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双忽雷阁汇订全本曲谱》的编订及其昆曲史意义

民国著名出版家刘世珩在戏曲出版方面以《汇刻传剧》而闻名，此外，刘氏尚有编订刊行《双忽雷阁汇订全本曲谱》（下文简称《汇订全本曲谱》）的计划，这套全本曲谱由吴梅校律、刘富樑订谱。《汇订全本曲谱》已刊行者仅《汇刻传剧》所附《临春阁曲谱》《通天台曲谱》《大忽雷曲谱》三种，以往已知的传本尚有傅惜华旧藏稿本六种、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写样待刻本八种。苏州博物馆藏《霞笺记曲谱》稿本是散佚稿本之一，暂未见前人提及。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汇订全本曲谱》做专题研究，亦未梳理其存本状况。《霞笺记曲谱》稿本的发现彰显了梳理并深入研究《汇订全本曲谱》编订过程和存本面貌的学术价值。《汇订全本曲谱》为我们提供了一批详加校勘后文律皆精的剧目文本以及由订谱名家刘富樑谱曲的全本工尺谱，通过《汇订全本曲谱》探究吴梅的曲学理论与刘富樑的订谱贡献亦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世珩多番访求后于清宣统二年（1910）觅得唐代胡琴大忽雷、小忽雷，又汇刻《小忽雷》传奇、《大忽雷》杂剧，因此在“暖红室”“梦凤楼”之外又以“双忽雷阁”为室名，别号“枕雷道士”，其所汇订曲谱因以《双忽雷阁汇订全本曲谱》为名。《中国昆剧大辞典》“《暖红室汇刻传剧附刊曲谱》”条著录：“1919年暖红室刻印。吴梅正律，刘富梁订谱，刘世珩鉴定。内有《通天台》曲谱二套，《临春阁》曲谱四套，《大忽雷》曲谱二套，工尺板眼俱全，并附锣鼓节次。”[1]其中并未述及这三部曲谱所属“双忽雷阁汇订全本曲谱”系列，亦未提及《汇订全本曲谱》的其他存本。《中国昆剧大辞典》“刘富梁”条著录：“曾应刘世珩之聘，为暖红室订立了《通天台》《临春阁》和《大忽雷》三种曲谱。”[2]其实，吴梅与刘富樑参与编订的《汇订全本曲谱》不止于此。

（一）《汇订全本曲谱》的存本

《汇订全本曲谱》现存三种形式：刻本、稿本、写样待刻本。吴晓铃民国时期著录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汇订全本曲谱》时曾言及：“则所编辑固亦甚多，惟惜未经付枣，即皆散佚矣。” [3]《汇订全本曲谱》除附于暖红室《汇刻传剧》对应剧目后出版的三种外，其余剧目的全本曲谱多已散佚，学界尚未知其整体面貌和完成状况。

《汇刻传剧》附刻的《通天台曲谱》《临春阁曲谱》《大忽雷曲谱》是《汇订全本曲谱》已刊行的刻本。《汇订全本曲谱》的刻本行款均为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卷首注“枕雷道士鉴定”“大雷童嬛瑱如、小雷柳嬿琬如侍拍”及“双忽雷阁汇订全本曲谱”之次序，《通天台曲谱》为第二十二种，《临春阁曲谱》为第二十三种，《大忽雷曲谱》为第二十九种，卷末均注“长洲吴梅瞿安正律、桐乡刘富樑凤叔谱声”。《汇订全本曲谱》曲文加注工尺，删除念白、科介、脚色等提示语，曲牌加注宫调和笛调，并在各出后附“锣鼓节次”，眉批处加注说明文字。

《汇订全本曲谱》的散佚稿本已知现存七种，傅惜华旧藏《陆采南西厢记曲谱》《四声猿曲谱》《南柯记曲谱》《春灯谜曲谱》《疗妒羹曲谱》《小忽雷曲谱》六种，已被《傅惜华藏古典戏曲曲谱身段谱丛刊》影印出版，另有苏州博物馆藏《霞笺记曲谱》一种。其中《南柯记曲谱》仅第一出订谱，其余各出仅列“锣鼓节次”。傅惜华旧藏《小忽雷曲谱》与苏州博物馆藏《霞笺记曲谱》的首页如图1、图2所示。

稿本均使用交通部抄件纸书写，纸页右上角均为“第　页”字样，部分页右下角注“交通部抄件纸”。由图1、图2可见，稿本的行款与刻本完全一致，均为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刻本卷末注语“长洲吴梅瞿安正律、桐乡刘富樑凤叔谱声”在稿本中均在卷首，但其上均加注“二行移末尾行”或“长洲两行移末后一页卷终下”等字样，部分稿本卷首下方补注次序以及“枕雷道士鉴定”或“枕雷照旧”“大雷、小雷照旧”等字样，都是按照刻本形制增改。次序上，《陆采南西厢记曲谱》为第十三种、《春灯谜曲谱》为第十五种、《小忽雷曲谱》为第三十种。

