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反抗者》
1950年初，加缪在巴黎夫人街29号买下一栋房子，把家安顿下来，结束了长期的租房和漂泊，这里离伽利玛出版社不远，附近还有一家不错的咖啡馆。但除了弗朗辛和两个双胞胎孩子，弗朗辛的母亲和姐姐也住在一起，“我不是有一位岳母，而是三位。”加缪很恼火，但也没办法，弗朗辛长期处于抑郁之中，母亲认为女儿离不开她，姐姐对加缪也很不放心，要做妹妹的守护神。
被这样六口之家团团围困，加缪感觉快要爆炸了，“我总觉得好像是在大海上：身处巨大的幸福中心，却又感觉受到威胁。”他向自己终生挚爱的女友玛丽亚·卡萨雷斯抱怨说，“我脑袋里整天冒出可怕的念头。”
《反抗者》的写作进展很顺利，在3月1日的日记里，加缪写满自我勉励的语句，“既讲真话，又保持宽宏大度的态度”“一个月的绝对支配权——在各个方面。然后重新开始......全部写完后，再通盘考虑......”为了写这部作品，加缪构思了近10年，期间不停地读书、记笔记，在卡布里休养期间也从未间断。
《反抗者》以史为纲，深入研究“反抗”的各种理论和形式，以期发现理想最终蜕变、堕落的原因——反抗成了谋杀（普罗米修斯成为凯撒），然后刻画出对命运进行必要反抗的真正轨迹，因此罪恶——甚至是合法的；但受到国家认可的罪恶——将严格排除在外。
写这部著作也意味着，加缪必须通晓有关反抗的各种哲学思想，包括曾激发俄国革命的理论依据，并得了解从古至今这些理论的实际应用。
但到3月底，书还远远没有完成、健康却有了起色。在返回巴黎前的检查，医生宣布加缪的肺部透视良好，建议继续在南方疗养。
雅克·梅内特里耶医生受人尊敬，包括伽利玛在内的许多病人对他言听计从。医生断定他并无生命之虞，留在南方、减少活动会使他更快康复。加缪告诉医生，自己在物质上、家庭上、创作上都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更没办法结束那本写了多年的书。医生明白，眼前是一位真正绝望的病人。
梅内特里耶擅长为每种病开出的药方里都包括锰、铜、钴、锌、银或金，单独或混合使用，他宣布自己成功实现了防痛治病，并致力于研究人为或过早的衰老。加缪的瑞士医生平静地告诉加缪，“矿物质不会对您有什么坏处”。7月初，加缪果然有所好转，尽管夏日炎炎，他发现自己又能专心写作了，夸医生“妙手回春”。心里又想，《反抗者》将是“一本奇特的书”。
这期间有两件事干扰了这个恢复健康和重新工作的夏季：6月25日爆发朝鲜战争。加缪有所警觉，但希望这场危机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像他这样的艺术家不参与创造历史，他对来信听取意见的日本作家团说，“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在别人从事毁灭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去创造。正是这种漫长、耐心、默默无闻的努力，真正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
另一件是私事，关于他的一本政治随笔的出版。他本希望这部作品获得广泛读者，但报界似乎呈现一种“朝圣般的静默”，让他颇感失望。只有一篇姗姗来迟的评论让他欣慰，“加缪文笔超凡，思想崇高，同纪德刻板呆滞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迅速对当代青年产生了刚劲挺拔、充满阳刚之气的影响。”
这年，瑞典文学院一致同意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威廉·福克纳。在日记中，加缪记下这位美国作家与记者的问答，这些回答表达了他对年轻一代作家的怀疑态度，“他们不懂得写作永恒的主题，如自尊、荣誉、痛苦”。福克纳将现代虚无主义归因于恐惧：当人类不再感到害怕的时候，他们就又能够写作流传于世的作品了。
《哈佛导报》请加缪写了一篇评论福克纳的文章，“福克纳是最伟大的美国作家，唯一能与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相提并论的当代作家，像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一样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圣殿》和《塔门》是他的代表作品。”
加缪早有发觉，他的天然盟友多数是非斯大林派的左翼人士，他们斡旋的大多是为了减轻无政府主义者或拒服兵役者表明立场之后造成的后果，《反抗者》反映了他们自身的哲学：反抗运动源于个人的愿望，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个人奋起反抗20世纪专制政府的荒谬和专断统治构成了《反抗者》的关键之一。这部书也部分揭示了50年代加缪的扑朔迷离：作家根据他的良心和正义感独立地行动。
