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往事追忆】《陡陡坡的外公外婆家》 2024年第74期（总10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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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姓聂，名华彬。外婆是旧式妇女，裹的小脚，还是文盲，但也是有大名的。她姓胡，名玉珍。一个旧时代常见的名字。几年前，福禄寿乐队三胞胎姐妹的一首歌红遍了歌坛，那首歌叫《玉珍》，是回忆她的外婆的，从开头一句“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到最后一句“乘风破浪来我梦里”，唱得感人至深，婉转动人。而她的外婆的大名跟我外婆的正好一模一样。

外公外婆之于我，只是一种关系表述，而不是称谓。外婆外公有三子二女，孙儿辈不管出自女儿还是儿子，都一律以太太和爷爷称呼外婆和外公。三个舅舅家的子女称呼太太和爷爷，是名正言顺。而我们外孙外孙女也跟着这样称呼，似乎是个错误，但其实这个称谓凸显了我母系家族特殊的中心地位。我父亲是抗战时期跟着桂林儿童教养院逃难到贵州的，此后，便在安顺生息下来，后来他虽然找到了失联多年的广西家人，但我们跟母系家族的关系更紧密得多。大姨爹的情况也跟我父亲的相似，他的原生家庭的存在感不强。故而，我们外孙外孙女们跟孙女孙儿们在聂氏家族中享受着同样的政治地位。

外婆和外公

外婆外公家位于西门的陡陡坡，陡陡坡是一条陡窄的巷。铺的石板和石头，因为年代久远，石板和石头都被走得油光水滑。陡陡坡的顶端是劳改局，机关和宿舍都在里面。从上往下走，大约150米，就横着有个折，那个折大概50米，然后再往下延伸约莫150米，穿出去，就是西水关，西水关那里有贯城河。当地人把贯城河那里叫河坝透底。那时贯城河水很是清澈，市民们大都到那里浆洗衣物。河对岸是一处幽静的去处，里面树木葱茏，还有一座小小的山丘，山丘上立有白塔。那里就是熙春公园，虽说叫公园，但那里是军事单位，不对外开放的。熙春公园是旧社会的称谓。

陡陡坡上，除了劳改局大院，其余地段都是市井百姓的世界。陡陡坡从上往下350米的距离，分岔出去的小巷大约有三个。而外婆外公家住的那里并不在小巷里。外婆和外公住在一栋大瓦房里，大瓦房就在陡陡坡的那一折上，里面居住了五家人。大瓦房对面是另一栋房子，房子也是木板墙，但顶却是茅草顶。茅草顶这栋房子住了三家人。大瓦房跟茅草顶这栋房之间有条窄窄的通道，这两栋房子之间的空间就这条通道，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而言，都不能算是一个院子。虽然不算一个院子，但这八家人之间的紧密程度跟大杂院是一样的，姑且还是叫院子吧。

八家人都是典型的市井百姓，这个院子就是一个小小的市民社会。从陡陡坡进入这个群落，要上三级简陋的石头台阶。进去后，左边就是大瓦房，第一家人就是母女两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儿女从事什么职业不详。第二家似乎也只是一个中年妇女居住。第三家人丁兴旺一些，父亲加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麻谷，小儿子叫宏生，女儿叫红玉。记得麻谷父亲去世的时候，有人来吊唁，麻谷就哭着跪下去感谢。有次，外婆家不慎起了火，所幸发现得早，外婆一呼救，邻里赶快冲来，用水扑灭了。宏生正好在家，又是青壮年，一个人跑前跑后，出了大力，帮了大忙，成了救火英雄。外婆外公跟家人事后总结事故，一再对宏生表示感激。火扑灭后，外婆家厨房那一侧的壁板被烟火舔了一下，从此就留下了一道乌黑的痕迹。但主体结构并没有受损。有个香樟木的大木箱的位置正好在火口上，被烈焰舔了一大口，一侧都黑了，但还完好无损。后来，我入川读书，所带的行李里，就有那只大木箱。那只大木箱跟随我在成都待了七年之久，又随我回到了贵州。要是我一直在贵州呆下去，说不定那只被烈焰炙烤过的香樟木箱还在我身边。

