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黔省撷英】《他用生命爱中国》 2024年第49期（总997期）

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二十三岁便放弃在英国一机关任会计之职，不计艰险，远渡重洋，于上世纪初来华传教。先在云南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任牧师，救济灾民，拯救生命。他开当地教育之先河，将私塾改为“中西学堂”（现昭通二中），开设算术、地理、英语、天文等新课程，创办女子识字夜校等。后得知为逃避杀戮逃到滇黔偏僻山区的“大花苗”处于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原始状态，毅然来到中国贵州西北部大山深处一个与世隔绝、边远贫穷、“屙屎不生蛆”“天高皇帝远”的“化外蛮荒之地”——威宁石门坎苗寨传教办学。

民国时期石门坎教会学校  图片来源网络

为了能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取得苗民信任，使苗民接受他这个高鼻深目、须发金黄的洋教士，柏格理和山区苗民一起吃当地充饥的包谷、荞麦、洋芋，住人畜共居、没有窗戸的矮屋，学苗语、着苗服、穿草鞋，尽量苗化，“服习起居随处与人相同”，“登场讲演，善于现身说法，听者每觉兴致勃勃，感无不深省，足令堕者起而懦夫兴，恶胆寒而悲心慰。至其热心毅力，不避艰险，金沙江外，举凡瘴雨蛮烟之区，靡弗足迹殆遍”，“其待教士，忧乐与共，恳挚之殷，甚于家人父子”。（李约翰《柏格理墓志铭》，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贵州读本》第268页）他既是传教士，又兼医生，为苗民疗伤治病，免费施药。最后，居然让原始落后，几乎与世隔绝，千百年来以儒、道为代表的汉文化都没能感化的“大花苗”，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洋教”，使乌蒙山区百分之八十五的苗族“成为上帝的选民”。以致一个教堂不够用，还设立了好几个分教堂，建成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教会，形成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教区。

石门砍基督教堂  图片来源网络

在教会兴起的同时，柏格理还大办教育和公益事业。1905年他就筹资在石门坎创建了“光华小学”，男女学生兼收，是贵州历史上最早招收女生的学校之一，比1911年建校的清华还早6年。苗民不但免费入学，还有膳食补助。学校开设的课程增加自然科学内容，还结合当地实际教授生产技术知识。成绩优异者，还可选送到昭通上明诚中学，到成都上华西大学，甚至出国深造，使苗民子弟涌跃入学。“光华小学”容纳不了，柏格理又筹款在周边建了52所分校。教育发展的速度令世人震惊。柏格理以其无私的献身精神，发展苗族文化，培养苗族人才，促进了苗族社会的发展，使昔日一个结绳刻木、崇巫尚鬼、目不识丁、迷信落后的民族，很快就有三分之二达到扫盲标准。由于拍格理在苗民学校首倡并实践双语教学，苗民还会说些英语，有人还留学国外。抗战时期，一架驼峰航线上的美国飞机被日军击落，飞行员降落到偏远的石门坎一带，被当地一苗民发现。苗民不但救助了美国飞行员，还用英语和他交流，得知他的情况，把他送到美军驻地，令美国飞行员既感激又惊讶。教育改变了苗乡的面貌，使石门坎从一个文化边缘苗寨跃升为“文化圣地”，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人口普查显示，毎10万人中有大学生的人数，汉族是2．19人，石门坎为10人。到1949年，石门坎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山区小寨，竟有高、初小毕业生数千人，接受过中等教育的200多人，出了百余名本科毕业生，12名硕士，4名博士。（见2009年三月号《当代贵州》）原先由传教士授课、管理的学校，后来教师、校长全由当地培养的学生到外地深造回来担任，达到教会提出的“以苗教苗”的目标。受教会资助上华西大学的朱焕章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欲留他在总统府工作，他婉拒说：“我的老师柏格理告诉我们，每个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石门坎，为苗族人服务。”毅然回到石门坎。后来朱焕章当选“国大”代表，到南京开会，蒋介石再次召见他，希望他出任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他再次婉拒，依然回到石门坎从事劳民教育。还有毕业后回乡创办“平民医院” 的吴性纯，解放后首任贵州省卫生厅厅长的张超伦，就是教会学校培养出的两位苗族医学博士。石门坎受教育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超过很多汉族城镇地区。如此成就，在60多年后的今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而，遗憾的是，1989年调查结果，石门坎1949年以后没出过一名本科生，儿童失学率达88％，文盲达80％。《石门坎溯源碑》上说：“愿它野橄榄枝，接我真正葡萄树。”苗族本土社会文化(野橄榄枝)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真葡萄树)嫁接试验取得的这一成果，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文化奇迹。这一奇迹的创造，完全得力于教会多年来的正规教育。为了感谢柏格理创办苗族学校，为苗乡教育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苗族勒石刻碑纪念：“苗族赞曰,黑暗时代谁可怜我们?困难环境谁同情我们?感谢上帝遣使柏格理牧师宣传基督福音,我们有书读。”苗民盛赞柏格理的到来“若时雨降，勃然苗兴 ”。称柏格理为“拉蒙（苗王）”。

