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傀儡戏起源说“木女解围”故事的形成

文摘   文化   2024-08-12 08:00   北京  

李贝贝

关于傀儡戏的诞生,唐代形成了“木女解围”起源说的观点。“木女解围”故事的原型是发生在汉高祖七年(前200)的白登之围,刘邦因决策失误而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平城之外的白登山达七日之久。为了突围,刘邦听从陈平的建议贿赂匈奴阏氏。最终在阏氏的游说下,冒顿解开包围,刘邦成功逃脱。司马迁称陈平的建议是“奇计”,其中细节“世莫得闻”[1]。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陈平的计策称为“陈平奇计”。在《史记》的叙事体系中,“陈平奇计”是白登之围得以解开的关键因素。由于此事影响甚大,文献记载又含混不清,于是后人纷纷猜测“奇计”的细节,“木女解围”故事的形成即发轫于此。


两汉之际的桓谭,以张仪逃楚或类似故事为模板,建构起汉使利用美女说辞来诱妒阏氏,促使阏氏劝谏冒顿解开包围圈的叙事体系;东汉时期的应劭,则将游说阏氏时口头描述的美女,发展成更为直观的美女图。以上建构都是在尝试解释“陈平奇计”的历史原貌,并在史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唐代,戏曲艺术领域依托“陈平奇计”本事,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构出“木女解围”的故事。桓谭、应劭叙事体系中的口述美女或美女图,在该故事中演变成为能够灵活运动且相貌动人的机关木偶美女。匈奴阏氏见之生妒,因害怕失宠而帮助刘邦脱困。“木女解围”的故事还屡屡被用来解释傀儡戏的缘起,“陈平奇计”叙事体系的建构,至此完成“由史入艺”的嬗变。这一发展演变历程,学界至今尚未进行系统梳理,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没有被揭示出来。[2]本文从“陈平奇计”的建构入手,探索唐代“木女解围”故事的形成,冀以弥补已有研究之未到,努力实现历史、戏曲等不同领域的学术对话。


一 桓谭、应劭对“陈平奇计”隐含内容的建构


《史记》《汉书》等早期文献对白登之围如何解开的记载十分隐晦。如《史记·陈丞相世家》称“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3];《汉书·高帝纪》言“用陈平秘计得出”[4]。关于“陈平奇计”的内容,司马迁云“其计秘,世莫得闻”[5],《汉书·张陈王周传》也如是说。[6]根据《史记·匈奴列传》中“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7],以及《汉纪·高祖皇帝纪》中“用陈平谋,说匈奴阏氏夫人”[8]的记载,可知陈平所献计策乃是通过贿赂游说匈奴阏氏,最终利用阏氏劝谏冒顿单于,实现解围。可惜的是,“陈平奇计”的核心即游说阏氏的具体细节一直不为人所知,这正是陈平计策“秘”之所在。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扬雄上疏时仍称白登之围期间“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9]。这一局面为后世关于“陈平奇计”细节的想象建构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最先对“陈平奇计”内容进行系统叙述的是两汉之交的桓谭。《史记》裴骃集解引桓谭《新论》云:


此策乃反薄陋拙恶,故隐而不泄。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彼陈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容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以远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媔之性,必憎恶而事去之。此说简而要,及得其用,则欲使神怪,故隐匿不泄也。[10]


将桓谭的叙述与《史记》进行对比,我们能够发现桓谭对《史记》等早期文献中“陈平奇计”的记述整体上是接受的,其所做工作主要集中在游说阏氏这一史书缺载部分的完善之上。桓谭认为游说阏氏的是陈平,游说技巧是利用阏氏的嫉妒心理,通过汉朝将献美女与冒顿以谋求解围的说辞来刺激阏氏,阏氏担心冒顿因爱汉地美女而冷落自己,于是主动劝谏冒顿解开包围圈,让汉朝进献美女的计划无法施行。