陡陡坡老屋旧址 《文化安顺》编辑部 摄

麻谷一家再过来，就是陈爸爸陈妈妈一家。陈爸爸是外地人，脸上有些疤痕，总是戴一顶赵本山那样的帽子，常年靠拉板车拖煤为生。陈妈妈也得跟着陈爸爸出去搭把手，拖着满满一车煤上坡的时候，陈爸爸在前面驾辕，陈妈妈在后面推车。夫妇俩有个儿子，叫顺安。夫妇不能生养，顺安是收养的。而之所以得以收养了顺安，又是我外婆帮的忙。因为这层关系，陈家跟我家的关系又更为亲近一些。顺安擅长下象棋，杀遍周围世界，几乎没有对手。我们一家来外婆家的时候，我父亲总是会逮个机会，跟顺安杀两盘。顺安从来不放水，对手是长辈也好，是领导也好，他照样冥思苦想，认真杀敌。

大瓦房的尽头处就是外婆和外公家了。尽头处是一堵土墙，土墙外是更大的大杂院，那个大杂院的内容是什么，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那边的大杂院更大，也更空旷。因为听不到嘈杂的人声，只能隔着矮墙看到辽阔的天空，听到那边传来的悠远的鸽哨。

对面的茅草顶房尽头处住的一对中老年夫妇，有个小儿子同住。这家子女众多，经常回来看望父母，人气很旺。这对夫妇男的是个木匠，姓林，女的是家庭主妇。让人羡慕的是，这家有一块菜园子。园子里总是一片青郁，长着时令蔬菜。陈爸爸陈妈妈一家本来是住在这家隔壁的，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里，虽然楼上也有空间，还是逼仄。后来，外婆外公隔壁的邻居搬迁，陈爸爸和陈妈妈才得以搬入这间，面积增加了一倍。

草屋的另一端是父子二人居住。儿子也是底层劳动者，看去憨厚，平时不多话。他父亲已经上了年纪，天气暖和的时候，才会在门口一方石头上坐一坐。突然有一天，儿子就哀嚎起来，说父亲走了。远远就见有人进去出来帮忙料理后事，不一会，就有人把他父亲抱出来，把着头，让另一个人立即为他理发。

这个院里，大抵从事的都是卑微的职业，所谓引车卖浆者流，没有谁是国家干部，甚至都不在国营单位工作，而只是在大集体里有个饭碗。相比之下，我外婆外公家还算家境好一些的。外公是老中医，文革时期再受磨难，再不能行医，只能在中医联合诊所里的加工房里做些推碾切药的劳力活，或者在果树林里做园丁，总归还有份不算太差的工资可领，每天早上还喝得起一瓶送上门来的鲜牛奶。跟着外公外婆居住的幺舅也是中医，虽然风雨飘摇，但行医的职业生涯倒是一直没有中断。这种市井地方，倒也岁月静好，从来没有听到过邻居之间有什么口角，也没有听到过被偷盗的事，除了没有鸟语花香、绿树成荫和花艳草绿，这里犹如桃花源，温良恭俭成了邻里之间的行为规范。即使外公单位的革命群众气势汹汹逼上门来，在大门上贴了限期交出反动历史资料的勒令，邻居们对外公外婆的尊敬却一直如初，并没有因而有什么歧视和鄙夷。

这种地方没有公共厕所，厕所是私有财产。说是私有财产，一点没有夸张的意思。其一，厕所是财产，这是确信无疑的。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农村人挑了粪桶来，把粪水从厕所的粪坑里舀出，装在粪桶里，一副满载而归的高兴样子挑走。粪水当然是挑到自家的地里，做肥料用的。粪水不是免费的，农民之前跟厕所的主人有合同，一挑粪水多少钱。农民来挑了粪水之后，如果收拾不干净，还会遭到厕所主人的责备。其二，厕所是私有的。那几户人家里一共有三个厕所。我外婆外公家的厕所在最里面，土墙，瓦顶，位置最隐蔽，而且蹲位也舒服些，里面也干净一些。另外两户人家的厕所，似乎门都无法关严实，进到里面去，心里一点不踏实。

