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极昼工作室”刊发了《中学老师入职三个月被举报，谁在监控我的微博小号？》一文。写到2022年年末，28岁的语文兼班主任孙老师被人举报，“罪名”是在网上发布不当言论，证据为孙老师的一个微博小号，那是孙老师的私人日记，有吐槽工作，也记录生活。相应的“罪名”有看不起同事，不团结同事，辱骂学生，没拿奖的运动会也被扣上“组织能力差”的帽子。每一个“罪名”都有微博截图。孙老师坦言，自己爱在网上记录，但私下的情绪从不会带到办公场合。尽管如此，学校给了孙老师停课的处分。在此之前，孙老师没有收到任何不满的信号，在班级家长群里，大拇指和玫瑰花像平静的海洋。
孙老师的遭遇令人同情，在网上的“小号”被人发现，被人截图当证据是多么的无奈，也映照告密者是多么的无耻下作。我想到自己的经历。前几年的某一天，收到单位人力资源部的电话（因单位有几千人，打电话来的人，我不认识，属于劳务派遣第三方人员），他与我核对身份证和名字，并问我，你在网上发布了什么？我反问他，你都不知道我发了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到底是哪里错了，你拿出证据来。对方知道理亏，便说，没什么事，就是问问你，以后不要发布负能量的东西了。那一刻，我对写作带来的不安，有了具体的感受。后来我查阅文字，无非就是对封控在家，如何抵御孤独的感受，对武汉作家的支持写了读后感，对一些热点，比如一个工作人员养猎犬，其猎犬伤害了小区的老人，我对这行为进行了批评。有的人的心中，只有正、负能量，对他人的不公和苦难视而不见，且漠视个人在特殊时期的感受，更不懂文学的批判功能。
今天，我重新拿出大部头书籍《耳语者》翻阅。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带着压抑的气息。作家米哈伊尔.普里谢维恩在1937年11月29日的日记里写到自己的心情就像大雪压顶的树木，很想与人谈心交流，但一旦开口遇到第三者偷听，便灰飞烟灭。压抑与克制，成为主色调。故，作家与朋友达成共识，沉默是沉默的心电图和X光片，大家默认失去了言语和舌头的功能。有一次，作家在火车上遇见好友，两个小时的枯坐，好友之间只能用“是的”来表达。“是的”，浓缩了五味杂陈的内心世界，凝结了彼时彼境亲友举报所带来隐入泥沙的恐惧氛围。
即使不幸失去了朋友和亲人，常见的反应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笔下的境况，他只字不提业已失去的朋友，只有眼泪簌簌，那些年的特征就是如此。不言语，只流泪，不知有多少泪河在家庭无声漫卷。《耳语者》透析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的恐怖之源，也详细诉说了很多家庭在1937年到1938年间，被清洗被亲友举报所带来的绝望之境。
1937年到1938年的苏联，告密成为主流，亲人间，朋友间，同事间，为了诬陷他人，为了个人利益，为了报复他人，为了迎合上级，为了嫉妒之火，为了极端爱国，去用一种卑劣的行为对他人进行莫须有的辗轧。同情心、人文精神、法治和正义感，已然消失，留下的处世之道是不能说任何话，也不能与任何人交谈，在一个没有信任的环境里，大家隐藏真实的自我，让沉默成为一堵墙，“就像躺在坟墓里一样”。
被举报的孙老师，考上一所985高校的文学博士，已开始新生活，但举报者的雾霾依然存在，当初是谁在使坏，成了孙老师的“人生问题”。我已习惯了被人辱骂被人举报的小人作乱，这种习惯不是麻木，而是要用一种“创造”，一种每日的更新，去覆盖举报行为带来的不悦，去清洁世间的脏东西对自己带来的伤害。
面对放大镜和望远镜，不退，坚守，挺住，便是我对写作的笃诚。
文章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