桓谭对于白登之围隐秘细节的解释得到了刘歆的认可:“刘子骏闻吾言,乃立称善焉。”[11]但这并不能说明桓谭所述内容就是历史真实,因为桓谭在叙述“陈平奇计”内容前强调“彼陈平必言”,这就意味着后面的内容都是出于桓谭自身的猜测。对于桓谭的解读,颜师古评价道:“盖谭以意测之,事当然耳,非纪传所说也。”[12]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如是说:“韩王信、夏侯婴、匈奴等传,则汉之所以动阏氏解围者,止于重赂而已,乌有所谓奇秘之计哉。史公造为此言,遂使桓谭、应劭意测以美女动之,不惟鄙陋可羞,亦诬陈平甚矣。”[13]章太炎亦云:桓谭所述情节“其量度事情,诚以眇合,虽刘子骏亦称善;然皆以为揣得其状,非质言之备故府藏录也”[14]。桓谭的解读虽非历史真实,但也并非毫无价值,相关内容是目前资料所见关于“陈平奇计”最早的完善构建,并为后世的建构提供了模板和方向。


东汉后期,“陈平奇计”的建构又有了新的发展。《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云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献之。阏氏畏其夺己宠,因谓单于曰:‘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于是匈奴开其一角,得突出。”[15]关于应劭、桓谭两个叙事体系的关系,裴骃谓:“《汉书音义》应劭说此事大旨与桓《论》略同,不知是应全取桓《论》,或别有所闻乎?”[16]相较于裴骃的谨慎,颜师古则直接指出“应氏之说出桓谭《新论》”[17]。


其实,桓谭、应劭对“陈平奇计”的建构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一,桓谭认为陈平亲自前往游说阏氏,应劭则认为陈平是“间遣人遗阏氏”;其二,桓谭称陈平游说阏氏时“言汉有好丽美女”,应劭却说“陈平使画工图美女”;其三,在应劭的叙述中,阏氏对冒顿单于所说之话,以及匈奴解开包围圈一角放走汉军的细节,桓谭并未提及。上述不同,彰显着应劭对桓谭所建构的叙事体系的发展。其中,第一点不同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应劭顾及《史记》《汉书》等早期文献并未确切记载游说之人。应劭之论之所以会出现第三点不同,也是为了映照正史。《史记·韩王信列传》记载阏氏劝谏冒顿说:“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18]《史记·匈奴列传》也记载阏氏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19]至于解围时的情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20]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应劭关于“陈平奇计”细节的描述,明显借鉴了《史记》的记述,这也有利于提升相关建构的“可信度”。当然,桓谭没有提及阏氏如何游说冒顿、冒顿如何放走汉军,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然接受了《史记》的记载而不再赘述。


在桓谭、应劭建构的“陈平奇计”叙事体系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二点不同。“美女诱妒”是桓谭建构的核心情节,“美女”是该叙事体系最为突出的要素。通过美女图游说阏氏的说法,当是应劭在桓谭所创叙事体系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二者虽然都是以“美女”来激发阏氏的嫉妒之心,但美女图作为更为直观的展示,对激起阏氏嫉妒心理的作用必然要远远大于语言描述中的“美女”。从叙事建构的角度来说,应劭的这一发展有其合理性。


整体而言,桓谭、应劭关于“陈平奇计”细节的建构虽有一定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仍属于同一叙事路径。首先,它们之间有明显的承继、发展关系;应劭之论纵非由桓谭的观点直线演进而来,也必然受到了桓谭建构内容的影响。其次,这两个叙事体系的目的也具有一致性:都是在试图解释历史本原。桓谭、应劭揭开了“陈平奇计”建构历程中的“释史”叙事路径传统。


二 桓谭、应劭建构“陈平奇计”的内在逻辑


根据前文论述,利用美女说辞或美女图诱妒匈奴阏氏,是桓谭、应劭所建构的“陈平奇计”叙事体系的核心环节。二者如此建构的内在逻辑,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成熟的历史范本提供借鉴;其二,对陈平人物形象特征的准确把握;其三,汉匈和亲史实的影响。下文详述之。


明人沈长卿在《沈氏日旦》中说:


陈平画美人图以惧阏氏而白登围解,此策张仪早行之矣,令靳尚驾此说以绐幸姬郑袖,因得自脱于楚。未必陈之效张,抑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阏氏与郑袖,其情相等,而单于与楚怀王,惯听妇人言,亦不约而同也。[21]


沈长卿认为陈平派遣使者以美人图诱妒冒顿阏氏的做法,与张仪通过靳尚以美女为借口游说郑袖之事如出一辙。


张仪通过靳尚游说郑袖一事见于《史记·张仪列传》。张仪出使楚国之前,秦惠文王担心张仪的安全,张仪对秦惠文王云:“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郑袖,袖所言皆从。”