这里没有自来水，饮水得到水井里去挑。外婆外公家的挑水重任是幺舅承担的，幺舅是个文弱的白面书生，肩挑两只大木桶去挑水，总是有点刺目。挑水回来的时候，为了防止水晃荡，就把一片瓜叶放在水平面。有次，陈妈妈挑了水来，惊喜地告诉大家，打水时把一条鱼打上来了，我就过去用手抓。我的手脏兮兮的，在清澈的水里乱抓游弋的鱼，急得陈妈妈赶快惊叫着制止。陈妈妈不能不着急，挑那样一担水不容易，得到河坝透底，然后往左，再走100米，才能到达水井。说来也是神奇，那个小小的水井居然满足了附近居民的饮水需求。现在，那里已经建起了高楼，高楼里每家都是好几个水管，人们除了饮水，还得天天洗澡，每人平均耗水比从前不知高了多少倍。那口水井大约早就成了遗址，只供老居民们缅怀过往的日子。那时，那口水井旁边从早到晚都不冷清，挑水的，洗濯的，你来我往，把小市民的生活烘托得热热闹闹。

陡陡坡的外婆外公家居于市井之中，却也是我们母系这个大家族的中心。尤其到了除夕，每个小家都会从各方次第来到这里。年夜饭早就在前几天开始准备。安顺的传统菜肴应有尽有，摆放在桌子上，叠嶂层峦一般。存放多年的好酒也拿了出来，骄傲地立在桌子上，如果不小心把酒洒在桌子上，四舅就会欣喜地说：“不要擦掉”。说罢，掏出打火机，点燃桌面上的酒。蓝色的火苗飘升起来，跟烟花一样喜庆。划拳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外面也远远近近传来鞭炮的声响，除夕夜似乎一直都在沸腾着，不能止歇。

外婆外公家以前并不在陡陡坡，而是住在“两可间”。长辈们提起“两可间”来，得意的神气不由会荡漾开来。从前的日子遥远而模糊，但在遥远和模糊中投射出过往曾经的发达。外婆是文盲，但从前是老板娘，经营着茶馆和旅馆。外公除了行医，还是袍哥的龙头大爷，又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在地方上也算是场面上的人物。外婆外公在“两可间”一带有好些房产，后来充公了。再后来，落实政策的春风吹来，也吹来些微茫的希望，然而最终还是成了泡影。

外婆虽然是文盲，数字却是认得的，不然咋理财呢？外婆求知欲还很强，有次，我去外婆家，外婆叫我教她识字。我看墙上有最高指示“我们应该相信群众…”就一字一字教起她来。后来，外婆肯定是忘记了那几个字的 ，因为我的教学违反了学习进程的基本规律。那几个字如此复杂又如此突兀，跟她的日常相关度太低。

外婆还有她自己的判断认知逻辑。她如果不相信我的鬼话，就会说：“你再去捡一个来看看。”或者说：“你再做一遍来看看。”她的意思就是，如果不能重复，就不是事实，就必须推翻。其实，她这种逻辑也是科学上普遍采用的逻辑，一个定律要成立，除了必须具有普遍性之外，还必须具有可重复性。

外公和幺舅都是中医，但如果邻里哪家孩子摔了一跤，嚎啕大哭的时候，外公和幺舅医术再高，也是无计可施的。这时，还得外婆出马把那孩子掐一掐。外公和幺舅对这种疑似巫术的处置自然是不屑的，但外婆的声誉却分毫无损，啼哭的孩子们照样会被送来找 外婆掐一掐。外婆一只手把着那孩子的头，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掐一掐人家的额头，念念有词：“三魂七魄来家家喽。”之后，那孩子果然就安静了。

在外婆面前，长辈们总是为了讨外婆的欢心，问我们孙儿辈以后要怎样报答外婆。这时候，考的不是做得到还是做不到，考的是是否想得到。有乖巧的，会说，以后买火车送外婆，或者买飞机送外婆。我属于不乖巧不会来事的，只是缄默不语，咋都缺少那份想象力。现在看来，我唯一可以送给外婆的就是这篇文字了。而且，还只是送给她的在天之灵，而不是在她老人家笑眯眯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的时候。

2

我五到六岁的时候，父母在平坝教书，也许因为那里没有托儿所，而我又不到读小学的年纪，就把我放在外婆外公家暂时托管。安顺毕竟是一个堂堂的市，比县城的教育环境要好很多，我住在外婆外公家，就可以到邻近的大梨树幼儿园去受教育。