《汇订全本曲谱》的写样待刻本已知现存八种，藏于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从剧目看，在傅惜华旧藏之外多《西厢记五剧曲谱》《还魂记曲谱》两种，但傅惜华旧藏六种剧目的全本曲谱为稿本，傅斯年图书馆藏八种剧目的全本曲谱为写样待刻本。根据吴晓铃《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剧曲目录》的著录，写样待刻本的版式、行款与《汇刻传剧》所附刻本完全一致，且其卷首、卷末注语亦相同。次序上，《西厢记五剧曲谱》为第一种，《还魂记曲谱》为第十一种。[4]

因此，《汇订全本曲谱》已知现存刻本三种、稿本七种、写样待刻本八种，去除稿本与写样待刻本的相同剧目以及未完成的《南柯记曲谱》后，现存十一种剧目的全本曲谱。

（二）《汇订全本曲谱》与《汇刻传剧》体系的区别

《汇订全本曲谱》系列之《通天台曲谱》《临春阁曲谱》《大忽雷曲谱》虽附于《汇刻传剧》相应剧目之后，但在体例上并不隶属于《汇刻传剧》序列，《汇刻传剧》与《汇订全本曲谱》为并行体系。

版式差异。以《临春阁》为例，其《汇刻传剧》本与《汇订全本曲谱》本卷首页如图3、图4所示。

由图3、图4可见，二者版式、行款均存在明显差异。《临春阁》在《汇刻传剧》中列“杂剧传奇汇刻第二十四种”，版心上刻“临春阁”，下刻“暖红室”，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其后所附《汇订全本曲谱》则名《临春阁一本》，列“双忽雷阁汇订全本曲谱之第二十三种”，版心上刻“临春阁曲谱”，下刻“刘氏赐书台”，半叶十行，行十八字。

内容差异。《汇订全本曲谱》与《汇刻传剧》的文本内容与正衬字区分存在部分区别。以《通天台》为例。第一出【青哥儿】一曲，《汇订全本曲谱》眉批注：“按：本调正格末二句应作上四下三七字句，吐韵，而本曲以六字一句作收，是《昙花阁》格，然不可为法。”[5]按：此曲末句，《汇刻传剧》作“则愿你老君王放一个吾邱假”，仅以“吾邱假”三字为正字，作三字句；《汇订全本曲谱》本作“则愿你老君王放一个吾丘假”，“邱”字作“丘”字，以“老君王”“吾丘假”为正字，作六字句。因此，《汇订全本曲谱》与《汇刻传剧》在文律方面均存在部分区别，内容上也可区分为两种体系。

（三）《汇订全本曲谱》的编订时间

《汇刻传剧》的刊刻始于1919年，其中已包括三种全本曲谱，表明《汇订全本曲谱》的编订在此之前已然开始。吴晓铃提及，傅斯年图书馆藏《春灯谜曲谱》书衣题“辛酉十一月初八日凤叔初校”，《小忽雷曲谱》书衣题“辛酉十月初九日刘凤叔初勘”[6]，此辛酉年为1921年，这也说明写样待刻本的编订和校勘时间较为集中。写样待刻本的校勘发生在1921年，那么傅惜华旧藏稿本《春灯谜曲谱》《小忽雷曲谱》的编订时间自然在此之前。《汇订全本曲谱》的编订时间尚可进一步界定，吴梅、刘富樑、刘世珩三人的交往活动有助于明确《汇订全本曲谱》的编订时间范围。

吴梅与刘世珩相交较早，其为《汇刻传剧》所撰校记或跋文的落款时间最早的是《董西厢校记》，其落款为“乙卯四月长洲吴梅校记”[7]，乙卯为1915年，可知吴梅最迟于1915年起已应刘世珩之邀参与《汇刻传剧》的校勘。1917年，吴梅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任教，其为许之衡《曲律易知》所撰序文言及他在北京时和许之衡、刘富樑的交游：“守白寓宣武城南，距余居不半里，而近年来晨夕过从，共研此技。又与刘君凤叔订交，三人相对，烛必见跋，所语无非曲律也，用力之勤若此。”[8]据此可知，吴梅与刘富樑相识于北京。吴梅《燕子笺跋》言：“是时刘君葱石（世珩）方欲汇订《四梦》、石巢、石渠诸曲谱，邀凤叔主其事，余因得与之上下议也。今葱石既逝，此记全谱未知是否付梓。”[9]此处也明确记录了刘世珩邀请吴梅与刘富樑共同汇订曲谱之事，吴梅明确提到他在北京时方与刘富樑相识，与此同时，刘世珩刚开始计划编订《汇订全本曲谱》。1922年，吴梅南归授曲，与刘富樑分别。吴梅为《集成曲谱》作序时言及：“往余主讲北雍，与凤叔同舍居。”[10]刘富樑也曾忆及与吴梅在北京的交往：“记当年赁屋同居，到如今参辰卯酉。”[11]可见吴、刘二人在北京期间交往颇多并同居一室，二人自北京分别后即天各一方，难得会面，因此，吴梅与刘富樑共同编订《汇订全本曲谱》应发生在二人在京期间，即1917年至1922年间。