楚怀王至则囚张仪,将杀之。靳尚谓郑袖曰:“子亦知子之贱于王乎?”郑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不若为言而出之。”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怀王后悔,赦张仪,厚礼之如故。[22]


《战国策·楚册二》中也记载有这件事,内容与《史记》大致相同。[23]


对比之后可以发现,张仪通过靳尚以秦国美女聘楚的说辞来诱妒郑袖,郑袖害怕失宠而游说楚怀王放走张仪,这一框架与桓谭、应劭建构的“陈平奇计”叙事体系基本相同;靳尚游说郑袖之语,在逻辑上也与桓谭建构的对话一致。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小雅》引邹肇敏曰:“思得娈女以间其宠,则是张仪倾郑袖、陈平绐阏氏之计耳。”[24]显然,邹肇敏也发现了张仪游说郑袖与桓谭、应劭所论“陈平奇计”在情节上的相似性。由于后者是建构出来的,那么二者情节上的雷同,则非如沈长卿所谓张仪、陈平“英雄所见略同”,而很有可能是桓谭、应劭之流在建构“陈平奇计”时受到了张仪游说郑袖或类似故事原型的启发。


桓谭为什么会以张仪游说郑袖或类似事件作为“陈平奇计”的建构范本呢?张仪故事中,女性人物郑袖的劝说是事件推进最为关键的环节,这与《史记》《汉书》所载阏氏劝说冒顿解开包围圈的已知情节如出一辙。那么靳尚游说郑袖的话,自然可作为建构陈平或汉使游说阏氏的素材。和亲政策的历史实践,也可能对桓谭、应劭如此建构“陈平奇计”产生影响。武沐认为,后世所谓美女图(按:此乃应劭之论,该论起于桓谭)或是在暗示汉朝答应将自家公主嫁与冒顿,阏氏嫉妒之事乃是掩饰汉高祖的尴尬而进行的附会。[25]该猜想具有一定道理:历史上,汉匈和亲就始于白登之围后[26],陈平所献之计很有可能就是和亲。和亲的关键因素是汉朝公主这一女性角色,桓谭、应劭建构的叙事体系也是在突出女性因素的作用。只不过,桓谭、应劭如此建构的目的并不在于表达自己的“暗示”,而是致力于通过呼应和亲政策来解释“陈平奇计”的谜团,即本文所说的“释史”叙事路径。再者,司马迁在记载陈平生平时也着意强调女性因素的作用:陈平少时,其嫂因“疾平之不视家生产”而将他逐弃;年长后,陈平娶富人张负“五嫁而夫辄死”的女孙为妻,获得财物支持后发迹;楚汉战争时期,为解荥阳之围,“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使刘邦成功脱困;周勃、灌婴等曾讥笑陈平“居家时,盗其嫂”。[27]由此可见,女性因素是司马迁塑造陈平形象、铺叙陈平事迹的重要素材,这一人物特征也为建构以女性因素为核心环节的“陈平奇计”创造了契合点。


历史模板的贴合、人物特征的把握、相关史实的呼应,使桓谭、应劭建构的“陈平奇计”叙事体系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尤其是“美女图”元素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相关叙事体系的精彩程度,该说因此被反复征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㶟水》引孙畅之《述画》曰:“汉高祖被围七日,陈平使能画作美女,送与冒顿。阏氏恐冒顿胜汉,其宠必衰,说冒顿解围于此矣。”[28]该说法与应劭之论大体一致。南朝庾肩吾曾作《咏美人自看画应令》:“欲知画能巧,唤取真来映。并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镜。安钗等疏密,著领俱周正。不解平城围,谁与丹青竞。”[29]诗中将美人画像与平城之战、白登之围相联系,说明庾肩吾接受了应劭对“陈平奇计”的建构。唐初所编《艺文类聚·巧艺部·画》记载:“《汉书》曰:上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乏食,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云汉有美女,姿质若是,将欲献单于。阏氏以为然,从容言于单于,乃始得出。”[30]《艺文类聚》记述的内容明显出自应劭,但却误记为“《汉书》曰”,这意味着《艺文类聚》已将这一叙事建构当作了史实。需要说明的是,纵然历史确如桓谭或应劭所论,也只能说明这一叙事体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改变桓谭主观上通过推测建构“陈平奇计”、应劭发展桓谭观点的事实。


