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思想启迪与讨论
程红兵
近读《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的文章（以下引文全部出自“今日头条”2024-09-30 15:51·南方人物周刊《刘云杉：教育的复杂需要教育者的谨慎》），谈到自由的限度，刘云杉老师说：“究竟何为自由？涂尔干说，自由不是放任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知道怎样合乎理性地行动，履行自己的义务。谈平等，更应谈教育、教师的权威，就应该用来赋予儿童的这种自主性。我们的教育既不是培养温顺的羔羊，也不是要培养野蛮的犟驴，而是培养有担当、有责任又有教养的人，这是向更高的生命样式的追求与逼近，这是教育的权威。”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孩子的约束，这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与此同时社会规范的教育也因此有较大的放松，在一些学生身上存在基本的纪律缺失、规范缺失，甚至是道德缺失。尊重学生无疑是正确的，但尊重学生并不意味着放任学生；“把课堂还给学生”意在让学生在课堂上主动学习，积极思考，有所作为，绝不是让教师在课堂自我放逐，教育缺失，无所作为。
很喜欢读刘云杉教授的文章，她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是一个批判型的学者，在教育领域里这样的学者其实是不多见的，教育领域里的学者更多的是阐释型学者，是对各种国际教育理论的介绍，是对各种教育政策的阐释，是对各种教育流派、各种教育经验的解读，不能说这样的学者没有意义，但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事实性知识的搬运上，的确给了我们大量的知识信息，也足以培训广大的一线教师、校长，但美中不足的是很少给人以思想上的深刻启迪，很少给人以思维上的激烈碰撞，很少让人产生与之对话的冲动，面对这样的学者，我的态度一般对无关的选择无视，对相关的选择部分接收，接收以前不知道的信息，接收虽然知道但不完全知道的信息，接收虽然知道但不知道源头的信息，但接收之中、接收之后常常是思维波澜不惊的，仅仅是收到而已。如果是理论，也许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库存；如果是经验，也许能照葫芦画瓢。此外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
刘云杉教授的文章不是这样，她的文章总是在什么地方戳中你的思维神经，她的文章总是能激起你的思考，她的文章总是让你想与之对话商榷，这样的文章比较合乎我的口味——仅仅是自我喜好而已。你在她的文章中能读到这样的话语：“激进的儿童中心放任儿童的天性与选择，人性多是向下而非自觉向上，这既会出现巨婴，也易培植野蛮的心灵。”“一面是知识的弱化、真理的软化，另一面是方法的强硬、思维的空洞，两者互为表里，相互助长，构成今日的奇观。”“过度的自由放任，过度强化个人的选择后，如何铸造学生共同的心智文化？”“‘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的对立，背后是把儿童世界与教育世界对立。”一针见血，让人忍不住拍案叫绝。
当然刘云杉毕竟是高校的学者，她毕竟没有长时间地沉浸式地生活在中小学的现实场景之中，她对中小学的有些判断也会带着学者的“纯粹”，甚至于做出一些想当然的武断，例如：
刘云杉：“核心素养”背后是经济话语，强调人的“一般胜任力、可迁移能力”等。一个好记者和好医生，一定会在一个领域长期投入深究、全心全意沉潜。而强调“可迁移”能力，好像可以横跨各个领域，能快速迁移，背后也是“脱实就虚”，是算法对具体技能的霸凌，是匠人、匠艺的塌陷。如果临床医生连看病都不会了，他的可迁移的胜任力又有什么用呢？这套指标导致学生不能在一个点上深入，更像机敏的“猎手”，而非深耕的“农夫”。
对此，我以为不然。基础教育在于给学生打基础，需要学生具备一定宽度的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基础，一般胜任力基础，可迁移能力的基础；专精的研究、专门的实验、专业的探究那一定是高等教育的责任，特别是研究生、博士生教育的责任。有道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每一阶段的教育有每一阶段的侧重点，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是有比较大的差别。而且现如今在中小学中培养学生一般胜任力、可迁移能力，虽然在学科内部也有少量体现，但更多的是实施跨学科的课程，其实就是培养学生学会利用各种学科知识去面对具体问题，去尝试解决问题，因为长期的分学科教学，导致学生没有跨学科学习的经历，也就因此缺乏整合所学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这也就是一个基础能力而已。即使各级专家、教育行政官员、校长一再发号、发文、发令，事实上在教师执行层面上，绝大多数学校跨学科的学习仅仅是点缀而已，远远不可能到“脱实就虚”的地步。
优秀学者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敏感性，高度的警觉性，一见到相关经验、相关发文、相关介绍就常常误以为是现实教育中的真实存在，这也是学者们可爱的地方，教育现实其实不然，现实是缺什么吆喝什么，大凡喊得最响的、喊得最多的，往往不是现实，恰恰是现实中最缺乏的，因为缺乏所以要喊，因为少所以要大声喊。但我们千万不要当真，不要以为声量大就代表现实；静水无声，现实是另一副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