那时没有人贩子，小孩无论多么小，多么傻，都是满街乱跑，也没有哪家大人会担心孩子被抢走或拐走，路上也没有谁会来霸凌。我上学，都是一个人行动。从陡陡坡到大梨树，得走过狮子林那条街，再经过西街菜市场那条街，穿过西街小十字，走到街的尽头，才是大梨树幼儿园。那时我就开始帮忙做家务事了。放学回来，外婆会用饭甑里刚刚蒸出的热腾腾的米饭，捏一个饭粑粑给我吃。如果没有酱油或醋了，就会叫我上街去打酱油或醋。外婆把一个瓶子给我，同时把一角钱郑重放到我手上，然后交代我去打酱油。当我完成任务回来，外婆却说那不是酱油，是醋。这种事故如果只是偶然，倒也罢了，但偏偏是一种常态。

大梨树

我那时的确是无法分清酱油和醋的，酱油和醋对于我来说是两个抽象的概念。现在想起来不可置信，不过我那时的确有认知困难。在那时的我看来，醋本来是可以叫为酱油的，而酱油也可以叫成醋。这两个名词并没有特定不变的指代。被刀郎唱红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的意义往往和它所指称的对象不一致。”他说得的确正确。做错了事，我当然也急，所以竟然也想出了一个应对的方法。外婆交代的时候，我就牢牢记住，然后就背诵着“酱油…酱油…酱油…”。一路走到西街小十字那里的酱菜店。说起来，这就好像编了程序一样，酱油就输入我的大脑了，到了商店的时候，对服务员说“酱油”，人家接过了钱和瓶子，就知道往那瓶子里灌酱油了。然而，如果路途中出现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件，比如，发现了路上正爬行着一只大蚂蚁，或者爆米花的师傅突然起爆了他的那高压罐，那就会打断我的背诵过程，我本来背着“酱油”的，现在就出现了空白。这种时候，我会随机拣起“酱油”和“醋”中的一种再背下去。到了商店，就有50％的概率会犯错误。本来，商店是有机会来纠错的，我手里拿的瓶子并非洗净的瓶子，里面总会有些残余的酱油或者醋。服务员只要把瓶子拿到鼻子边闻闻，就知道我该打酱油还是醋了。但服务员太信赖我这个小孩，我说是醋，她照办不误。

把醋当成酱油打回来，外婆总要无可奈何叹一声：“又打错了。”她是小脚，而且正在灶台边忙着呢，所以我又只好再跑一趟。这一趟很是提心吊胆，“酱油…酱油…酱油…”，就背得更加勤勉。如果外婆让我既打酱油又打醋，那就等于是叫我演杂剧，手里往上连续抛三个球，却要都接住。我看看左手和右手两个瓶子，这边背诵了“酱油”，那边再背诵“醋”。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到了目的地，我大抵已经糊涂，就随便指着这个瓶子说打醋，那个瓶子说打酱油，任凭人家装了。不过，两样都打反而容易。最多就是瓶子装错了东西，酱油或醋的纯度不够高罢了。

我那时的记忆能力的确是太糟糕，糟糕得我现在一想起来就觉得不可思议。

学习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忆能力。所以，那些标榜自己能记住圆周率3.1416之后多少位的人是值得骄傲。我就缺少这份骄傲。不过，心理学上讲记忆是有指向性的。就是说，有的人长于记文字，而有些人长于记数字之类…。我的记忆也有指向性。

能让我刻骨铭心的基本上都是鸡毛蒜皮的东西，比如东家长、李家短这样的芝麻琐事。说得白一些，我的记忆属于垃圾记忆型。某年某日，谁跟我聊天时说过什么；谁谁聊天时我刚好在旁边听到了什么…都会在我的大脑里打下深重的烙印。妻子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如果记不起她的中学或者小学同学的名字，常常都得我提醒的。如果论战中，我引用了她曾经说过的话或者曾经经历过的事，会让她吃惊不已，末了，就说我太恐怖。