综上所述,两汉之际的桓谭为了解释白登之围为什么能够解开,基于模糊的历史情境,抓住陈平的人物特征,选取张仪逃楚或类似历史事件作为模板,建构起陈平以美女为辞游说阏氏的情节。为了使游说情节更具张力,东汉应劭在桓谭已有建构的基础之上,将游说阏氏时口述美女的细节发展为出示更加直观的美女图。二者皆是在“释史”的叙事路径上对“陈平奇计”进行建构,力图解决白登之围时汉使游说内容是什么、阏氏为何帮助汉军解围的历史谜题。由于上述建构极为精妙,该叙事体系被后世继承下来并朝着更为戏剧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在唐代形成“木女解围”的故事。


三 “陈平奇计”与唐代“木女解围”说的形成


桓谭、应劭之后,“木女解围”的故事在戏曲艺术作品中被逐渐建构起来,成为“陈平奇计”新的叙事体系。从现存文献来看,这一建构的完整叙述始见于唐朝。


唐人谢观所作《汉以木女解平城围赋》云:


(白登之围)七日不食,陈平之计方行。于时命雕木之工,状佳人之美。假剞劂于缋事,写婵娟之容止。逐手刃兮巧笑俄生,从索绹而机心暗起。动则流盼,静而直指。……然后迥出孤域,逍遥独步。……匈奴合围,嬖人兴事。故持娉婷之淑态,用挠阏氏之所忌。……观其玉立汉垒,花生女垣,香飞大漠,名动雄蕃。各揣蕞陋之姿,胡颜恃宠;竞念腥膻之质,苟且孤恩。乃储仇以极谏,并怀礼而献言。以为汉之与蕃本为殊国,冀两地之无患,曷二主之相殛。落日而鸣鼙自怨,中夜之重围暗失。[31]


相较于桓谭、应劭建构的“陈平奇计”叙事体系,原来的美女说辞、美女图,在谢观的表述中发展成为木刻美女像,并且能够通过绳索操控,活灵活现;事件发生的情境,由秘密游说阏氏,演变为两军对垒之时木刻美女在城墙上公开展示;“匈奴合围,嬖人兴事”,说明在匈奴围困刘邦之时,“嬖人”即阏氏能够左右局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阏氏有能力帮助刘邦突围。尤其是“嬖人兴事”这一新出情节,正是桓谭、应劭建构时所忽略的。由是观之,在“陈平奇计”的建构历程中,谢观描述的“木女解围”故事,显然属于桓谭、应劭之外新的叙事体系。


再如比谢观略晚的罗隐,其在《木偶人》一文中介绍“木偶人”时说道:


汉祖之围平城也,陈平以木女解之。其后,徐之境以雕木为戏,丹雘之,衣服之……尝过留,留即张良所封也。平与良皆位至丞相,是宜俱以所习,渍于风俗。良以绝粒不反,今留无复绝粒者;而平之木偶,往往有之。[32]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罗隐“陈平以木女解之”的说法,与谢观对“木女解围”的叙述显然同为一流。


与罗隐大致同一时期的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介绍“傀儡子”时也提到了“木女解围”的传说:


自昔传云,起于汉祖在平城为冒顿所围,其城一面即冒顿妻阏氏,兵强于三面。垒中绝食,陈平访知阏氏妒忌,即造木偶人,运机关舞于陴间。阏氏望见,谓是生人,虑下其城,冒顿必纳妓女,遂退军。史家但云陈平以祕计免,盖鄙其策下尔。后乐家翻为戏。[33]


相较于谢观、罗隐的描写,段安节所述版本中新添了阏氏亲自参与围城且兵力最强这一情节。该新添内容,可视为对谢观赋中“匈奴合围,嬖人兴事”情节的发展,目的是进一步强化阏氏的能力,为阏氏帮助刘邦解围这一情节的合理展开做铺垫。再者,段安节的叙事体系中,匈奴围困汉军的地点是平城,而非《史记》记载的平城之外的白登山。[34]谢观《汉以木女解平城围赋》中的“汉垒”“女垣”,罗隐《木偶人》中的“围平城”,这些描述也都将“陈平奇计”“木女解围”的发生地指向平城。