当《反抗者》的写作进行到最后阶段，加缪不断听到令人担心的消息，1950年11月开始中国人参与朝鲜战争，1951年1月份又发生了汉城撤退。法国笼罩在战争的紧张气氛中。法国的知识分子认为苏联可能入侵并占领他们的国家。弗朗辛曾对波伏娃说，“俄国人侵占巴黎的那一天，我将同两个孩子一起自杀。”波伏娃还了解到，在一个高中班级里，学生们达成了“红色入侵”时集体自杀的协议。
在咖啡馆的一次谈话中，加缪问萨特，一旦俄国人入侵怎么做。“千万别留下！”萨特问加缪是否也准备离开，加缪回答说他将同纳粹占领时期一样。萨特派没有将加缪的建议当作疯话。波伏娃认为如果萨特保持缄默，苏联人是不会碰他的，但她知道萨特无法保持沉默。斯大林对那些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如何处置是人所共知的。波伏娃希望萨特在苏联人占领时逃亡，但两人都不愿意去他们都厌恶的美国。战争也许是北朝鲜人挑起的，但麦克阿瑟将军事先设下了圈套。
春天的时候，加缪和萨特的友谊暂时恢复了，这是卡萨雷斯的作用。加缪每次去接她时，途中都会去同萨特喝一杯。《魔鬼与上帝》排演时，四个人一起去吃夜宵，“战火又起了”。
萨特称 《魔鬼与上帝》是他最重要的剧作，这部写于1951年的伟大作品以400年前的农民起义为背景，主要围绕伦理问题，即善与恶的辩证关系，讨论本体自由的切入点。
加缪的精神极其疲惫，他急迫地等待着春天给他带来解脱，他将卡萨雷斯和年轻的俄国恐怖分子卡利亚耶夫的照片摆在案头。有些日子他很满意，自己细腻的笔迹写满了一沓沓大稿纸，每沓大概三四十页，寄给她忠实的女秘书拉比什，她打印完再寄给他修改复校。
7月10日，他给勒内·夏尔去信，“这是历尽千辛万苦写成的作品，但愿它在形式上与我们的共同思想相吻合。总之，我怀着由衷的喜悦把它交给您，尽管我承认免不了有些忧虑。”虽说这本书是献给让·格勒尼埃的，但夏尔实际上成了此书的精神之父。勒内·夏尔是加缪的挚友，加缪称其为“法国自兰波以来最伟大的诗人”。
第37章 萨特抨击加缪
加缪的哲学老师让·格勒尼埃之前读了《反抗者》后，曾对加缪说，“这回你可要四面树敌了。”但加缪希望此书成为一个转折，一个新人道主义的起点。
1951年10月18日，《反抗者》问世，一时洛阳纸贵。到次年7月已销售了6万多册，受到右翼阵营的一致好评，左翼文人则群起而攻之。加缪嘲讽道，“如果右派说地球是圆的，我们难道也要否认吗？”
这场论战的源头始于加缪的《洛特雷阿蒙与平庸》，他谴责这位超现实主义先驱因循守旧；安德烈·布勒东自认为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喉舌，指责加缪竟敢冒犯“现代最杰出的诗人”，愤怒驳斥加缪“深孚众望的作家居然如此诋毁比他们强大一千倍的力量”；加缪很克制，建议布勒东重读洛特雷阿蒙的作品。
洛特雷阿蒙（1846-1870），法国诗人。童年处于战乱之中的乌拉圭，他的父母都是法国移民。1859年他被送回法国读书，在校成绩优异。好友说“他是一个神经质的人，患有严重的偏头痛。”毕业后他在巴黎的一家旅馆内开始文学创作。循规蹈矩，很少出门，他在写给出版商的信中说，“我一天之内的任何时候都呆在我自己的房间里。”
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被超现实主义者奉为先驱，被纪德视为“明日文学大师”的文字开掘者，他以数量不多、具有罕见的复杂性和极端性的文字，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患了深度语言谵妄症的病态狂人，作品包括《马尔多罗之歌》、断篇《诗一》、《诗二》等。
后来布勒东在谈话录中提及，在民族解放时期加缪的声音是“最清晰、最富正义感的”，直到他阅读到这篇关于洛特雷阿蒙的文章之前；加缪发表长信，表示没有任何理由去欣赏受到布勒东赏识的诗人；布勒东表示尊重加缪，无意侮辱他，但他警告说，加缪对于反抗的观点与保守派们一脉相承，至于超现实主义，布勒东不认为它比《局外人》更危险。布勒东的弟子们决定写一本小册子，集体回击加缪。
《反抗者》于1951年10月18日出版，“书写完了，我有种怅然若失的空虚感，处于一种腾云驾雾的抑郁状态。”加缪向夏尔解释说，他之所以回击布勒东，是因为后者“毫无根据的断言”，可能令人对此书产生错觉。但朋友们认为，作者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鲜明立场、自然会获得形形色色保守派和反共分子的同情和赞同，言下之意是加缪站错了队伍。
