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往事追忆】《半世纪风云变迁，食品公司不了情》 2024年第75期（总1023期）

半世纪风云变迁，食品公司不了情

清朝乾隆年中叶，潘氏家族中的一脉自西王山祖地村落迁出，择居安顺北街深处的一条小巷，安居创立门户，于此地开基立业。起初以酿酒与饲养家猪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型为屠宰售卖猪肉。这一行当吸引了众多屠宰行业人士汇聚，久而久之，这条街巷便被安顺人称作“杀猪巷”。

“杀猪巷”位于北大街东侧，是一条自西向东延伸，长度两百多米的狭窄街道。西段沿途分布着娘娘庙、余家院落、张爷庙、潘家院落，李翰文饭馆、屠宰场、皮家巷、灵验菩萨庙；东段则以灵验菩萨庙为起点，直至三元桥，这段街道因地形所限，实则为半边街形态；街道南侧有多家杂姓百姓居住，北侧则紧邻贯城河，河水自太平桥北来、在灵验菩萨庙前拐了一个近九十度的大弯，折向东面直奔三元桥而去。尽管“杀猪巷”规模不大，却庙宇林立，每一处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传说，故事纷繁复杂，欲知详情，敬请阅读笔者所著《杀猪巷》一文。（民国时期此街曾名丁字街，解放后曾名信义路，群制路）。

从清代中叶至光绪末年这百余年间，潘氏家族在“杀猪巷”日益发展壮大，形成了南北斜对、隔街相望的两大院落。北面院落，以其三进院落、三道敞门及六十米长的深巷而著称，被当地人称“潘家巷”；南面院落则以两进布局、内置花台假山为特色，被唤作“高坎子潘家院”。这两大院落均为潘姓，在安顺城中独树一帜，显得格外特殊与独立。

杀猪巷路口与大院坝桥河段

潘氏家族从乾隆年间创立门户的“进”字辈老祖宗起，历经十代繁衍（注：杀猪巷潘氏字辈：进仕登文必，志仲经魁首），至民国时期已发展成为拥有十几户、几十口人的庞大家族。光绪三十年，在潘必坤公倡议下，屠宰行业的同仁们纷纷捐资集资，共同修建纪念杀猪祖师爷——三国蜀汉名将张飞的张爷庙。张飞，以其忠义勇猛著称，从军前曾从事屠夫之业，因而成为屠商们敬奉的神祇，祈求其保佑行业兴旺发达。潘必坤公亲自操持，远赴紫云采购优质木材，又赴四川聘请能工巧匠，历时三年，终于在“杀猪巷”中上段建成这座气势恢宏、高大宽敞的张爷庙。庙内张飞塑像威猛英武，与东大街武庙的关羽塑像遥相呼应，两尊塑像背靠背而坐，共同接受世人的供奉，为中国庙宇中独有现象而称奇。值得注意的是，安顺府志修撰于清咸丰元年，而张爷庙则建于光绪末年，晚于府志成书五十余年，而府志中及续修安顺府志未能记载这一重要建筑，这一遗漏成为地方史志的遗憾。

张爷庙建成后，名声远播，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参拜祭奠，“杀猪巷”也因此更加热闹，屠宰业也随之兴隆壮大，为维护行业秩序，促进公平交易，抵制不法之徒欺行霸市，民国三十年代末，屠宰行业同业公会成立。公会不仅购买了张爷庙旁西侧的地段，修建了临街两进院落房屋及宿舍十多间，集谈业务、讲生意、休息住宿于一体；还聘请了专业会计师余伯清负责财务管理，有些文史资料还有记载安顺县屠业公会捐猪骨牛骨髓熬汤帮助伤兵的公益事业的史实。

此外，“杀猪巷”的屠宰行业人士还热衷于传统文化活动。民国四十年代到1958年前，每年春节正月期间，均会组织舞龙表演。“杀猪巷”白胡子金角老龙在城市街巷间飞舞，尤其是龙头，高大华丽、制作精美，是方华林两弟兄的杰作，也有潘海波的功劳，极受安顺人喜爱。舞龙时，参与者光着膀子，赤裸上身，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弥漫的黄烟以及飞溅的铁水花，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与祥和之中，给老一辈安顺人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回忆。