通过前文梳理,我们能够发现谢观、罗隐、段安节所述“木女解围”故事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并在段安节时形成最为完善的叙事体系。机关木偶美女是“木女解围”故事的核心要素,为了给机关木偶美女的出场做铺垫,事件发生情境由围困白登转变为围困平城,并且抛弃了游说阏氏的情节,同时又将阏氏在匈奴集团内部的影响力提高。这些建构,强化解释了阏氏为什么要帮助汉军,补充解释了阏氏为什么有能力帮助汉军。这一叙事体系虽能够自洽,但却牺牲了“陈平奇计”建构历程中桓谭、应劭所代表的对史实还原的追求。宋人高承《事物纪原》中论述“傀儡”起源时就质疑说:“世传傀儡起于汉高祖平城之围,用陈平计,刻木为美人,立之城上,以诈冒顿阏氏,后人因此为傀儡。按《前汉·高纪》七年注应劭曰:平使画工图美女,遣遗阏氏。而无刻木事。”[35]明人陈绛亦认为,桓谭、应劭一系对“陈平奇计”细节的建构是可信的,“而他书一说云平造木偶美人,运机关,舞城上,阏氏望见以为生人,虑冒顿纳之,遂劝冒顿为退军,故马孝常诗有‘舞木跹跹雪乱飞,何人遂解白登围’之句,是徒后人以意言之耳”[36]。虽然二人没有认识到桓谭、应劭所述内容的虚构性,但都认为“木女解围”的说法不可信。这显然是站在“释史”的角度进行批判,忽视了“木女解围”相关叙事体系的文学、艺术属性。


“木女解围”的故事,还可参见袁孝政注《刘子》“阏氏开阵”,其云:“平又刻木作人,罗绮衣之为女于城上,云是汉之美女,欲将与单于。单于妻阏氏闻之,心妒忌,恐宠爱美女,遂开阵救汉军出,此皆陈平之谋计也。”[37]由于袁孝政注的年代还有争议[38],我们不能据此果断将“木女解围”故事的出现时间提前。但段安节所谓“自昔传云”,表明该叙事体系早已有之,谢观所述内容也已经是较为完善的版本。


在“陈平奇计”的建构历史中,桓谭、应劭与罗隐、段安节等人叙事体系的不同,并不仅仅局限在叙事细节、文本属性上,二者更为根本的不同是叙事路径。在建构“陈平奇计”时,“木女解围”的故事虽然借鉴、发展了桓谭、应劭的叙事内容,但段安节等人的描述都是围绕木偶人、傀儡戏展开的:谢观关于“木女”形态和运动原理的描述,表明这是一个与提线木偶类似的木偶人;罗隐根据“木女解围”这一新的叙事体系,明确将陈平作为“雕木为戏”即木偶戏、傀儡戏的创始人;段安节也指出傀儡戏起源于白登之围时的木偶人。由是观之,在罗隐、段安节等人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木女解围”已经脱离了历史范畴而成为解释傀儡戏起源的故事传说。至此,“陈平奇计”的叙事路径,由桓谭、应劭所代表的为还原历史真实而进行的“释史”,嬗变为罗隐、段安节等人的“释艺”,傀儡戏“木女解围”起源说正式形成。唐代以后,这两个叙事路径并行不悖,但内容的接受领域却判然有别。桓谭、应劭之论主要被史家采用,“木女解围”则在戏曲艺术领域频频被用来解释木傀儡戏的起源。[39]这种接受差异,也是由二者分属不同的叙事路径决定的。


四 “木女解围”叙事体系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


根据前文研究,“木女解围”的故事情节较桓谭、应劭的建构有三点不同:诱妒阏氏的是能够活动的木偶美女,军事围困发生在平城,阏氏掌控军队主力。虽然“木女解围”的完善叙事体系出现在唐代,但上述三个不同情节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其一,机关木偶美女情节的出现。该情节表面上继承、发展了桓谭、应劭所建构的美女说辞、美女图,但实际上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前文讲道,“木女解围”叙事体系主要用来解释傀儡戏的起源。因此,探究“木女解围”的形成逻辑,就必须关切到傀儡戏的发展历程。清人沈涛在《铜熨斗斋随笔·木女解围》中考证,陈平以“木女”解刘邦之围的说法始于唐代[40],现有资料也可证明这一点。而唐代正是傀儡戏兴盛的时期。唐代杜佑于《通典》中介绍傀儡戏曰:“窟垒子亦曰魁垒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北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之国亦有之,今闾市盛行焉。”[41]唐玄宗李隆基曾作《傀儡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42]“木女解围”叙事体系的出现与傀儡戏的兴盛几乎同步,唐代戏曲艺术的繁荣局面对该叙事体系形成的推动作用不言自明。


