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魈对谈录
《走出屯堡——培养历史空间的在场感》
陈文杰
引 言
黔地峰峦叠嶂，箐林茂密，日月精华，生其间者，灵异之物多矣。有兽焉，名曰“山魈”，身形魁梧，毛色如墨，面目狰狞，青面獠牙，凶威赫赫。幼时，餐霞饮露，栖于幽洞深壑。千年修炼，渐化为妖灵，变幻为气，寻人为宿主，渗入脊髓，入世修仙。
宿主若心纯无知，则山魈与之和谐共生，宿主饱食终日，家境昌盛，安宁度日。懵懂一生，竟不知身有山魈，百姓谓之“养家了”，亦有呼之“福魈”者。
若宿主心绪繁杂，多思多虑，则山魈与之离心。时常于宿主梦中作祟，使宿主夜不安寐，惊悸惶恐，或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谓之“魔魈”。其性躁者，愤然离去，宿主失心而疯，形如木偶，忧郁而终；其性温者，则深夜离体，与宿主对坐，共谈古今，答疑解惑，相交为友。
2004年6月1日 晴
余近苦失眠之疾，寐难安枕，即便偶得浅睡，亦易惊醒，且多梦纷扰。白昼之时，神思恍惚，耳中常闻鸣声如人语，喜怒哀愁之音交织，细辨之，竟不知其所以。遂求医问药，医者皆言年岁渐长，身体自然之衰也，赐余安神助眠之方。
2004年6月2日 晴
今夜，遵医嘱服药后，渐感困意袭来，遂打算抽完手中烟卷后便作休憩。烟雾缭绕，宛如思绪缥缈不定。蓦地，一阵寒风掠过，烟雾中逐渐凝聚出一山魈之身影，形貌凶恶，令人心生畏惧。余睹之，心跳加速，好奇恐惧之情交织。
余微颤问道：“汝……汝乃何人？”
山魈答曰：“吾乃山魈。因汝心中念吾而来，无须惊惶。”
余素胆大，审视山魈，见其虽面目狰狞，然眼神并无恶意，渐敛恐惧之心。遂将手中烟卷递于山魈，山魈接之，点燃深吸，烟雾自其口中徐徐而出，复经鼻孔吸入，终又满足吐出。
余继而问道：“汝何以此貌现身？吾闻山魈能幻化，何不化为一温和之貌？”
山魈答曰：“形貌者，乃表象也，见你平常胡思乱想一些古今之事，惑而不得，故以真身现，为汝分解一二。”
随后，余与山魈展开对话，渐入佳境之际，余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仍坐于沙发之上，手中烟卷已熄尽。唯见沙发上留有深陷之痕及数根山魈毛发。
从此，余与山魈，常游太虚幻境内，对谈大荒之中，有所触发，醒来记之大概，累年也近万言。
——摘自《博雅堂笔记》
我与山魈
一、卫所体系与民政体系
1、理清屯堡
二、原住民社会与移民社会
山魈：很高兴，看到你最近在做一些构建贵州明代之前的史学空间的工作，有了这个基础，今天我想谈谈“原住民社会与移民社会”。
贵州族群属性识别的成果未与地方文化研究结合，桎梏了你目前研究的方向。首先我们在已知的西南原住民即彝族，仡佬族，苗族以及布依族等之外，还要加入“曾竹龙家”“马镦龙家”“客家”“老汉人”【3】等这些早期进入的有关群体，其中，“水东土司”的起源是北宋初公元975年，宋景阳奉命南征宁远军即今广西容县，再进军柳州、都匀、矩州即今贵阳等处，最后攻占蛮州即今开阳，按照土俗改蛮州为大万谷落总管府，自任都总管，成为水东宋氏开基始祖。
水东宋氏的到来，必然改变这一区域的人口数量与族群分类，以及对原来族群统治管理形成冲击，甚而改变政治结构以及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等。原住民与明前移民共同形成的地区交织管理状态，亦是这一地区历史与文化特色的重要体现。
当时，西南地区作为多民族地区，各民族存在各自发展，相互制衡的复杂格局。诸多民族因人口分布不均、生产方式差异（游猎与游耕的民族）等因素，导致部分欠发达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时，一些族群仍沿用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辗家人”（一种没有固定居住地的人群，系游耕的民族），辗转各地烧荒耕作。这些部分族群的表象，让学者们产生了明代屯田制度给贵州带来了先进农耕文明的论断。
关于明前移民群体的族群信息，在西南地区各地的诸多地方志中均有详尽记载。此外，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亦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2004年，在威宁县中水镇吴家大坪发掘采集到的一批水稻标本，充分表明距今三千多年前，该地区已开始了水稻的种植活动。此外，秦代“五尺道”与汉代“南夷道”的出现，不仅凸显了贵州在西南文化走廊中的重要交通枢纽地位，更展现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以安顺地区为例，宁谷汉墓、平坝马场墓等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如堆塑莲花纹青瓷罐等，均体现了该地区在东晋时期的独特文化风貌。而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发现更是令人瞩目，该墓群跨越两晋南北朝至宋明时期，延续近1400年之久。在2192座墓葬中，出土了多达4000余件文物，其种类之丰富可谓“无所不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物中并未发现任何兵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状态，以及同时代文化之间的深入交流。
我：你想通过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来证明一个被低估的文明，在西南地区早期的发展程度及其重要影响。于此，我们应该对“明代屯堡给贵州带来先进农耕文明”这一论断重新给出商榷空间。