我的这种记忆基本上属于获得性记忆，即不用我通过什么意志努力，也不用使用什么技巧。也就是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这种记忆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就像某个人可以用意念来操作耳朵，让它们动起来一样。真正有价值的记忆应该是读书过目成诵那一类，而我在这一点上偏偏贫乏得一塌糊涂。不过，即使是垃圾，也有很多人赖以生存呢。那么，我的垃圾型记忆呢？

在大梨树幼儿园读了大约一年书，读得浑浑噩噩，真的不记得都学了些什么，只记得在教室里做过很多很朴拙的手工。后来，翻箱倒柜的时候，我意外发现了我的一份期末成绩单，是那个幼儿园发的。纸张泛黄，上面的大梨树幼儿园的红印章却依然鲜艳。成绩单里有老师评语，里面有这样几句话“小康（作者乳名）小朋友在园内爱跟小朋友打闹……”自然，结尾的地方是一番希望云云。说句老实话，我当时看到这个文物的时候，是希望读到小康小朋友如何乖如何聪明一类的评语的。所以读到这个评语，我有些震惊。我后来的性格是可以用小绵羊来形容的，不料小绵羊小的时候是只小豺狼。震惊之余，我甚至怀疑那份成绩单是在谈论另一个小朋友。后来，又从另外一个侧面一想，竟然有些骄傲起来，毕竟我儿童时曾经还有过尚武精神，而我们这个民族就如同鲁迅所说的那样，是太阴柔了。

后来，满怀喜悦地把那份成绩单跟其他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件装箱托运到美，意欲日后自赏或者炫耀。不幸的是，那箱文物从此不知东西，也许它根本就没有走出中国海关，也许没有进入美国海关，也许跟泰坦尼克号一样在太平洋沉了底吧。

读大梨树幼儿园的时候，虽然没有记住学校里的什么事件，却记得一个同学。同学的大名叫苏正安。他住在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的狮子林。从街上走上几个梯坎，是一栋平房，平房一字排开，住了好几户人家，他家在中间。多年过去，我早已记不清跟苏正安的过往经历，却对他的家庭有很深的印象。他父亲是拉板车的，剃了光头，背膀经常赤裸着，在阳光下会发射出古铜色的油亮光彩。他母亲是一个小学教师，一头干练知性的短发，身体修长，面庞端庄，穿戴也是一副知书达理的样子。后来，一直为苏正安父亲和母亲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这个问题而困惑。在我的认知里，他父母是两个世界两个维度的人，结成夫妻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社会现象。

除了苏正安，不再记得周围还有什么同龄玩伴，只记得有的成人喜欢逗我玩，常常把我的脚倒提起来，让我的头朝下，随时面临倒栽葱。这让我很不舒服，很是恐惧，可是越是惊叫，这些成人就越是享受。现在想起来，还是很烦这些成人这种戏耍儿童的玩法。

3

外婆家楼下客厅兼主卧陈设很简单。一进门，右边就是大床，往里左边是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有一个白瓷坛，坛壁上无非才子佳人、招财进宝之类的画面。可惜“文革”初起，随着破四旧立四新风起云涌，这个坛坛以及其他一些精致的彩瓷饭碗都被打得粉碎。白瓷坛里总是泡了一坛橄榄，水是冬天从外面搜集的白皑皑的雪化的，橄榄出奇的美味。桌子上还放置了笔墨纸砚，几个舅舅闲时，就会挥洒几笔。桌子对面靠墙是立柜，也是老式古典那类，门上还有锁，里面就是保险柜里该存放的一类物品，说是保险柜该存放的一类，其实并没有什么名贵的细软，也许就是户口册甚至食品吧。这种立柜过去很流行，齐白石也有这样一个立柜，里面放的就有点心，干女儿新凤霞来的时候，老人才会开锁，从柜里取出宝藏的点心，点心都生了白毛。再往里走，靠着窗户摆着两个并列的睡柜，柜子很沉很大，打开了可以放置物品，关上就可坐可睡。跪在上面，隔着窗户看出去，陡陡坡在窗口下打个折，又往远处延伸开去，悠长而古朴，这里是现代工业文明还没有侵蚀的角落，汽车的轰鸣和城市的喧嚣还没有来得及光顾，时而从蓝天里传来的鸽哨像一首婉约的小诗一遍一遍传诵。石板路的右侧是密集的民房，另一侧却是一个单家独户的院子。院子里是一栋房，房前是一棵白玉兰树，一到春季就繁花满枝，那花不仅灿烂，而且可以吃。有次房子的女主人还采摘了一篮子送到了外婆家。她家院子里有一片偌大的菜地，菜地里长满了瓜豆。她家院子像是城市的一角，又仿佛乡村的一隅。那里的动静似乎从来没有逃脱过一个孩子的眼睛。现在回忆起来，却也记不得有什么动静。那里好像很太平很安详，女主人常常在树下摘白色的玉兰花，有时也会见她到地里摘南瓜花。花可以吃，好像就是那时候得到的感性认识。秀色可餐其实应该典出于此。