民国三十二年，安顺商会为归行纳市管理，要求各行各业重新组织（成立）同业公会并登记备案。于是新一届安顺县屠业公会成立，选举了新一届理事长为潘荣武，理事马云先，王云陶，皮少先，潘云臣，潘继武等。

1950年至1952年期间，国家推行“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组织工商业恢复生产经营，对市场环境和企业运营进行了全面的整顿，相继完成了对东、西、南、北四条主要大街共6个市场的整顿，并改造旧商会，同时，行会团体积极引导私营商业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转型，政府要求取消小锅小灶汤猪为集中屠宰，分散经营，于是潘荣武、潘继武、潘应祥、潘晋明、胡少益、黄少华、皮少明、马云先（大箭道人），叶松涛、王云陶等为代表的“杀猪巷”同业人士，携手合作，共同集资入股，修建了安顺市第一个杀猪巷室内屠宰场。

原龙井山屠宰场

屠宰场修建于“杀猪巷”中段，北面临街，背靠贯城河，其形制规整，呈长方形布局，长八十米，宽三十米。采用木架结构，高度在八至十米之间；地面铺设方形石板，房屋面也覆盖着产自宁谷的优质石板；屠宰场内设有杀猪大条石、烫猪锅灶等必要设施，以及用大型长石板隔离的猪圈。在屠宰场后侧及右侧有两间全木板房，下层为猪圈饲养待宰生猪，上层则供人居住、洽谈业务之用。通过猪圈房的后门，可直接通往贯城河畔，那里有一棵巨大的皂角树，工人赵兴荣负责日常挑水工作。全木板房前有约三十平方米的空地，空地西侧设有两间厕所，以及一间杂物房。整个屠宰场布局紧凑有序，设计规整合理，实现了良好的通风与采光效果，配备了齐全的设施，地面采用水冲石板的方式清洁，始终保持干净整洁，场内卫生状况优良，是当时安顺市城区唯一的正规屠宰场。同时聘用帅海清，王云祥、陈汉阳，陈树尧，刘汉民、丁建伦，厐连木，陈兴荣，赵兴荣等工人负责挑水杀猪、木柴烧火汤猪，杀猪等一系列工作，包括打扫卫生，人背肉送肉到紧邻屠宰场儒林路大箭道菜市场的肉摊上销售，只需要几分钟路程即达，十分便利。当时，大箭道菜市场作为安顺城区的最大菜市场，每天承载着安顺市约60%的鲜猪肉交易量。

老大箭道菜场从白色石墙处进入

屠宰场实行着“集中宰杀，分散销售”的经营模式，即所有生猪在屠宰场内统一宰杀处理，随后商户自主在大箭道菜市场进行销售。同时，屠宰场还有明确的行业行规，倡导公平交易、合法买卖。从1952年建成至1956年公私合营期间，“杀猪巷”屠宰场在安顺的肉食供应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56年，安顺市食品公司的成立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

天时，正处于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将私营商业改造，开展推行公私合营高潮，跑步进社会主义热浪，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与历史机遇。

地利，得益于1952年由私人集资修建的“杀猪巷”屠宰场以及肉食供应与交易的成熟市场，还有张爷庙庙产，屠业公会房产宿舍资源。

人和，则体现在“杀猪巷”汇聚了众多经验丰富的屠宰行有资格从业者。而公私合营的实施，标志着上述所有资产、组织结构、市场及人力资源等全面融入食品公司的国有体系之中。

安顺市食品公司在成立之初，主要人员为三部分组成，一是国家管理人员，二是杀猪巷屠宰行业人士，三是城区内各处有资格条件进公司的部分屠宰行业人士。

原食品公司龙井山办公室

国家任命了南下干部任孟祥当食品公司首任经理，配备了包括工会、财会、保管等在内的国家管理干部团队十几人，同时划拨了东大街的一处房产作为公司的办公地点。任命潘荣武为食品公司资方副经理，吸收“杀猪巷”大部原屠宰行业工人为职工，沿袭了“杀猪巷”原有的“集中屠宰、分散经营”模式开展业务，但其所有收入均归国家所有，职工们则按月领取固定的工资。笔者父亲作为公司的一员，其月工资仅为二十四元五角。