机关木偶美女的情节又是如何被杜撰出来的呢?《列子·汤问》所载“偃师献技”的故事可供参考:


周穆王西巡狩……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越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43]


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本生经·佛说国王五人经》中也有与之类似的“机关木人”故事:


时第二工巧者,转行至他国。应时国王喜诸技术。即以林木作机关木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国王闻之,令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阁而观。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进止,胜于生人。王及夫人,欢喜无量,便角翕眼,色视夫人。王遥见之,心怀忿怒,促敕侍者斩其头来。……则拔一肩榍,机关解落,碎散在地。[44]


从情节来看,上述两个故事极为相仿。其中,木偶人引起周穆王、国王妒恨的情节,与“木女解围”中的设定十分相像。季羡林根据“偃师献技”和“机关木人”两个雷同故事,推断《列子》的相关记述取材于佛典。[45]也有学者指出,《列子》的取材路径不一定是直接借鉴汉译佛典,也有可能是在汉译佛典出现之前,佛典中的故事就已在中原传播。[46]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偃师献技”的故事乃是本土起源。[47]“偃师献技”和“机关木人”这两个故事的关系尚存在一定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隋唐之前,机关木偶人相关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考虑到“‘机关木人’是天竺佛典极为重要的象喻之一”,佛经中有许多机关木人的描述。[48]唐代方才完善的“木女解围”叙事体系,其中出现机关木偶美人的情节,很有可能借鉴了“偃师献技”“机关木人”等类似故事。


其二,汉军被困平城错误认知的历史缘起。早期文献中,常有对白登之围发生地认识不清的现象,这为后世的建构留下了空间。如《汉书·韩安国传》记载韩安国在与王恢辩论时说道:“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49]相关言语,《史记》全无记载,“围于平城”“投鞍高如城者数所”的情节也完全背离史实。王鸣盛认为此次辩论“凡七往复,反覆千余言,浮文寡要,乃后世好事者借此以腾驾蔓词,效《战国策》赵武灵王骑射习战一篇,《史记》本无,班氏掇入,支赘可厌,殊不解其何取”[50]。该观点有一定的可取性:若韩安国果有上述违背事实的言论,与之辩论的王恢焉能不进行反驳?今观《汉书》所载辩论内容,基本与《新序·善谋下》的记载无异。[51]《新序》乃刘向采拾、取舍诸家材料编纂而成,那么刘邦被困平城的细节很有可能出现于《新序》编定之前,后来又影响到了“木女解围”叙事体系的建构。


其三,阏氏掌握军队情节的出现。该说法,最迟在隋朝就已显现端倪。虞世南《北堂书钞》中记录有“陈平画女开围”的典故,注曰:“《汉书》云高祖北征至平城,为单于所围七日,士卒饥困。陈平阴画好女以遗阏氏,阏氏见女像妒之,夜开西北角,高祖散走得免。”[52]“陈平阴画好女以遗阏氏”的说法,明显继承自应劭而非《汉书》。但《北堂书钞》忽略了阏氏因美女图生妒而劝谏冒顿的细节,而是安排阏氏直接解开包围圈。这一故事走向与应劭的建构不同,却与唐代“木女解围”叙事体系完全一致,可视为“木女解围”故事中阏氏掌兵情节的雏形。由是观之,《北堂书钞》所载“画女开围”的故事,正是“陈平奇计”建构历史中,从桓谭、应劭叙事体系到谢观、段安节叙事体系的中间环节。


综上所述,“木女解围”的故事是在唐代戏曲艺术兴盛、文化交流频繁的大背景下,基于“陈平奇计”已有建构而重塑起来的。该故事被用来解释傀儡戏的缘起,实现“陈平奇计”建构历程中从“释史”到“释艺”的叙事路径转变。


结 语


从现有文献来看,桓谭为解释白登之围留下的历史谜题,率先在《史记》已经搭建好的框架下对“陈平奇计”的细节进行建构。桓谭建构的美女要素被后世承袭,奠定了“陈平奇计”叙事建构的基本方向。东汉应劭将桓谭建构的美女说辞演变为更具冲击力和故事性的美女图。到了唐代,“陈平奇计”的建构出现背离《史记》《汉书》等早期文献的现象,事件发生情景、阏氏的身份都发生转变,最终形成“木女解围”的故事。该故事从诞生之初就与戏曲艺术关系密切,傀儡戏起源于“木女解围”中的机关木偶美女的说法在唐代甚为流行,反映了隋唐时期戏曲艺术的繁荣局面。后世对于“木女解围”故事的征引,也多出现在讨论傀儡戏的情境中,这已然脱离史学而转入戏曲艺术范畴。