在外婆家，常常干的事情就是跪在柜子上通过窗口看外面的世界。行人像电影中的蒙太奇，语言让我出神，有时是一个蹒跚的老人从远处走来，又消逝在石板路的另一端；有时是一对热恋中的男女相拥而过。行人来来往往，挑水的、卖煮红豆和菜豆腐的，因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路上行走的，都踏着一块块石板在各自的生活里奔走。那里是个观察市民社会的窗口。路人好像都悠闲得可以，慢慢在这人世里逛着，一如我在窗口上安然地消磨光阴。

陡陡坡老屋旧址 《文化安顺》编辑部 摄

看够了外面的风景，就转而认识内部的世界。外婆家的楼上是个恐怖的宝库，颇有几分像电影中描述的那种场面。沿着楼梯爬上去，两具墨黑的棺材靠着墙壁躺在楼梯口。还没有上楼，我就已经在头脑里有了这两口棺材的影像，这时候却不敢正眼一看。知道那棺材是外婆外公将来要长眠的所在，里面空空如也，却还是害怕。从小怕鬼，又觉得人死了就是鬼，到了街上如果恰好遇到哪家搭了丧事的场子，就不敢从那里过了，而必然绕道而行。每次上楼，总要心跳着回避着那两具棺材，它们就像阎王殿把门的哼哈二将。上楼既然如此可怖，我何以要到那里去？原来楼上有两个箱子，里面放满了小人书。那是幺舅的宝藏。看那些小人书其实才是到外婆家最精彩的一章。刚开始，我是只能看画，不能读字的，后来在扫盲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就开始读画一侧或者下面的字了。那些小人书把我引向远古，引向智慧而武勇的三国人物，引向惊心动魄的三反五反…。我幼小的灵魂在时空的隧道里如风一样嗖嗖穿行，我跟着戍边的将士金戈铁马、血染沙场，我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跌宕难测的人生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就在那些小人书编织的世界里成长。直到一声呼唤“吃…饭…了”从楼下悠悠传来，我才回到现实世界里来。

有个夏天返里的时候，我像朝圣一样去拜访我成长的那个童话世界，那里几栋高大的商品住宅楼刚刚竣工，在我梦萦魂绕的地方拔地而起。现代化抹去了城市的记忆，也抹去了凭吊过往的标识。儿时的世界在物理世界已经消逝，只在我的精神世界长存。

4

一个大家族本来一直太太平平的，一刹那间，过世这种难以承受的灾难却发生了。外公弥留之际，外婆拉着他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轻声呼唤：“华彬，华彬。”似乎是要把他唤回来，但外公终于还是长睡过去了。至今回想起那个场面，还是痛彻心扉。外公是我记忆中失去的第一个亲人，我是从那个时候才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沉重的。存在主义者说，只有不介意死亡，人才会珍视生命。传说中，庄子是以一种喜庆的方式为亡妻送别的。说归说，做归做。当死亡降临到一个家庭的时候，这个家庭真的就像面临着灭顶之灾一样，陷入一片慌乱之中。