当年，安顺市食品公司初创之际，“杀猪巷”便有33位老职工率先加入。在这些老职工中，以潘荣武为代表的资方人员，不是以屠宰场产业和屠业公会产业，而是以杀猪刀及刀箩等工具作为资本定格资方（资金五元至六元的可怜资本家），故成分划为贫民，分别是：潘荣武、潘继武、潘应祥、潘建西、潘晋明、潘吉超、黄少华、屠少华、胡少益、胡朝荣，皮少民、刘兴荣，叶松涛、王云涛、杨兴荣、刘正伦、刘辉，丁明兴。而划为工人成分的分别是：王云祥，刘汉民，周少明，丁建伦，陈树尧，潘海波，赵兴荣，陈兴荣，张顺安，张明荣，陈炳乾，陈炳坤，帅海清，龙少益，陈开荣。

猪圈房改宿舍

除上述提及的33位老职工外，食品公司吸收了：临解放前定居于“杀猪巷”的老革命老红军王万生同志，由于王万生同志逝世较早（60年代初期），而人们只知道粮食系统张xx，沈xx两位老红军，而不知道食品公司还有一位老红军王万生同志。食品公司还吸收了贯城河对岸大院坝的牛屠户支八爷、支海成、支xx，李和国四人；炮台街的支树清、支少荣、支少成三弟兄和四官桥黄殿成；南大街的潘元林、张中，南关厢的李少民、孙治明，以及广东人简长师傅、谭xx师傅，还有一位来自上海的会计，他们均成为食品公司不可或缺的职工。当时，安顺市食品公司的领导及职工总数不足百人。

“杀猪巷”的老工人们以其丰富的经验和不懈的努力成为食品公司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涌现出许多先进工作者，为食品公司的创立与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张爷庙曾于民国四十年代改造为安顺第一家电影院，川剧院，放映黑白默片（哑巴电影）。解放后1957年被拆除以修建民宿，而京剧团成员毛艳云、刘文林曾在此居住。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推进，屠宰场及其相关房产、屠宰业公会房产与“杀猪巷”在两千年城市建设时一同被拆除不复存在，食品公司老职工及家属分居城区各处，成为历史记忆中的一部分。为撰写本文，笔者耗时近一年，专门走访了几位老职工和多位市食品公司的老职工后代，其中大多数受访者已年过七旬。通过他们的口述，笔者详细记录了老一代职工的真实姓名与事迹，除少数因故未能访及外，所记录内容均基于实名实姓与真实史料。

1957年，安顺市食品公司曾抽调苏佑啟任经理，潘荣武，潘继武，潘应祥，支树清，黄少华五位工作力强的职工，组建安顺县食品公司，但当时组织工作不力，职工五人当时在么铺，新场，旧州，双堡等地远离家工作无法开展，后均调回市食品公司。苏佑啟后来又重新组建了县食品公司。

1958年，安顺市食品公司已成立二年了，原屠业公会及屠宰场收取的商贩杀猪屠宰各项费用，除发放工人工资外，到公私合营还结余不少钱，有人说应该全部分给个人，又有人说：国营了，多的都贡献了，人都是国家的了，交给食品公司吧。最后在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主持下，了解到许多工人无房可住，就用这笔资金在东门外（现东门坡税务局附近）买下一大片土地，修建了工人宿舍。建好宿舍后由食品公司每月每户收八角钱租金。

八十年代食品公司猪圈改造的职工宿舍，2015年因安全问题停止使用

1958年，国家为加强和扩大国营企业规模设施，决定将已停产的安顺城郊西门龙井山化学肥料厂的厂房及区域划拨给安顺市食品公司，作为其发展新基地。食品公司领导迅速响应，立即在龙井山启动了屠宰场、加工厂及办公用房的全面建设。“杀猪巷”屠宰场杀猪业务随之停止了运营，所有职工均转至龙井山新址及各个营业网点门市上班。新屠宰场承担生猪屠宰任务，加工厂则专注于猪油熬制与机榨油渣等食品加工工作。因许多职工仍居住在“杀猪巷”附近，每日凌晨四五点，街头巷尾便回荡起催促的声音：“喂，xx，快起床了，去龙井山上班了杀猪了。”这样的呼唤声，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记忆。

龙井山食品公司基地的新屠宰场，约五百平米；加工厂房，约三百平米；此外还设有三小间办公用房。为了满足职工及家属的就餐需求，后来又修建了集体食堂，约二百平米；加上配套的人字房架草房猪圈房及办公房前的一块空地，加上后来的生猪仓库及宿舍，构成了总面积超过八千平米的生产基地。

