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使命
程红兵
最近看了发表在“一席”微信公众号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的演讲“从拔尖的陷阱到掌控的反噬”的记录稿，她本次演讲的主要思想就是“这群中国教育制度下的优胜者，正在被成功学反噬”，照实说刘云杉这个学者我还是挺认的，读过她的一些文章，颇有思想见地。这篇记录稿不少地方讲得很到位，批评一针见血，“新自由主义的学习理念强调个人的学习能力。你要掌握终身学习的能力，才能不被就业市场淘汰；你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学习能力不够，适应不够。这把就业困难、贫富差距等经济的、政治的结构问题，转嫁到了个人身上，将个人深陷于压力中。”“新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是一套解放的逻辑，建构了一个自主的学习者的意像——好像只要学校松绑以后，孩子就会自动地学习。但是，老师少教，学生就能多学吗？把学生解放出来以后，他真的就会自主学习吗？”批评够狠，力度够大，这样的质疑确有震撼感！
类似的地方有很多，引起了我的反思。刘云杉说：“有一句话非常有煽动力——‘用昨天的知识教今天的孩子，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好像知识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孩子驾驭未来的能力。”其中“用昨天的知识教今天的孩子，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常被人引用，记得我在一些场合也引述过，但仔细想想确有问题，不妨用常理来推断，如何来设定学校教学内容，未来的知识尚不存在，今天的知识尚不成熟，尚不经典，因此只能用昨天的知识。未来既有不确定性，也有确定性；未来既有变化的，也有相对不变的。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点过于强调不确定性，而把确定性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同样也是有问题的。
刘云杉在文章中对套路化教学提出非常深刻的批判，她认为：“为什么学生提不出好问题，因为他们在不断地在练习某种套路。套路为什么这么流行呢？……套路的实质就是把一些知识型工作拆解成了操作型知识，将复杂的工作不断地标准化和程序化，再编成相关的学案和套路……这些套路是当年培训机构和重点中学的考题试卷和教案获得极大利益的秘籍。这背后是一种泰勒教学模式在盛行。”这样做的恶果是导致“这一群中国基础教育生产出的最优秀的学生，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逐渐丧失了对复杂世界的认识能力——世界对他而言，只有对和错，是或非。也因此失去了直面真实世界的能力。”不仅如此，我以为套路化的教学导致套路化的学习，套路化的学习在帮助学生考试获取分数的同时，也让学生形成套路化的思维模型、思维惯习，其最终结果导致学生失去了多样化思维的能力，失去复杂思维的能力，失去了创新思维的能力。我因此联想到PISA 2022创造性思维测评结果显示中国澳门（35.6%）、中国香港（37.1%）学生在“提出不同想法”的能力上也存在明显短板。两地学生在上述任务中题目获得满分的比例显著低于 OECD 国家学生的平均水平（42.9%），这是否也是一个间接的证据。
看完整篇文章之后，我发现刘云杉的文章只停留在批判上，只讲到教育中的问题，这样不好，那样不对，但对于如何是好、怎样建设好，几乎没有任何有效建议。对此我当然可以理解，毕竟她是大学的学者，大学学者的重要使命在于批判，相对于中小学的教育现场而言，大学学者总是在岸上的，她无法真切地体验到水里人的感受，无法体验一线的校长、教师工作之艰难——常常是身不由己、左右为难。刘云杉说：“‘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本来是很开放的，但却套上了严厉的行为指标的铁格，形成一个控制细密的指标迷宫，学生们在指标迷宫里不断地打卡通关。”为什么这么多基层教育主管部门、这么多校长、教师会给学生自主学习行为套上指标铁格、实行细密的控制？这完全是基于大多数学生的现实情况而设定的，正如刘云杉自己所说“把学生解放出来以后，他真的就会自主学习吗？”一旦实行真正的开放自主学习，必然产生两种情况，其一是一些家长联合教育培训机构对学生学习实施控制；其二是一些学生的“自主学习”就成了放羊，不学什么，也学不到什么，不进反退。基层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校长也是为了避免这两种情况，而采取控制细密的指标来“规范”所谓的“自主学习”。
费希特在其《学者的使命》一书中提到，学者是社会精英、人类教师，因为他们承担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和塑造未来的特殊使命。费希特讲学者的使命，是立足于人的“在场”使命的，他实际上讲的是“知行合一”的本体论，这个使命就是从知识转到行动，人不是为了思索，不是为了宗教式的顿悟，而是要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决定人的价值。
今天的大学教授是学者，基于他们的职业经历限制，他们更多的是以居高临下的批判来履行学者的使命；今天的校长、教师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学者，他们更多的是以改变教育现状的行动来履行学者的使命……
（本文发表在《上海教育》202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