山魈：是的，当然你也可以延展做些相关研究。譬如《明前移民群体对贵州农耕的作用》《稻作文明与刀耕火种并存的贵州农耕社会》。
我：对于贵州土司，我目前的了解还相对有限。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安顺屯堡文化，我打算专注于研究安顺土司与屯堡文化之间的关联。在这个过程中，我该如何区分和剥离这两种交织在一起的文化元素，以确保对安顺屯堡文化有更加精准地把握呢？
山魈：在明代军队抵达之际，部分西南土司选择率先归顺于外来的强大军事集团。作为既得利益的代表，这些土司积极参与了对地方权力的重新分配与管理工作。至于这些最初归附的土司的族群属性，我们可通过对现今聚居在安顺田坝区这一优质稻作环境中的民族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进行逆向推断。例如，其中的“布依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4】
在明代统治之下，原住民所构成的土民社会，不仅需保持其内部的稳定运行，亦需通过形式化的效忠行为，即“纳贡”，来彰显对朝廷的忠诚。此外，他们还肩负着维护驿道交通系统顺畅运转的重要职责，包括驿道前期的修筑、后期的维护保养，以及在驿道建成后，土司需按照分段制度承担各自路段上的夫役、马匹等繁重劳役。
因此，若将明代的驿道系统视作维系帝国运转的血脉网络，那么西南地区的军屯系统便如同抵御外敌、维护驿道健康的白细胞，而土民社会则扮演着向这血脉网络输送养分的红细胞角色，共同维系着帝国的稳定与发展。
此外，自明代初期起，部分归顺的西南土司便投身于明王朝对其他族群的征战之中。至明代中后期，随着卫所军事力量的日渐式微，朝廷不仅在维护地方安宁方面倚重土司的军事力量，更调遣他们参与中原的诸多重大战役，甚至包括抗击倭寇等战事。
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那些由土司所治理的原住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对维护明朝在我国西南地区的统治地位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些土司和土官，作为地方上的统治者，对于当地的原住民社会具有极高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正是通过他们的治理，明朝才能够将统治触角顺利延伸到西南地区的各个角落。
山魈：是的，他们是被你低估的文明与军事力量。然而，由于繁重的劳役负担和根深蒂固的民族隔阂，中央政权与地方民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不断，即土司对明王朝的反抗——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大一统进程中西南地区的一个显著特征。
这是我对西南土司极为粗浅的理解，我想把土司辖地带回到前述关于屯堡村寨鉴别的话题中，即构建村落形成的概念。
首先，土民村寨（可以上延到元代）、明初屯堡村寨、明末屯堡村寨、填南移民村寨，以及清代以后的新移民村寨，我们需对各类村寨的形成背景与特点进行深入剖析。
此外，我们还应特别关注清代改土归流后汉族进入土司辖地（通过租佃、购买土地等方式）所形成的村落，以及弱势族群向汉族大地主“投庄”所产生的村落。这些现象对于理解村落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明确村落形成的概念，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界定屯堡与其他形式村寨之间的关系，进而为深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历史变迁提供有力支撑。
你可以考虑研究“屯堡地区村落的共生关系”以及“土民社会与屯堡社区的被动融合”。通过这些研究有助于锚准屯堡研究的靶向性，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屯堡文化的独特性与价值。
我：你刚才提到“明末屯堡村寨”是指明朝末年形成的屯堡吗？这个观点我是第一次听到，他们存在吗？
山魈：“明末屯堡村寨”的形成背景可追溯至奢安之乱时期。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土司奢崇明与贵州安邦彦等人相继发动叛乱，反抗明朝的统治。经过长达十七年的战乱，明朝政府终于在崇祯十年（1637年）成功平定了这场波及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四省的叛乱。在此期间，各地民众深受战乱之苦，死伤人数超过百万，生活陷入困顿，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此外，叛乱亦导致水西安氏家族势力大幅削弱，其在贵州地区的世袭统治历史随之画上句号。
在崇祯三年（1630年），朱燮元总督西南军务时，奢安之乱已取得局部胜利，此时土司放弃曾经占领的卫所城市，撤回自己辖地防守。朱燮元到贵州各个光复后卫所，处理防务和民生问题。为防止水西土司再次发起反攻，他向朝廷提出了以鸭池河为界，沿江筑城联保的策略。在其奏章《督黔善后事宜疏》中，他详细阐述了这一建议的重要性和实施方法“臣于三年四月内，牌行参将范邦雄，在地方铁王旗筑城一座，距安庄九十里、普定六十里，距河尚十五里，建高寨一堡，另设山京、下窝、化处、蒋义、架底五哨以环之，由铁王旗迤北与平坝卫相对，为思腊河系应擦阿奎阿傀等各酋出犯之路……”