伯格里与苗族同胞  图片来源网络

柏格理在石门坎苗寨创办的公益事业，同样让人难以置信。早在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他就在这大山深处修起公路，建起孤儿院、医院、麻疯病院 、织布厂；设立巡回图书社，开设“公益堂”；修建起足球场、游泳池等现代设施，举办学生运动会等，使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很快就过上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使这个高山上的偏僻苗寨成为“通往天堂的石门坎”，被誉为“海外天国”“香港第二”，恍若莽莽群山中的“世外桃源”。当时，外国寄到这个偏僻苗寨的邮件，只需写“中国石门坎”即可收到，足见“石门坎”在中国，甚至在海外的影响。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深感苗族没有文字，发展受到限制的洋教士柏格理，经过多年潜心钻研，尝试多种方案，最后居然采用苗族服饰花纹图案和拼音字母组合成一种苗文字母，适合当地苗语，而且简便易学，广受苗族群众欢迎和接受。柏格里创造的这套文字当时称“柏柜文字”或“柏格理苗文”。为便于推广，便说是长期战乱迁徙失传，而今基督帮助重新恢复的“老苗文”。苗族用这套文字记录整理了《古史传说》等，并在石门坎发行了苗文报纸《半月刊》。这套文字至今仍在乌蒙山区流行。

石门坎足球场遗址  图片来源网络

柏格理在石门坎苗寨奔波劳碌几十年，为改变石门坎贫穷落后的面貌付出一生心血，直到石门坎流行伤寒时，他把从国外搞来的有限的特效药都用于救治苗民，自己传染伤寒却无药医治而去世，把遗骨留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 时年51岁。柏格理用他的真诚，用他的坚韧，创造了一个边远山区教育的奇迹，一个近乎“天方夜谭”的神话。石门坎的这一段光辉的文明史，与柏格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被称为“欧洲十大传教士”之一的柏格理，苗民誉之为“苗族救星”。他的墓碑两侧刻有对联：“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博士诚为上帝忠臣。”一本客观、公正、翔实纪述柏格理的书，就叫《用生命爱中国》。他的传略，已载入《毕节地区人物志·柏格理传》。

柏格理墓  《文化安顺》编辑部  摄

曾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对柏格理当年在石门坎所休的贡献赞叹道：“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贵州新闻网2006年11月7日）

