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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伯克希尔的净资产增长154亿美金，每股净资产增长6.4%。
伯克希尔的历史可以分为前后25年。
前25年，公司的价值来源于股票市场的投资，保险业务当成盈亏平衡就行，净资产的增加绝大部分来自股票的升值，因此净资产可以当成内在价值。
后25年，从90年代初开始，公司的价值来源逐渐转向收购和自营公司，按照会计准则，收购的公司如果做不好就会在资产负债表上减值，但如果发展特别好并不会升值，因此净资产和内在价值的背离就逐年扩大，到2018年每股净资产增长这个指标会最终被抛弃。
巴菲特和芒格关注的是公司内在价值的增长，而内在价值的增长取决于“常态利润”的增长，这个在中文语境很少被提到的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甚至可以说投资就是寻找常态利润的增长。不过，有一个前提：公司必须是好公司。我们在1981年的股东信里讨论过好公司的唯一标准。
2015年伯克希尔用320亿美金现金收购了从事航空业零配件的精密铸件公司（PCC），从而使非保险的业务引擎增加到了6个 （Powerhouse Six）。连同PCC在内，伯克希尔现在以收入规模论的话，有10 1/4的公司名列财富500强，对于端着猎枪等待大象的巴菲特而言，还有98%的美国巨头公司可以狩猎。
伯克希尔的内在价值取决于三个变量（2010年的股东信），两个定量的一个定性的。从两个定量的角度，2015年每股的投资增长了8.3%达到$159,794。每股的业务税前盈利增长2.1%达到$12,304。
这两个支柱的计算和以前有一点点区别。
以前保险业务的盈利是不计算的，因为受灾害影响每年波动，巴菲特保守的把保险业务当成盈亏平衡，主要考虑其浮金的投资价值，因此2015年之前的第一个支柱叫每股保险和投资，第二个支柱叫每股非保险和投资税前盈利。
由于保险盈利成为了常态且逐渐稳定，从2015年开始保险的承保盈利算在第二个支柱里面了，保险业务的承保利润占当年的税前利润约9%，不小的一笔钱。
一 美国繁荣的数学逻辑
巴菲特完成股东信的2016年初，是特朗普和希拉里较量的选举年。两个竞选人竭尽所能的列举美国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一幅美国没有他们就要完蛋的景象。现在好像轮到了特朗普和拜登。
巴菲特认为：很多美国人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现在出生的美国宝宝依旧是历史上最幸运的孩子。
美国当下的人均GDP是5.6万美金，以实际购买力算是1930年的6倍。
很多悲观主义者认为美国每年实际GDP以2%增长太低了。实际上，即使以这个数字来算，未来也是充满了希望。
美国的人口每年增长0.8%，其中0.5%是自然增长，0.3%来自移民。这样，人均GDP的实际增长是每年1.2%。25年以后，美国的人均GDP比现在要高34.4%，人均增长1.9万美金。如果对一个四口之家来说，会多出7.6万美金的收入可供支配。今天的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社区的家庭的生活水平要远比当年美国首富洛克菲勒的水平好，不管是交通、娱乐、通信还是医疗服务。
上面算术的前提是GDP创造的财富能平均分配。但是，任何时候这种分配都是充满了争吵。
分配是给退休的多一点还是在工作的多一点，健康人多一点还是残疾人多一点，是鼓励继承还是鼓励自我奋斗，倾向投资人多一点还是工人多一点，特别是如何平衡市场经济里面占优势的人才和那些不占优势的人才的所得。
这种争吵永不会停止，国会是战场，钱和选票是武器，游说行业永远会增长。
好消息是，即使那些所谓输掉的一方，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未来也会享受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市场经济在提供人们所需，甚至人们没有想到过的需求方面，无人可敌。
过去240年，如果赌美国国运会衰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现在依旧如此。美国的商业和创新这只金鹅还会下更多更大的蛋，美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会更加完善和慷慨。