这时，在西班牙有几位工会领袖被判处死刑，法国人权协会在巴黎组织机会，加缪自然鼎力相助。尽管布勒东曾经恶意诽谤加缪，但加缪还是认为布勒东出席集会，对西班牙的共和运动有益。当布勒东在会议上发言后，戈梅告诉他是加缪推荐他时，布勒东震惊得泪如雨下，后来人们甚至看到他们在席间谈笑风生。
然而加缪并没有因此一味迁就法国或欧洲左派采取的行动。他曾是欧洲文化协会会员，他的多位好友也在其中，总部设在威尼斯，由翁伯托·康帕尼奥罗主管。加缪给这位主管写信，说协会不断壮大，但有诸多他并不赞成的文章，也说明自己为什么反对协会发表那些空泛而颓丧的政治宣言，“在文化方面，为什么不肯明说我们羡慕美国的政治自由，而不是它技术道德上的保守？为什么对苏联人的镇压政策，以及他们的科技进步都讳莫如深？真正的对话不可能与谎言和疏漏共存。”“协会对苏联的劳改营体制太宽容。”不久，他拒绝参加协会活动，甚至在一份反对苏联践踏自由的集体声明上签字。
1951年8月，萨特主编的刊物《现代》刊登《反抗者》中的一章《尼采和虚无主义》。自《反抗者》发表后，就成了隔周举行的刊物编委会的谈论焦点。编辑们当然都读过这部作品，但没人打算写书评。
萨特认为加缪写他不懂的东西，他没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而《现代》团队当然读过，加缪利用的是共产主义哲学家们的思想概括。“不予评论并非好事，评论得不好也是对作品的玷污。”萨特责成杂志社主管弗朗西斯·让松写书评，“措辞要最严厉，但至少要做到彬彬有礼。”
在1952年的一期《现代》上，优雅的白封皮上，大标题采用黑色和红色，主编萨特的名字用红字打在大标题下面。由让松撰写、人们等候多时、长达26页的《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发表了，他首先援引右派的评论“一本重要的书...近年来的重大作品...西方思想的转折点”，继而站在加缪的位置上，“我为何会忧心忡忡...更何况人们对我断言，说该书十全十美”，随即转向作品分析，抨击加缪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帜奉行“懦弱的人道主义”，拿罗伯斯皮尔或圣·儒斯特这样的代表人物开刀，把路易十六之死污蔑为“令人作呕的冤案”，从而把法国大革命的“理念”贬得一无是处。加缪立刻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他全盘否定历史上的历次革命，包括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革命。他认为革命向来导致谋杀，而谋杀无论如何不具合法性。最后总结“《反抗者》是一部伟大的失败之作”，号召大家共同声讨加缪。
正在帕纳利尔度假的加缪做梦也没想到，《现代》杂志居然提议他撰文反驳。加缪毫不留情地写了封《致尊敬的杂志社领导》的回信，发表在《现代》8月号上：
让松“文章的弱点令人惊讶”，加缪并不认为此文是对其作品的研究，而是党派之争，“真理”和“正义”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内，“如果真理在我眼中属于右派阵营，我就加入右派”。他指出这位“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家，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抱着沉默和嘲讽的态度，并直接喊话“主编先生”，“我开始感到厌倦，厌倦自我审视，厌倦目睹将毕生献给时代斗争的老将们一刻不停地训斥，这些催人有效行动的监察官所做的一切，只不过将他们的座椅摆在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已。”
16页的辩词通篇冷嘲热讽，矛头直指杂志主编萨特，萨特岂能容忍这样的挑衅。以前在伴嘴时，加缪既可笑又有点玩世不恭，这回竟然如此咄咄逼人。
8月号上同期发表了萨特的答复，他声称自己不爱与人争论，“宁肯与漂亮女人谈琐事，也不愿与人谈哲学”。但事已至此，“主编先生”也不得不接招了，“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一旦失去，我还是会为此惋惜神伤......不幸的是，您把我牵扯进去，而且口气是那样令人不快，我不能丧失面子而保持沉默......您的自满和虚弱总是使人不能对您说出全部真理，其结果就是您成为一种沮丧的过分之牺牲品，它掩盖着您的内部困难，而我认为，您将其称之为地中海式的节制......如果您的书只是表明了您在哲学上是个外行呢，如果您的书只是使用了匆忙搜集的二手知识写成的呢，如果您的思想模糊而平庸呢......我不敢劝您参考一下《存在于虚无》，读这本书对您来说无用而艰难......”