崇祯皇帝批准朱燮元的奏请，并给予了回复“看得水外六目九司之地，一旦入我版图，诸将领十年血战之功，诚不可泯。今既建城开屯，大小相错，世其官以守其土，隐然于赏功中寓善后之意，督臣筹之熟矣。”【5】基于这份记载，崇祯皇帝对将领们历经十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辉煌军事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他亦对朱燮元在此地深思熟虑后，精心构建的城池及其开创的屯田举措表示了极高的赞赏和褒奖。
限于篇幅之狭，未能穷尽论述，近撰《安顺明末屯堡探微》一文，尚未终稿。兹先呈部分资料，以供好古之士考证。据此，我提出“明末形成的屯堡村寨”的观点，非余虚妄之言也。此举旨在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屯堡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我：期待这篇文章杀青，届时拜读。近期，我的研究重心落在了对屯堡外展的回顾性视角研究方法上，即所谓的“走出屯堡的回望”。
山魈：看了你近两年来的一些文章，已经注意到你在该领域进行了探索性的尝试。你因为最近所著的《千坉之域——安顺坉文化研究》【6】一文，与吕燕平和张定贵教授进行了交流，他们都提出了见解独到且深刻的意见，我非常赞同张定贵教授与你笔谈的内容，这是他对你近来的研究方向的总结。我择录其中部分：“过去研究“坉”，感觉是更多的是对冰冷的历史遗存进行研究，离开了对象背后具体的“人”或“族群”，也就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活动、历史环境或历史事件，大多是一种泛泛而谈。你的这个分类，不仅是研究“坉”，更是通过“坉”来研究具体的人，比如明代的布依族，清代中后期的屯堡人等，超越了“无具体人”的研究。……再后，文章又对坉的建造族群属性、建筑形式、建筑空间关系以及联防体系进行深入研究，这都是一种对过去“认知”的突破，通过“人”又推进到对“社会”的研究。……过去的屯堡研究往往是对屯堡中心区域的研究，或者是通过“中心”对“边缘”的推测性研究。很少有人从“边缘”来研究屯堡。现在，是否可以通过“坉”的研究（考察各县区的“坉”），从“边缘”来深化对“中心”的认识呢？”他在这里所说“从‘边缘’来深化对‘中心’的认识”，也是对你“走出屯堡的回望视角”更加理论化的总结。
三、培养历史空间的场感
我：对于“咸同之乱”与“咸同农民起义”这两种称谓，你持怎样的看法？
山魈：众所周知，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义”作为儒家道德观念的核心之一，不仅倡导个体向善、勇于担当，更强调成全他人、自我牺牲的高尚品质。在历史长河中，中国知识分子常期望将这种道德理念融入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中，以此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他们将某些历史事件冠以“义”之称谓，实则是对其行为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赞誉与肯定。然而，对于同一历史事件，不同执政集团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立场和需求作出“乱”与“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这种对立关系，体现了意识形态叙事下各自需要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我：你意思是意识形态叙事贯穿了中国历史，这有别于我对意识形态常识的理解。
山魈：这里所提及的意识形态，它并非你所理解的狭义范畴，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并非仅局限于当前时期，而是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始终。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执政集团的需求以及政治强人的干预，往往对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解读产生严重的影响。
在不同意识形态语境下，我们很容易不自觉地将某些历史事件简单地归入“乱”与“义”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这种做法往往导致对历史事件的片面化和简单化理解。至于“乱”与“义”的界定，我个人更倾向于使用“咸同农民革命”这一称谓。
我：确实，“革命”一词相对更为中性，也更能体现客观公正的立场，符合当前语境下的表述需求。
山魈：“革命”一词虽为旧词，但其内涵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在古代，革命多指王者受命于天、改朝换代的天命之变。而在现代，革命更多地被用来描述那些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旨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社会变革。当然，无论在哪个时代，革命都意味着社会的剧变和转折。
在此，关于革命的理解，我们并非采取结果论的视角，而是将其界定为：“革命是指某一社会集团通过暴力手段，旨在推翻另一集团统治的行动过程。在此过程中，参与双方往往展现出对生命价值的漠视态度。”然而，我们必须超越单纯对暴力与冲突间因果关系的表面分析，转而以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尊重个体生命为视角，来深入审视这些历史事件。唯有如此，我们方能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这些历史事件，避免陷入难以准确表达与书写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审视方式将有助于我们培养出敢于直面历史、勇于进行评判与书写的精神勇气。
