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醒来，看到小杨发来的信息，我很开心。
我在两篇文章里写过小杨的餐馆，在南岸区四公里，本地人都知道去年冬天一把大火，把小杨的店烧毁了，还有楼上大约十多户业主的家也毁损了。
我没想到有重庆的朋友看了文章会去寻找小杨的店。我在文内没有写明具体的地点。彼时去寻找时，我下了四公里的地铁站，用了导航走了约七八分钟才找到了出事故的地方。重庆朋友去寻找，是一份支持年轻人创业的心意，是对打工人的同情，是对小杨的店铺烧毁又重生的祝福。谢谢重庆这个好心的读者。读者的举动，也勉励我今后在行文中，以真实打底，不浮夸，不吹嘘，用原汁原味的文字去还原原汁原味的故事。当然，在很多悲痛的现场，用我浅薄的文字，根本无法述尽当事人的悲欢离合。在这个时代，写作不需要深刻，对苦难与不幸的描述只能点到为止。否则，正能量们出来口水横飞，很恶心人。
我在劳东燕教授的文章里看到，去年的一年，是她自我疗愈的一年，她的困境在于心境的破败与构筑起来的“意义”土崩瓦解。我在这个号和“你我的金蔷薇”写过支持劳教授的文章，我的文章也了无痕迹。这是写作带给我的精神之困，我很想拷问原因，但明知这是一条坑洼的路我还是要坚持写，我在不断地幻灭与重建中起起伏伏，摇摇晃晃，最终靠朋友的支持，自己的意志，把去年失业这一年熬了过来。
我在北海时，和去北海度假的前同事联系过。我如果像她一样，不挪窝，在原地保持半躺平半工作的状况，也能维持，且我的合同签在2025年，没有出大的问题还能干下去。我辞职后，也有朋友的公司让我去工作，我都婉拒了。我想尝试一种不靠单位，靠小手艺能活下去的生活，可这样的生活虽然看似不通勤不打卡不受形式主义之困，但更多的枷锁缠绕其中无法挣脱。也许，天生追求自由的基因驱使着我注定在余生要采取这种方式度过。所以过去的一年，我写了很多摊贩、小店、失业者，在同城，也在别处。只有自己和草芥、蝼蚁保持平等的关系，保持唇齿相依的共情，文字里才能听到他们的独语。
昨晚我第二次外出前，我在那条街看到一个独行者，大约六十岁，在一个黝黑的地方卖三角粑和烤肠。大约一个小时后我返回去时，本想去支持他，但找不到了。我在红绿灯处，大约晚上22:20，我看到写过的小夏，在卖烤红薯和土豆饼，我向小夏打听大叔的踪影，大叔被驱赶，不知所踪。此时的那条街，小夏是唯一的守夜人。以前人来人往，摊贩很多，倒觉得平常，现在只有一家，就显珍贵。
如果生活有更多的选择，如果安排的集市在主干道不在荒凉的地方，大家过得不会像漂流瓶一样。在“通知”了数次，晚上还要坚持出摊不顾追赶的人，一定是靠摊位生活，且没有多少家底的人。小夏说，因为道路需要保持干干净净，他骑车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的路途中，听到后面有学生在呼唤他，卖烤红薯的，等一等，等一等，我们要吃烤红薯。那一刻，小夏内心微颤，立刻把车停在路边等待两个骑单车的学生。这搁在从前，是很正常的事，是在路边能轻松购买的事。
昨晚23:20出门我去看望一家面摊，我在车上看到路口有一个家庭，也是深夜出门工作，支起炒饭的架子，利用一天宽松的时段出门挣生活费。而这个家庭，以前是下午5点出摊，到翌日6点收工。这些生活的现场，我看着很难受，大家小心翼翼地活着，卑微的活着，像磨盘一样的活着，如我一样。随便怎么小心翼翼，随便怎么自我删减，也挡不住幻灭感的到来，也挡不住小人的投诉。
我还能写什么？就写失业的人在努力码字，写失业的人，各自对命运的抵抗。虽然如此艰难，但我相信星火永存，文字永在，我的真诚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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