原食品公司龙井山办公室

1959年，随着全国范围内集体食堂运动的高涨，食品公司也在龙井山基地利用老人字架茅草房开设了临时伙房，后又迅速抢时间修建了新的食堂，确保职工及家属能够集中就餐。那时，年仅九岁、正在上小学的笔者，每天放学后都会步行约两公里前往龙井山食品公司食堂用餐。记忆中的食堂初期伙食丰盛，一周之内竟能享用到两次肉食（如回锅肉或樱桃肉），而在下午不上课的时候，还能与小伙伴们一同下河游泳、上山采摘野菜。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60年代初期，特别是1960年的冬天，国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食品公司的供应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曾经的食堂伙食不再丰盛，连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最终食堂不得不关门，职工及家属只能各自回家解决吃饭问题。三年的艰难时期，食品公司几乎无法提供肉食供应，全国人民都陷入了饥饿的困境之中。经过漫长的等待与坚持，终于熬过了那段黑暗的日子，生活逐渐有了起色。随着时间的推移，食品公司的肉食供应也慢慢恢复。

自1964年起，猪肉开始实行凭票供应制度，食品供应为猪牛羊肉禽蛋。日常供应量为每人每市斤猪肉，春节期间则增加至每人两市斤。价格方面，一级肉每市斤八角，二级肉七角六分，三级肉六角八分，而“无级”（通常指品质稍逊的）肉则为六角每市斤。安顺市食品公司遵循国家生猪收购与居民肉食供应政策。当时，国家正处于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期，对生猪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并征收屠宰税，私人买卖被严格禁止。生猪收购遵循“购五留五”的原则，即农民饲养的每头猪需按国家收购价出售一半给国家，剩余一半则留作自用。安顺市食品公司在龙井山基地建设了大量猪圈房，用于饲养活猪，配备多名饲养员。同时还安排了生猪收购的专门负责人，如顾国斌、高文光等。在城区，公司通过修建、改造、租用、借用及（临时占用）等多种方式，在四条主要大街的菜市场设立了肉食供应网点（门市），专门面向居民提供猪肉销售服务。东街门市在川剧团对面临街铺面，北街门市位于菜市场后方的粮店附近，西街与南街均设立于菜市场内，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购买需求。

六十年代肉价

1961年，安顺地区食品公司下属的冷冻厂顺利建成。1964至1965年期间，安顺市食品公司正式基本停止了龙井山基地屠宰场的活猪屠宰业务，全面转型为以冷库储存的冻肉供应居民市场的运营模式（即食品公司工作人员前往冷冻厂进行冻肉的过磅计量，并领取至市场进行销售的运营模式）。在此过程中，地、市两家食品公司运营范围内的经济事务分别进行独立核算。安顺市食品公司继续承担东关西关两个公社生猪收购的任务，而冷冻厂则专注于杀猪、冷冻及储藏工作，不涉及生猪收购环节。随着安顺东关西关两个公社生猪收购量的不断增加，安顺市食品公司为了满足需求，再次扩建了猪圈设施，专门用于饲养生猪，70年代还搞了生饲料喂猪腐植酸新法喂猪工作，同时又新建了鸡蛋仓库，向单位供应鸡蛋。1964年，为了加强售肉、鸡蛋仓库的管理以及生猪饲养等工作，安顺市食品公司招收了一批新工人充实劳动力，员工增加总数已经一百多人。

1958年6月18日，根据省政府发布的通知，安顺市被确立为直辖市，由安顺行政公署代为管理；同年12月29日，国务院以（58）号议字92号文正式批准撤销安顺县的建制。1963年1月1日，又有新文下发，撤销了安顺市的设置，恢复为安顺县。到了1966年3月16日，为贯彻国务院第101次会议精神，安顺市再次被设立。最终，在1990年8月，安顺市与安顺县实现了合并。这一系列市、县设立的反复变更，给安顺市食品公司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和挑战。

安顺市食品公司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约从1964年开始，至80年代初期结束），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见证了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物资配给制度的深刻影响。在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从日常生活必需品到工业用品，几乎每一样物品的购买都需要凭借相应的票证，如布票、粮票、油票、肉票、豆腐票、工业券、棉花票、煤炭票等。其中，肉食的供应尤为紧张。食品公司的售肉门市铺面前常常排起长龙，顾客们因猪肉买肥买瘦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争执是很常见的事。许多家庭为了能吃上肉，不得不精打细算，将有限的肉进行熬油处理，以便长期保存并用于日常烹饪，而只能以油渣作为肉食的替代品。

