，并于2007年成立了卡特琳·纪德基金会，向作家和学者开放档案。
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纪德第一个把“荒诞”大量运用于法国文学，并提升到文学创作方法论的高度，开创了荒诞派文学的先河。从法国文学发展史的历史轨迹来看，纪德是一座联接古典与现代的桥梁，他既是19世纪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和波德莱尔、马拉美的文学传统的忠实传承者，又是新一代文风的伟大开创者，其思想影响了西方整整三代人，为西方在现实的压抑下痛苦地追求真诚和自由的心灵树立了榜样。纪德的思想深深影响了萨特、加缪等众多思想家、文学家，他们都曾将纪德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在纪德的回忆中，加缪曾提到自己与青少年时期的精神导师比邻而居的那几个月。他们之间谈不上过从甚密，纪德厌恶“世人把喧嚣的寒暄当作友谊”，但他有时会敲开双层隔门，抱起加缪的猫；而加缪只熟悉纪德在门那边的踱步声，以及思考问题、陷入深思时不经意发出的声响。
在加缪和纪德会面的第二天，阿尔及利亚总督府流放了民族主义运动首领梅萨里·哈吉；5月1日发生游行；5月8日阿尔及利亚两座城市发生流血和骚乱，很快又在乡村爆发了起义，上百欧洲人的死亡用数千穆斯林的生命来偿还。
加缪在随后的三周时间长途跋涉、行程2500公里，描绘了一幅阿尔及利亚饥荒肆虐的黯淡画卷，“阿拉伯人不愿继续做法兰西公民......唯有正义的微薄力量，方能帮助我们重新赢得阿尔及利亚及其人民......不要用仇恨来对付仇恨，而应该用正义来化解仇恨，极有可能那不是轻率的呼吁，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内政部长希望加缪能参加政府工作，以帮助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加缪愿意与阿尔及利亚人民在一起工作，而且最好是在文化部门，但他依然拒绝了任何官方的职务，表示自己是个记者，不具备政治才干。对加缪来说，总督府是当地保守势力的俘虏，并不代表“法兰西精华”。他认为真正的改革应能使法国保住阿尔及利亚，他把这希望寄托在给予穆斯林选举权的基础上。但其实，800万穆斯林中只有8万人享有选举权。
在抗德战争结束后，加缪平生第一次像战地记者那样，身穿军装去参观法军占领的德国地区，走遍了被战争蹂躏的田野和村庄，“我喜欢阳光明媚的南方。但即使在和平时期，在这里生活，我也会感到难受。”
战争结束后，加缪离开了《战斗报》。不久，加缪当上了一对双胞胎的父亲，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30岁时，一个男人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解自己的品味和缺点。自己就是自己，要学会接纳自己......保持天性，但要戴上面具。我已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唯一不能放弃的是每时每刻的顽强努力......对一切都看得非常淡泊，不要抱过多希望，也不要悲伤，不要再否定任何事物，一切都会真相大白，要傲视痛苦。
双胞胎孩子出生后，伽利玛夫妇借给他们一处住所，并叫了一辆救护车来接他们。加缪挽着弗朗辛上了车，又搬上行李后，发令“开车”。而弗朗辛提醒他，两个孩子还在诊所呢！于是，一脸窘相的加缪赶紧下去抱出两个婴儿。
第28章 圣日耳曼-德-普雷区
戏剧剧本《卡里古拉》是加缪投入了毕生心血的作品，戏剧学院青年学生钱拉·菲利普担任主角并一举成名，“我不想装作高人一等，蔑视名誉，它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既不比冷漠、友谊和憎恨重要，也不比这些情感次要。”
加缪回到了伽利玛出版社工作，夫妇俩和孩子们就住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区，这个区是当时的知识界、文学界活动中心，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年。
圣日耳曼-德-普雷区因轰动一时的周刊《星期六晚报》广受关注，“该区的生活就发生在存在主义分子出没的地下歌舞厅里，他们在那里唱歌、豪饮、相爱、睡觉，也许还等待着他们所珍爱的原子弹。原先他们十分贫穷，现在萨特、波伏娃、加缪靠文学富了起来，还有的靠电影或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等发了财......”晚报上还有一张详细的时刻表和地图，告诉读者何时何地能找到那些存在主义分子。
这篇夸张的讽刺文章真实地描绘了战后圣日耳曼-德-普雷区的情景和大众报刊眼中的存在主义，但对萨特和加缪来说，肯定迥然不同。
波伏娃总夹在加缪和萨特中间，她明显对加缪感兴趣；加缪曾告诉一位朋友，他故意与她保持距离，担心这位才女上床后会变得啰嗦。后来她在回忆录里刻薄地议论加缪（虽然读者也能感受到一点柔情），与此也许不无关系；萨特明显嫉妒比自己年轻的男人，其实他无须动用他的智慧和名望就能吸引所有女人。
加缪和萨特常在一起聚会，公众和新闻界把他列为存在主义者，这既不是他的希望，也不欣赏，却陪伴他终身，“我们甚至考虑哪天在报上刊登一则启事，声明我俩毫无共同之处，并拒绝担保各自可能欠下的债务......我发表的唯一一部有明确观点的作品《西西弗神话》，锋芒正是针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的。”
伽利玛出版社聘请了法国最负盛名的文人担任审稿委员会成员，并赋予他们各种头衔的职位，每周在伽利玛先生的办公室召开一次会议，加缪的座位面朝花园。轮到他发言，谈到要推荐的书稿时，他身体前倾，说话简明扼要，有时会补充一句“太精彩了”。
作为文学顾问，主编的尊姓大名就是其负责丛书畅销的王牌。加缪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决定发行量，但他不会坚持出版一本其他审稿人强烈反对的书。主编一般可以提取一部分稿酬，但加缪拒不接受，他只领取自己的一份薪水和一份丛书主编的特别酬劳。
在当时饱受战争蹂躏，战后复兴缓慢、艰难的法国，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人们不可能大幅度改善生活，加缪也忙于为自己的孩子解决温饱，尽管他做事一点也不灵巧，永远无法忍受孩子的啼哭，但一回到家，再劳累的他也会马上变得慈祥和蔼，给孩子们唱西班牙摇篮曲。
加缪除为自己主编的丛书收罗书稿，也会审阅一些知名或不知名作者寄给出版社的书稿，他偏爱来自北非的作品，对认为有发展前途的新人亲自写信答复，关心每本书稿的编辑问题······这对当时的出版社来说，体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献身精神。
正如一位青年作家回忆道，加缪的建议是“把你最美好的东西表达出来”，而不是替你越俎代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