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纽约
1946年3月，在法国政府的赞助下，加缪作为法国抵抗运动代表人物、文化届和社会活动新星赴美国巡回考察，此类出访对于委派的政府来说是一次极好的公关，而对功绩卓著的公民来说，是带薪休假、免费旅游的奖励。
奥尔贡号轮是一艘货轮，下船时出了点麻烦，加缪被当作共产党人扣起来。终获自由后，他精疲力竭，还得了流感，步履踉跄地踏上了曼哈顿街区。
记者招待会上，加缪毫不迟疑地对移民局警察向他提出问题的抽象性感到震惊，“然而，有人曾告诉我，美国人喜欢具体的问题。”
——当记者问及他的哲学立场，“我太年轻了，还没有形成‘体系’，我也不认为存在主义是一个流行的学派，并已形成体系。”
——当问及美国是物质文明中心的说法，“今天，人类到处在接受一种物质主义文明，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的欧洲人是物质主义者，但他们在这种条件下还能是别的什么主义者？”
——关于他的事业，“由于人生的意外，必须像演员一样谋生......我的下一部作品是关于鼠疫的长篇小说。”
——关于美国文学，“我读过从多斯·帕索斯到福克纳的所有美国长篇小说，肯定受了美国小说写作技巧的影响。不过，我在想这种小说技巧是否会导致文学表达手段的贫乏。当然，美国小说作家自己也在摆脱这种定式。”
——关于抵抗运动，“我更愿意谈谈我的战友们，他们的表现远比我积极。”
——关于卡夫卡，“他的作品很有预见性，也是当前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
法语周刊《胜利》特派记者写道，“加缪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抱幻想的卡夫卡”；《纽约先驱者论坛报》“每周书评”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当今法国最具胆识的作家》一文，报道了加缪的美国之行。
《纽约客》著名专栏作家利埃布林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加缪初到纽约时“那身令人发笑的穿着……那是一件出自一位法国裁缝的杰作，是战前甚至1926年大危机前的款式。”“当时连在法国的美国大兵都觉得法国人身上老有异味。发给美军的小册子解释说，不是法国人不爱干净，实在是因为肥皂在法国是稀缺的日用物品。”
谈及加缪的作品和人生哲学，利埃布林引用了注定要把石头推到山顶的西西弗的象征性后，说，“对于一位作出如此悲观结论的人来说，加缪先生与几个星期前在此间逗留的萨特一样，表现得惊人地乐观......不能因为你有悲观思想，就应该作出悲观的行动。”他还援引加缪的话说，“日子还得以某种方式来过，请看看唐·璜。”
3月28日，加缪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类的危机》的演讲。在纽约，没人能回忆起哪场法语演讲会曾吸引超过300名听众，而加缪面对的是1200名听众，他概述了自己关于非暴力政治和反叛的主张，这成为他在纽约最有影响的一次公开活动。演讲中，加缪讲述了四个小故事：
——在一套盖世太保租住的公寓里，一名女工在打扫公寓时，看见两个手脚被捆绑起来的人还在流血，却不闻不问。面对其中一个受刑者的指责，女工说，“我从来不过问房客的所作所为。”
——加缪的一名战友曾在里昂接受审讯，耳朵被一位德国军官撕裂了。第二次审讯时，这位德国军官以充满关爱的口吻问，“今天，你的耳朵好些了吗？”
——在希腊，一名德国军官问一名妇女，在她三个被扣作人质的儿子中，她想让哪个免于判罚。她说大儿子，因为他已经成家了。
——一群被流放的妇女重回法国时、途径瑞士，看到一队送葬人群不时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大笑，于是感慨，“他们是这样为死者送行的！”
加缪告诉他的听众，他选取这些故事并非要惊吓他们，而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现在面临的危机。这种危机，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残忍世界的果实：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仅施加残忍，而且这种残忍在行凶者身上除了冷漠以外激不起任何情感，而目击者则接受了残忍。当我们面对一个被杀害或被折磨的人类同胞时，我们的反应却不是恐怖或愤怒；当我们觉得精心向他人施加痛苦，并不比每天排队等候食物供给更令人烦恼时；当我们走到这一步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不会仅仅因为希特勒的灭亡就会变得更好。加缪扫视着大厅，他宣称：“我们所有人都负有责任，我们有义务去寻找这些骇人邪恶的原因，这些邪恶仍然在撕咬着欧洲的灵魂。”
对此，加缪提出了自己的反叛哲学，“我们必须与非正义、与奴役和恐惧作斗争，因为这些祸害力量逼迫人们沉默，将他们相互隔离，把他们铸成同一个模子。而反叛是针对一切接受现实和无所作为的想法，主张把道德看得比政治更重要。因此，人类必须以‘普世主义’来营造‘正面价值’，只有普世主义才能把有善良愿望的人们相互联系起来。人们只有走出孤独的绝望，才能与其他人一道反叛，对抗陷人于恐惧和暴力之中的政治压迫。”
加缪刚刚结束自己的发言时，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官员宣布一名小偷潜入了门票室，偷走了当晚的门票收入，而这些收入本来将全部捐给法国孤儿院。于是观众中有个人站起来，他建议大家在散场的时候再付一次入场费。当最后一人离开大厅时，票箱里的钱比一开始收到的还要多，可见演讲的成功。4月6日出版的《胜利》将加缪的演说称作为“一个盛大的法兰西告白。”
在加缪演讲的听众中有一位皮货商扎阿罗，深为倾倒之余他打电话给加缪下榻的旅馆，告诉加缪自己要外出离开纽约，并盛情邀请加缪搬到他的公寓住。加缪没有接受。一会儿，扎阿罗再次邀请，正患着感冒的加缪答应了。
加缪后来跟弗朗辛讲关于扎阿罗的故事。扎阿罗父亲目不识丁、双目失明，于是他常给父亲读书，一次读到了柏拉图写苏格拉底之死的故事。父亲说，“从现在开始，你每天给我读这个故事，直到我死。”儿子满足的父亲的要求。
没过多久，加缪在纽约结识了一批朋友、酒友或至少是散步的同伴，他经常为美国女性的美貌惊叹不已，称之为“可怕的不可接近性”，与满脸皱纹、上了年纪的妇女在一起，加缪才真正感到轻松。
在瓦萨尔女子中学作《当今法国戏剧》的演讲时，加缪认识了帕特里西亚·布拉克。帕特里西亚年方20，美丽动人，长着蓝色的眼睛和栗色的秀发。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位钢琴家，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这是个早熟的姑娘，在美国最好的女子大学之一的史密斯学院历史专业学习，即将毕业。她还在史密斯学院的法语之家学习，进修17世纪至19世纪作家的作品。在《时尚》杂志，她是个地位不高的撰稿人，每周挣35美元。
加缪公开与帕特里西亚出双入对。帕特里西亚单纯的外表下面，拥有才气、天赋和成熟的思想，她很高兴地陪加缪去布林茅尔学院发表演讲，而加缪引导她在文学和政治的海洋中畅游，并帮助她避开一些暗礁。
美国之行，让加缪发现自己的演讲口才不错，因为“热水浴和维生素，体重有所增加”。他还寄了一些物品回家，“一个80公斤重的包裹里装了3公斤食糖，3公斤咖啡，1.5公斤面粉，2公斤大米，3公斤巧克力，1.5公斤婴儿食品，14公斤肥皂和其它行李物品”，总价值160美元。
1946年6月11日，加缪搭乘海轮回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