我：你怎样看待国家大一统历史观？它对我关注的地方文化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
山魈：我非常反对。在中国历史中，国家大一统的理念始终如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从封建时代的诸侯割据，到秦朝的中央集权，再到今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一统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政治上的统一，更需要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的表达，也即：强调国土一统、政令一统、文化和谐向心、民族团结凝聚等方面。因此，在这种历史观下，地方文化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它倾向于强调文化的统一性和共性，而忽视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这种倾向可能导致地方文化在研究和传承过程中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特色和个性。同时，它也过于强调国家整体的历史脉络，而忽视了地方文化在其中的独立价值和贡献。此外，大一统历史观可能会限制地方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深度，将地方文化仅视为国家整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性和发展脉络的独立文化体系。
我：我对您的观点表示赞同。请问您能否在未来的研究上为我提供一些建议？
山魈：首先，将你所关注的安顺地方文化设置为一个虚拟社区，在思维空间中构建各个朝代的单元楼。步入这些楼宇，你将能够接触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居民，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务和可能存在的矛盾纠纷。这一过程实质上是构建一个富有生命在场感、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历史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得以穿梭于历史的长河，探寻那些或许被遗忘、被遮蔽的真相与价值，使我们能够更加贴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在这里，你可以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和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此，在进行历史写作时，你应当充分展现超越常人的想象力，提出个人对于历史的独特假设。随后，需通过深入细致地分析与研究，对这些假设进行严谨的证实或证伪过程。最终得到有价值且经得起考验的研究结论。
最后，走出大一统的历史观，要把现代文明的判断力注入地方历史写作中。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过去，用人文关怀的笔触描绘历史。用思想与文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叙述，而是充满温度的表达，是能够触动人心的故事。去吧！走进自己构建的历史空间，把人性的温情带进历史，形成独具个人特色的史学观。
——正文完
2024年6月20日，星期四，晴
山魈又至，两人静坐，不断抽烟。烟雾缭绕中时光流转，我屡次欲启口发声，又止息于怀。
山魈似洞察我心思，遂道：“你近来萌生了想要书写与表达的强烈欲望，然又恐所书所表皆来自太虚幻境，加之人魈对答过于魔幻，实乃匹夫独思之想，恐为人所哂笑，非众人所能共赏？”
我颔首以示认同。
山魈随即右爪骤然暴张，爪甲长约寸许，反爪插入其胸腔，掏出一心，怦然跳动。面对我惊愕之状，山魈言道：“何惧彼等凡夫俗子之非议，给你一颗无畏世俗的心。”言毕，将此心植入我之胸腔。瞬息间，我心生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
然此时，我惊觉己身皮肤渐糙，毛孔逐渐胀大，长出尺许长毛和长余寸许的指甲，状甚可怖。我惶恐奔至镜前，但见青面獠牙，骇然失色。回首求助于山魈，却见山魈已化身为凡俗平庸之我，淡然道：“这是你内心的凶恶相，那些让凡夫仰望的皮囊下，谁没有一颗狂野的心？”言罢，消失无踪。
我悚然惊醒，乃南柯一梦。山魈大言屯堡，或有偏颇，然标新立异，是是而非，颇有趣味，故凭梦中记忆录之。
——于博雅堂
注 释
【1】“屯田黄册”之名见马文升《请屯以复旧制疏》（皇明经世文编》,63），及海瑞《兴国八议》（同书309)
【2】《明史•贵州地理志•考释》5页
【3】张士诚残部逃入贵州落户。后与屯堡人混淆使用
【4】《明史•贵州地理志•考释》89页
【5】引自《中国明朝档案总汇》
【6】原名“千坉之城”，张定贵教授嘱改“千坉之域”，妙
· 作者简介
2024年8月
值班编辑：宋兴平
电子排版：王敏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