外公的形象至今还以那幅经典照片在我的记忆之海里漂浮着：挺立，握文明棍，着中山装，上衣的左边口袋里一串表链挂着，嘴角稍许咧着，两端微微上翘的八字胡，放射出着东方男子的儒雅和威严。他是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又是袍哥的龙头大爷，三民主义的遗风早离他远去，豪爽的江湖气息却在他身上长存不息。他总是健步如飞，常常一个人穿城而过，到东门外的体育场去看篮球赛。每逢除夕年夜饭进入尾声的时候，他就会从荷包里掏出很厚的一叠崭新的角票，给他的孙儿们每人发给20张，然后留下剩余的不能均分的一两张，说道：“留下这几张看荷包。”那个瞬间是我一直为之激动的精彩时分。民国初期，他和兄弟跟着曾外祖父，从江西清江一路跋山涉水、卖药行医，最后在这片旷远的高原安顿下来，当家族之树根深叶茂的时候，他野鹤一样安然去了。

他是安然去了，他的后人们却是戚然莫名。

这种时候，既关切而又可以信赖的是平时来往频繁的远亲、家门还有密友。于是，“治丧委员会”就由这些人以及家中年长辈高的男性组成了。密会开了一次又一次，他们一脸肃穆进进出出，一项项决策相应出台。定名单通知人，安排丧事程序，请戏班子，置办酒席，指定各类事务的负责人。

前来致哀的人川流不息，作为长子的大舅舅在最前面接待，见了长辈，就单腿跪下，甚或哽咽几声。不过他的哽咽跟女眷们的嚎啕大哭比起来，就是轻轻飘下的毛毛雨了。外公装殓入棺那天，全体女眷都聚集到了一起，声嘶力竭的哭声犹如海啸一般把人心惊得惶惶。母亲就是在那个时候哭得晕倒过去的。跟外公的豁达相比，这些哭声太过悲戚。那年，当最后通牒贴到了外公的门前，让他交代收藏的反动材料时，他居然还可以泰然站在围观的人群之中，微笑地候着，待那通牒贴妥，对那一群虎视眈眈的人招呼：“在家坐坐再走。”那份卒然临头而不惊的气度真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所谓浩然之气原也是可以这样演绎的。

现在的陡陡坡 《文化安顺》编辑部 摄

场子在大舅舅家阔大的前院搭了起来，四处涌动着包着白色孝帕的头颅，孝子贤孙和亲朋好友们通宵达旦地守灵。唱戏的班子也来了。男男女女在沉闷的鼓点和嘶哑的琴声中唱着一曲曲或凄美或豪放的段子，古老的故事在时而高亢时而喑哑的歌声和对白中传诵。我想，只有这个时候，长眠的外公才是高兴的。他是一个戏迷，跟着外公外婆去看京剧川剧是我儿时的一个享乐。戏院里的座位扶手右边都设有一个孔，正好容一个土瓷的茶杯嵌入。热茶冒着袅袅上升的白气，字幕竖立在舞台一侧，唱腔一起，上面就有字移动起来。才子佳人的文戏牵动不了我的情绪，只有打打杀杀的武戏才会让我看得发呆。用外公生前的所爱所好为他送行，才是整个丧事中最有积极意义的节目。男的挑战：“我闯关而行！”女的还以：“你绕关而过。”两个相持不下，这两句高亢的对白就在急促的鼓点声中反反复复、步步走高。因为了什么，我居然还记得丧事中听到的这句对白？也许这句对白是戏曲中撩拨人心的冲突情节，也许闯关和绕关乃是人生中的精要总结。

上山那天，外公的灵柩走在前面，孝子们杵着哭丧棒紧随其后，女眷们哭号着再跟着，后面就是我们孙子辈和亲友们。北风吹得紧，白幡一路哀婉地飘舞着，把人心搅得纷乱。外公从赣江江畔千里而来，在云贵高原这片陡峭的山峦合上了他生命的篇章，从此就跟山水融为一体，以蓝天为邻了。

外公本来是可以一直悬壶济世的，但他的这个崇高人生使命在“文革”时戛然而止。有一次，他走来我家的路上，正好遇到校园里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恭敬地请求，是否可以给他号个脉。外公苦笑着，说：“好久没有看病了。”推脱了请求，这其中的苦痛又有谁能体察。不过，他虽然终止了行医生涯，后人却又把行医这个家族传统发扬光大起来。幺舅后来成了城里的名医。我大弟也紧随其后，声名远播。我大儿子后来还在大洋彼岸成为一名医生。外公地下有知，一定是欣慰而安然的。他是走出了人世，但他的精神生命却被承继了下来，在人世里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