二 繁荣的底层：效率
美国生活水平的提升的秘密来自：生产效率的提升，即人均产出的提高。
效率和繁荣的关系，并不是很多人理解。
1900年，美国的工作人口2800万，其中1100万在农场工作。农场的主要作物是玉米。9000万公顷的土地产量是27亿英斗，平均每公顷产出30英斗。
今天，有8500万公顷的土地种植玉米，年产出是130~140亿英斗，平均每公顷产出150英斗。然而，农场的劳动人口现在只有300万人。从农业转移的人口利用他们的时间和才华，创造了非农业的产品和服务。
每当有新的技术或者方法出现的时候，人们总是谈论对就业的影响。幸好马不会投票，否则拖拉机是无论如何不会被采用的。
伯克希尔本身也是一部提升生产效率的教科书。巴菲特说了三个故事。
1947年，美国4400万工人中有135万在铁路工作，一级铁路运送货物6550亿吨。 2014年，一级铁路运送货物1.85万亿吨，但是只有工人18.7万，减少了86%。 就BNSF铁路而言， 1996年4.5万的工人运送了4.11亿吨的货物，2015年4.7万的工人运送了7.02亿吨。
保险行业也是一路创新：从一百多年前的代理人渠道垄断的模式，到State Farm的自有渠道互助模式，到1930年的USAA面向军人特定客户的直销模式，到1936年USAA改进版的GEICO的出现。2015年，GEICO雇佣3.4万人，服务1400万保险用户。如果这个业务放在代理模式下，估计至少需要6万人。
在公共电力行业，以伯克希尔能源收购的爱荷华电力为例。1999年，公司有3700名员工，发电1900万瓦时。2015年，公司员工3500名，发电2900万瓦时。
生产效率的提升解决了做大蛋糕的问题，没有解决分配蛋糕和失业救济的问题。
当伯克希尔的Dexter鞋业关闭的时候，缅因州一个小镇上的1600人失业。当伯克希尔的纺织厂关闭的时候， 只会说葡萄牙语的老年移民就失去了生计。
巴菲特对此的建议是：国家应该制定各种社会保障网络，确保那些愿意工作，但是由于技能已经被市场淘汰的人，获得好的生活。比如，对愿意工作的这些人的税收优惠。
我写这一段的原因在于，其讨论对于当下的中国也很有意义，国家政策重视分配的公平性并没有问题，只是要确保不以牺牲“会下蛋的金鹅”为代价。
三 真正重要的风险
在每一年的上市公司年报里，美国证监会都要求公司在"风险因素“一栏详细列举评估生意需要了解的各种风险。
这些风险大多路人皆知，但是因为缺乏以下的三项对真正评估生意并没有什么帮助：
1） 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2）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范围
3）损失发生的时间
风险太过遥远或者模糊，因而难以评估，就没有实际的意义。
比如，下一个十年，煤炭的铁路运量肯定会下降。比如，如果自动驾驶技术得到应用，GEICO的保费收入就会收缩。比如，如果储能的技术大幅提高，再生能源行业就会发生变化。
这些风险，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而且对于伯克希尔的长期前景并不重要。1965年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的时候就知道：纺织生意迟早会消失。管理层需要做的就是：随机应变。
但是，有的风险，即使巴菲特和芒格也无能为力。这就是他总结的美国面对的CNBC风险：电磁袭击（Cyber），生化袭击（Biological），核袭击（Nuclear）和化学袭击（Chemical)。
这些风险，放在任何一年，都是概率奇小。但是，拉长时间看，几乎成为必然。
一个恐怖风险事件，如果每年的发生概率只有三十分之一，放到100年，发生的概率就变成96.6%。
最为痛苦的是，美国的公司和投资人都无法规避CNBC的风险。如果毁灭性的事件发生，所有股权投资的价值都会大幅下降。
至于其他的风险，比如气候变化，由于缓慢而有对策，相反并没有那么恐怖，只要提前做准备就好。真正的笨人是否认这种风险，认为这种事件发生的概率并非100%，并且事实也不是板上钉钉。
这让人想起数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Pascal）对于上帝存在的论证态度: 理性的个人应该相信上帝存在，并依此生活。因为若相信上帝，而上帝事实上不存在，人蒙受的损失不大；而若不相信上帝，但上帝存在，人就要遭受下地狱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