需要说明的是,从桓谭、应劭到罗隐、段安节,他们关于“陈平奇计”内容的叙述虽有传承关系,但各自之间并不一定是直线发展、直接继承的;各叙事体系间可能存在多种过渡文本,只不过因文献散佚而无法考察。“陈平奇计”叙事体系的每次发展、转折,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审视当时历史、文化、艺术、社会的一个窗口。新叙事体系的出现,也不会导致旧有建构的消失,而是多流并进,在各自领域持续发挥影响力。


(李贝贝,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原载《戏曲研究》第129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5月版)


【注释】

[1]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册,第2500页。

[2] 目前学界涉及“陈平奇计”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桓谭、应劭等人所建构的文本上。很多学者从探析白登之围历史细节的角度,对文本的叙事细节进行考量和真伪评判,如唐人颜师古、清人梁玉绳、民国章太炎等,都是这一研究传统的先驱,当代学界亦多遵循此路径。也有学者注意到相关建构文本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如明人沈长卿在《沈氏日旦》卷二中就发现,应劭建构的“陈平奇计”,叙事内容与战国时期“张仪逃楚”的历史典故十分相似。(参见沈长卿《沈氏日旦》卷二,明崇祯刻本)今人武沐认为,后世所说的向匈奴阏氏展示美女图的情节,很有可能是在暗示汉朝答应将公主嫁与冒顿;阏氏见美女图而嫉妒之事,乃是掩饰汉高祖被迫和亲的尴尬而进行的附会。(参见武沐《匈奴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156页)其实,在桓谭、应劭之外,唐人谢观、罗隐、段安节等也曾对“陈平奇计”的已有观点进行总结,或建构新的叙事体系。对待这一部分内容,自古多从史学角度持否定态度。如段安节称“陈平奇计”的真实情况是汉朝军队利用木偶机关美女解围,宋人高承、明人陈绛等都认为段安节所述之事乃是臆测。

[3]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第6册,第2500页。

[4] 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第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63页。

[5]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第6册,第2500页。

[6] 参见班固《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第十》,第7册,第2045页。

[7]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第9册,第3499页。《汉书·匈奴传》亦是如此记载。

[8] 荀悦、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卷第三《高祖皇帝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页。

[9] 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第11册,第3813页。

[10]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第6册,第2500页。此论不见于今本《新论》,但裴骃集解所引内容应值得信任。

[11]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第6册,第2500页。

[12] 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第一》,第1册,第63页。

[13]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1170—1171页。

[14] 章太炎《征信论上》,载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15] 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第一》,第1册,第63页。

[16]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第6册,第2500页。

[17] 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第一》,第1册,第63页。

[18]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第8册,第3194页。

[19]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第9册,第3499页。

[20]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第9册,第3499页。

[21] 沈长卿《沈氏日旦》卷二,明崇祯刻本。

[22]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第7册,第2781—2782页。

[23] 参见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卷十五《楚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28—830页。

[24] 姚际恒著,顾颉刚标点《诗经通论》卷十二《小雅》,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41页。

[25] 参见武沐《匈奴史研究》,第153—156页。

[26] 参见李贝贝《西汉初年汉匈战争相关史事时间考释》,《孙子研究》2020年第5期,第90—92页。亦可参见葛亮《汉与匈奴第一个和亲约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2期,第94—99页;小军《西汉与匈奴间最初和亲约缔结时间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第35—42页。在和亲的具体时间上,以上研究虽有分歧,但皆认为汉匈第一次和亲是在白登之围后。

[27] 参见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第6册,第2493—2498页。

[28]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十三《㶟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4页。

[29] 徐陵编,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卷八,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程际盛刻本。

[30]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七十四卷《巧艺部·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8页。

[31] 谢观《汉以木女解平城围赋》,载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八《谢观》,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7870—7871页。

[32] 罗隐《木偶人》,载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九十六《罗隐三》,第9355页。

[33] 段安节撰,钱熙祚校《乐府杂录·傀儡子》,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金山钱氏刻守山阁丛书本。