肉票

在西街菜场，有这样一户人家，家中人口众多，有十口之众。每月分配到的少量肉食，他们一部分用来熬油，以便在日后烹饪时能够增添些许油腥；而剩下的肉，则只够全家享用一顿。为了能让这顿难得的肉食大餐更加珍贵和难忘，他们吃肉食特意选在傍晚，全家人聚齐后，关上电灯，在昏暗的环境中享用晚餐。在这样的环境下，筷子夹到肉或菜的那一刻，全凭个人的运气和手速。

在炎热的夏日，有一户人家，清晨时分便兴冲冲地买了几斤肉回家，小心翼翼地将肉放在小火上慢慢炖煮，打算为家人烹制一顿丰盛的晚餐。然而，由于天气炎热，即便是小火慢炖，也无法阻挡肉在高温下逐渐变质。炖到傍晚，当他们满怀期待地打开锅盖时，却发现肉已经散发出了难闻的臭味。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家人虽感无奈，却也不愿轻易放弃这来之不易的食材，于是只能蘸着辣椒水，勉强品尝那已变质的肉。

另一户人家，也刚刚买回了一斤珍贵的肉，正打算为晚餐增添一抹肉香。不料远方亲戚突然到访，虽然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招待客人意味着要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主人家毫不犹豫地用这珍贵的肉来款待。孩子们看到桌上的肉，自然满心欢喜，纷纷喊着要吃。然而，大人们却深知这肉的珍贵与不易，看到孩子们渴望的眼神，他们心中五味杂陈，既想满足孩子的愿望，又担心没有足够的分量来招待客人。最终，大人们只能含泪呵斥孩子，强忍内心的痛苦，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

我的父亲就在食品公司上班，也并非能经常享用肉食，一个月能吃上两次肉已属难得。但近水楼台先得月，凭借着这份便利，父亲能以九分钱一斤的价格买到略带些皮的猪骨头。每当周末，家里就会飘出猪骨头汤的香气，那漂浮在汤面上的猪油，更是成了我们炒菜时的宝贝。除了骨头汤，我们还会用它来搭配米粉或面条，父亲更是巧手制作出水波波（类似馄饨的小吃）。父亲还时不时会带回些羊肉、狗肉、牛肉甚至是马肉回家，这类肉在当时并不受大众欢迎，但他总能将这些食材变着花样烹饪，无论是羊肉汤、狗肉火锅，还是炒牛肉、马肉，都能让我们一家人解解馋意。

原食品公司科学养猪实验室

命运多灾多难，1976年，年仅五十四岁的父亲因鼻咽癌英年早逝，家里顿时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几个月后，家里连做菜的油都成了奢侈品，我和弟弟妹妹不得不三月两月地跑到乡下的食品站，在支二叔的帮助下，才能勉强买到几斤猪肉来熬油做菜。1979年夏天，我结婚办席，需要大量的猪肉。在这个关键时刻，又是支二叔伸出援手，帮我们从跳蹬场食品站购得了半边猪肉（几十斤重），让酒席得以顺利操办。但自那以后，我们深感不便，不愿再麻烦支二叔帮忙买肉。幸运的是，随着政策的逐渐放开和市场的日益开放，大家逐渐开始能正常地买到肉和吃肉了，我们也不用再为了一点肉而四处奔波了。

实行凭票买肉的时代，老百姓的生活确实都过得很清贫。那时的安顺，设有地、市、县三级食品公司。地区食品公司主要负责行政管理，其下辖的冷冻厂等单位则负责具体的屠宰冷藏工作；而猪肉的销售与生猪的收购，则完全由安顺市食品公司统筹负责。