萨特对《法国观察家》说，“一场争论算不上什么——虽然不再见面了，那也只不过是另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上，我们还是互相关心对方的。”
8月号《现代》成为一个焦点，各大报刊纷纷连篇累牍地转载，甚至连下三流的《星期六晚报》也不甘寂寞，头版以几张性感美女照作装饰，在二版以三栏空间赫然刊登大标题“萨特和加缪断交已成定局”。
加缪只将思考留在日记中，“《现代》杂志。他们接受罪恶但是拒绝宽容——渴望殉道......他们唯一的借口是这可怕的时代。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说到底，是向往奴役。”
如今回头再看这场世纪论战，原因似乎有四：
其一，论战是哲人的常态。
当时的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25年后的1970年，这样写道：“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任何友谊都抵挡不了不同政见的攻击。”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令人寒心的”。什么事都让政治搅和了。
那个时代的巴黎，哲人们你争我斗，不得安宁。大家可以一块喝酒，一块睡觉，政治却让他们各奔东西。德国占领时期他们抱成一团，等昔日的盟友“自由世界”与“苏维埃阵营”一进入冷战，他们便你撕我扯地打成一团。
其二，政见分歧拼高下。
萨特在1952年写了《共产主义与和平》，1954年把苏联体制吹捧得天花乱坠，直到1956年布达佩斯事件时才谴责苏联，一边谴责还一边支持且频频出访苏联。
布达佩斯事件：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随后演变为大规模流血冲突。10月24日和11月4日，苏联两次派兵镇压游行示威活动，亦称“匈牙利事件”。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冷战时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冷战时期的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抗运动。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国内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国家相互勾结的结果。
斯大林去世后，在赫鲁晓夫的推动下，苏联和东欧国家调整了以往的外交政策。而在匈牙利内部，也开始了“非苏联模式化”的进程。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苏联的干预，新政策实施了不久后就被迫中断。此后，反对苏联干涉的思想在匈牙利内部得到广泛传播。新政策失败后，匈牙利的经济也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持续下降。
于是，如果加缪的哲学理论站得住脚，萨特就在世人面前原形毕露；加缪若非小丑，萨特就只能是白痴和魔鬼，所以萨特必然对加缪穷追猛打。
直至加缪于1960年因车祸去世时，萨特一边假惺惺地称他为“为人淳朴”的人道主义者，一边不失时机地给他加上“头脑固执、心胸狭隘”的形容词，更没忘记重申加缪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派。几个月以后，在《致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一书的前言中，萨特又毫不留情地称人道主义是“骗人的思潮”，称非暴力是“既荒唐又虚伪”，因为他的推理是，“你若不作牺牲品就一定作刽子手，别无选择。”
其三，在抵抗运动中的表现。
在德国占领时期，本是加缪与萨特之间友谊的开端，后来却成了他们反目成仇的原因之一。加缪代表着当时奋起抗德的年轻一代，曾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抵抗运动8个月之久，事后却对此只字未提；而萨特则代表着逍遥派，在战争期间忙于著书立说，无论是占领国德国的审批机构，还是读者们都未曾在萨特书中看到任何有关抵抗的内容。
再有，1944年加缪把萨特接纳到《战斗报》，相当于赠给他一张参加抵抗运动的奖状，翌年又派他去美国采访，萨特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和赞美，而他对“抗德英雄”的称号却未置可否。直到战后，萨特才发现自己也算曾参加过抵抗运动，并为自己大书特书。
于是，萨特在加缪的目光深处看到了一种无声的谴责——对他卑劣行径的谴责。而萨特的心底是不能接受这种谴责的，所以也就不再能接受这个朋友了。
其四，女人的影响。
萨特与加缪从和睦相处、到明争暗斗、再到水火不容，似乎还有一个额外的原因：为女人。或许当时巴黎文人区著名的玛格丽特咖啡馆的空间太小，一山不容二虎。当时人们给他俩起的绰号分别是“帅哥” 和“叼烟斗的蛤蟆”。
长相的差异对两人关系的影响非同小可。当时的巴黎“性解放”是一种时尚，萨特不能靠长相吸引女人，好在有才华和“嘴皮子”。也正因如此，萨特在加缪面前拍胸脯，“我长得不如你，可比你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