[34] 《史记·韩王信列传》记载:“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第8册,第3194页)《史记·刘敬列传》云:“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第8册,第3292页)《史记·匈奴列传》也记载:“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第9册,第3499页)至于平城和白登山的位置关系,《史记·高祖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朔州定襄县,本汉平城县。县东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台,名曰白登台。《汉书·匈奴传》云冒顿围高帝于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台名,去平城七里’。李穆叔《赵记》云‘平城东七里有土山,高百余尺,方十余里’。亦谓此也。”(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第2册,第484页)《水经注·㶟水》中也写道:“今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即白登台也。台南对冈阜,即白登山也。故《汉书》称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十三《㶟水》,第314页)颜师古注《汉书·匈奴传》时亦称:“白登在平城东南,去平城十余里。”(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第11册,第3754页)上述诸文献对白登位置的记载虽有出入,但都认可其在平城之外。这也就意味着,匈奴军队围困刘邦于平城的情境是不存在的。

[35] 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第四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 陈绛撰,陶望龄等校《金罍子·上篇》卷之七,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陈昱刻本。

[37] 刘昼著,傅亚庶校释《刘子校释》卷六《妄瑕章第二十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9页。

[38] 认为袁孝政为唐人者,参见周绍恒《从刘勰负〈刘子〉候沈约的故事看该书的作者——〈刘子〉为刘昼所撰新证》,《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4—19页;张少康《再论〈刘子〉是否为刘勰所作——兼谈学术争论中的学风问题》,《岭南学报》复刊号(第一、二辑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46页。也有学者认为袁孝政非唐人,袁孝政注《刘子》乃宋人伪托。参见林其锬《〈刘子〉袁孝政注本考辨》,《诸子学刊》(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页;陈志平《论〈刘子〉在唐宋时期的流传——兼论其作者问题》,《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47—52页。

[39] 如北宋时期的陈旸在《乐书》中解释“偶人戏”时云:“世说沛公在平城为突厥围,突厥阏氏素妒忌,陈平设木偶美人舞于城上,阏氏望见而退兵。”(陈旸《乐书》卷一百八十五《乐图论·俗部·杂乐》,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除突厥乃匈奴之误外,其余细节与唐代“木女解围”的故事整体一致。再如《类说》《诗学大成》《事文类聚》介绍“傀儡”时,都对段安节等人的说法有所征引。参见曾慥《类说》卷十六《傀儡子》,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毛直方辑,林祯增辑《诗学大成》卷二十《人事门·傀儡》,明嘉靖二十年(1541)建邑书林刘氏刻本;祝穆辑,富大用补辑《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三《艺术部·倡优》,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金陵书林唐富春德寿堂刻本。类似记载还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40] 参见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八《木女解围》,清光绪间会稽章氏刻式训堂丛书本。

[41] 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乐六》,清乾隆十二年(1747)武英殿刻本。

[42] 李隆基《傀儡吟》,载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卷第六十九,明嘉靖十九年(1540)陈敬学德星堂刻本。

[43] 杨伯峻《列子集释》卷第五《汤问篇》,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9—180页。

[44] 西晋三藏竺法护译,吕有祥译注《佛说本生经》卷三《佛说国王五人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45] 参见季羡林《〈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作者的一个推测》,载《季羡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3页。相关论述,亦可参见范子烨《“机关木人”与“愚公移山”——季羡林〈列子〉成书于西晋说续貂》,《中国文化》2016年第43期,第235—244页。

[46] 参见葛刚岩《〈列子〉佛教故事与文化传播的反思》,《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60—64页。

[47] 参见罗漫《〈列子〉不伪和当代辩伪学的新思维》,《贵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61—64页;马达《“偃师献技”是列子独创的科学幻想寓言》,《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第13—16页;马达《〈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387页。

[48] 参见范子烨《“机关木人”与“愚公移山”——季羡林〈列子〉成书于西晋说续貂》,《中国文化》2016年第43期,第235—237页。

[49] 班固《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第8册,第2399页。

[50] 王鸣盛编,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五《汉书十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51] 参见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卷第十《善谋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81—1401页。

[52] 虞世南撰,孔广陶校注《北堂书钞》卷第一百一十五《武功部四·谋策五》,清光绪十四年(1888)万卷堂刻本。


编校:张   静

排版:王金武

审稿:谢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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