自1966年起，安顺县食品公司开始在各个乡镇设立食品站，负责收购当地喂养的生猪，还负责杀猪卖肉，确保乡镇居民的基本肉类供应。（华严食品站曾有位姓孙的女站长有胆量，亲自提刀杀猪买肉，自我调侃，孙二娘是开黑店，老娘也姓孙，是国营持照卖肉，公开公平交易）。安顺县境内，幺铺、双堡、旧州、新场、蔡官、跳蹬场、华严、七眼桥等八个食品站相继成立。安顺市食品公司除了在传统的东南西北四大菜场设有卖肉门市网点外，1965年初，安运司还利用自建房资源，聘请食品公司人员设立了专门的售肉点。1966年，虹轴厂也设立了售肉门市。此外，还曾在西街菜市场内设立特殊门市部、东大街川剧团对面临街门市设立腊味经理部、东街食品公司办公处设立支前门市（专供部队用肉）。更为特别的是，清真寺内还设有由阿訇念经主刀杀牛的特别供应点，专门向回民销售牛肉。食品公司加工厂还曾春节期间专门加工制作高端广味腊肉，广东味香肠，供应空军部队及政府部门。

从1964至1980年，这近二十年的时光里，安顺市食品公司承载着居民肉食供应的重任，成为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孟宪成、薛庆同，等相继担任过经理领导职务。工人出身的王云祥以其独特的点穴杀牛技艺出众，在1969年担任负责人期间，曾在原龙井山食品公司基地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招待所有食品公司职工。1969年，王云祥作为全国优秀工人代表，出席了国家宴会和护送芒果回贵州。

原龙井山屠宰场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票证购物的时代终于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和经济繁荣的新篇章。市场经济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选择，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供应变得充足而多样。如今，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自由地购买和享用各种食品，真正实现了“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吃啥就吃啥”的小康生活。

在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浪潮中，安顺市食品公司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失去了原有的生猪收购任务和肉食供应职能后，安顺市食品公司顺应市场发展趋势，勇于开拓新局面。1985年，时任公司经理的陈友伦，利用食品公司的自有资金10万元人民币和国家补贴的10万元以及卖东门坡宿舍10万元，拆除了东街原食品公司的旧房屋及仓库，于1988重新建造了面积两千平米的东大街42号，一座崭新的六层砖混结构大楼。一、二楼打造为食品商场，三楼打造为服装家电商场，四、五、六楼作为公司办公区域。同时，配备冰柜、冰箱，采购国内知名品牌食品、精包装食品，展柜展品琳琅满目。凭借着丰富的商品种类，新大楼迅速成为安顺市的一大商业地标，生意兴隆，顾客盈门，为公司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当时食品公司风光无限，职工人数达近二百人。

1994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了安顺市食品公司的大楼上。由于商家用电器使用不慎，一场熊熊大火迅速蔓延，浓烟滚滚，从一楼吞噬到六楼。这场大火从下午持续燃烧至深夜，成为安顺城区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商家火灾，甚至消防队在救援过程中不幸牺牲了一位消防战士。食品公司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经过城市建设相关部门的细致检测与勘验，食品公司大楼的主体结构虽然受损，但仍有重建的价值。然而，对于已经风雨飘摇的食品公司而言，修复大楼所需的巨额资金无疑是雪上加霜。潘元林的儿子潘启国个人垫资60万元帮助食品公司完成了修复工作，然后租用大楼继续作为商场运营。直到2005年，随着东大街城市改造的推进，食品公司大楼也迎来了它的命运转折，大楼需被拆除之际，食品公司归还了潘启国当初垫资的60万元。可以说，在修复大楼后的几年里，潘启国实际上是在没有交租金的情况下使用了大楼，这段特殊时期的互助与合作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06年，随着国家改制政策的深入实施，安顺市食品公司也迎来了它的历史使命终结。食品公司时任经理范永元、陈涛、潘经雨顺利完成了改制工作。职工们按政策领取了补偿金和退休，而安顺市食品公司的公章也正式上交给了市商务局，标志着这家承载着五十年风风雨雨的企业，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原安顺地区食品公司，安顺县食品公司，加上市食品公司三家公司随着改制政策，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2006年东大街（原食品公司）新貌

原龙井山食品公司基地随着时代的变化，屠宰场，加工厂，禽蛋仓库，猪圈房，办公室，宿舍等从90年代后期渐渐停止使用而荒弃，食品公司改制后已收归国资公司管理。

然而，食品公司的故事并未因此而被遗忘。它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杀猪巷”屠宰同业公会的记忆、公私合营高潮中成立食品公司的无私奉献、更是屠宰行业工人努力奋斗的人生轨迹。安顺市食品公司在史册中晕染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记忆与故事将永远镌刻在安顺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