关于石门坎教育状况和社会发展的突变，民国年间就已引起社会广泛兴趣和极大关注。相信不相信、说好说不好的都有。赞扬的人誉之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称之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但也有些人认为洋教士是“阳藉传教之名，阴寓侵略之实”，对石门坎的状况“感到忧虑”，担心千百年来“散漫苗民”，“借文化而团结，在文化上屹然立异”。《贵州苗夷社会研究》(陈国钧著)中说：“关于苗夷教育设施，是贵州教育中一个重大问题，我国政府重视这个问题较晚……”作者提醒：“若再不能切实办理下去，那么我弃人取，一般侵略者必会混水好捉鱼，便可大施其文化侵略的伎俩。像这类事例有许多，单说石门坎教会教育苗民的工作，就有四十年历史，诚使我们警惕。”管承泽的《贵州石门坎苗民的见闻与感想》指出：“苗民既无人可怜，为此，西牧就用利诱的手段伪与弱小民族同情，而且在每星期六的礼拜，常常炫耀他们本国是如何的博爱平等慈善……”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和民政厅长曹经沅在向民国政府的汇报中说：“ ……（石门坎）社会机构仍停滞于部落时代……英人偶为苗民援助，以减少土目土豪之压迫，一般苗民遂为所惑。”

苗文圣经《路加福音》  图片来源网络

有些资料介绍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在边远的黔西北贫困山乡石门坎传教几十年开创的种种教育奇迹后，也没有忘记强调：“我们之所以要介绍石门坎的教育，决不是为传教士作宣传、打广告，而是因为它可以引起一连串的思考。”

石门坎僻处乌蒙山区，“大花苗”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苦难深重而又无人问津，任何人都不给他们予关怀”，几乎被人们遗忘。多少年来，却并没有人“感到忧虑”，也没引起谁的“警惕”。等到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来“问津”、来“关怀”，前前后后几十年时间，为当地苗族创制苗文，使石门坎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使“该地受英人教育者，不下数千人”。（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向民国政府的汇报）使大部分苗民脱盲，走出百余名大学本科毕业生，12名硕士，甚至走出4名博士，成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的时候，有人就“警惕”起来，“感到忧虑”，出来指责“侵略者混水捉鱼”“大施文化侵略的伎俩”了。我们不禁要问：洋教士到来之前的漫长岁月，为什么没有人对处于部落时代的大花苗施以援助，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让他们少受土目土豪的欺压，而要让他们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度岁月而去受远渡重洋而来的英人“所惑”？洋教士在石门坎传教的那几十年，当政者做什么去了？那些“感到忧虑”“引起警惕”的边胞教育专家、民族研究学者们，为什么要等洋教士去“大施”“文化侵略的伎俩”几十年后，才出来写文章，发议论？

既然边远的石门坎是一块“无人可怜”“我弃人取”的贫穷之地，那就先不忙“警惕”“忧虑”人家的“取”，还是先反省反省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弃”，为什么多年来任其贫穷落后却置之不顾，而让洋人来“取”？是不是谁都不去管它，让它在封闭落后中继续贫穷下去，那就天下太平，不必“警惕”，无人“忧虑”了？如果我们自己不“遗忘”、不“放弃”边远山区，重视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教育，使他们共享社会资源，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洋教士”们又怎么能炫耀他们的“博爱平等慈善”？如何能“混水捉鱼”，大施“文化侵略的伎俩”？

石门坎全貌 1905年  图片来源网络

有个关于茄子的传说：茄子味美，但有微毒。外国人把茄子引进中国，就是想让中国人栽茄子，吃茄子，慢慢中毒。可聪明的中国人用茄子做菜时，加入解毒的大蒜，便使茄子成为无毒的美味。传说的真假无从考证，但大蒜中的硫化合物具有很强的杀菌解毒作用，却是有科学根据的。而以毒攻毒的做法也不无道理。当年，英国企图掠夺、毒化中国而进行罪恶贸易输入中国的鸦片，就是一种麻痺神经的毒品，吸食成瘾就会中毒而精神萎靡，神情恍忽，甚至死亡。但鸦片又有很好的镇痛、止咳、止泻等功效，和毒蛇、蝎子、蜈蚣之类的毒素一样，只要用得适量、得法，都是解毒、治病的良药。

石门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让世人瞩目的兴旺景象，“大花苗”从一个“尚未开化”的落后民族，成为一个自强自信的民族，到底对当地少数民族、对苗乡石门坎、对毕节、对贵州，乃至对中国，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值得“警惕”和“忧虑”的？

柏格理确实是用他的虔诚与执着，深深爱看他为之献身28年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