吴梅曾提及刘富樑“尝取东塘、石巢、石渠诸曲，一一订谱”[12]，明确提及刘富樑已编订《桃花扇》、阮大铖作品、吴炳作品的全本曲谱，这些曲谱当属《汇订全本曲谱》系列。《春灯谜曲谱》稿本第二出【渔家灯】眉批云及“即余前制《燕子笺谱》亦然”[13]之语，亦佐证刘富樑已完成《燕子笺曲谱》的谱曲。较为遗憾的是，吴梅未知《燕子笺曲谱》是否付梓，至今亦未见《燕子笺曲谱》存本，其所提及刘富樑所谱诸作，现今阮大铖作品仅见《春灯谜曲谱》，吴炳作品仅见《疗妒羹曲谱》，《四梦》仅见《还魂记曲谱》《南柯记曲谱》，其余曲谱均暂未见存本。

《汇订全本曲谱》现可见11种剧目的全本曲谱，其中《通天台》《临春阁》《大忽雷》《陆采南西厢记》《四声猿》《疗妒羹》《小忽雷》《西厢记》《还魂记》9种剧目文本（非全本曲谱）已在《汇刻传剧》刊行，《春灯谜》《霞笺记》仅有暖红室所刻单行本，未在《汇刻传剧》刊行。暖红室所刻单行本以复刻底本为主，未经详细校勘，其后吴梅、刘富樑、陈维祺等人参与校勘，形成暖红室汇刻戏曲的最终成果——《汇刻传剧》。《汇订全本曲谱》与《汇刻传剧》的编订时间和校勘人员大致相同，且《通天台曲谱》《临春阁曲谱》《大忽雷曲谱》均附于《汇刻传剧》刊行，《汇订全本曲谱》的文本内容与《汇刻传剧》一脉相承，但较《汇刻传剧》仍有修订。《春灯谜》《霞笺记》二剧既未在《汇刻传剧》刊行，也暂未见暖红室其他校勘本，《汇订全本曲谱》提供了二剧更为精审的暖红室文本，也展现了《汇订全本曲谱》与《汇刻传剧》的校勘工作及其贡献。

（一）校勘《汇刻传剧》

《汇订全本曲谱》参照底本修改了《汇刻传剧》中的个别的文字，《汇刻传剧》刊行时出现的个别文字舛误，《汇订全本曲谱》也予以勘正，《汇订全本曲谱》根据曲律较《汇刻传剧》增删了部分文字。下文举例论述。

参照底本修改文字。《汇刻传剧》部分文字与底本存在异文，《汇订全本曲谱》的文字选择多与底本相同，说明《汇订全本曲谱》编订时进行了文字互校，并不盲从《汇刻传剧》。例如，《南西厢》的底本为闵遇五《会真六幻》本，其中第六出【甘州歌】“隔林忽送红袖影”一句，《汇刻传剧》改“袖”字作“衫”字；《小忽雷》的底本为东武刘氏校抄本、冯益昌抄本，其中第三十二出【牧羊关】“闻说他少年人多才俊”一句，《汇刻传剧》“多才俊”作“才多俊”。《汇订全本曲谱》均从底本而与《汇刻传剧》有异。

勘正文字舛误。《汇刻传剧》虽然整体质量较高，但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个别文字舛误，《汇订全本曲谱》多予以校正。例如，《疗妒羹》第一出【菩萨蛮】“阿妇纵然骁，儿夫太软条”句，《汇刻传剧》“纵然”误作“纵儿”；第九出【桂枝香】第三曲“道不在梅边相就，便在柳边重遘”句，《汇刻传剧》“梅边”误作“一边”；第十三出【懒画眉】第二曲 “浓点胭脂扮老娇”一句，《汇刻传剧》“浓”误作“脓”；《四声猿·狂鼓史》【青哥儿】“似秋尽壶瓜”一句，《汇刻传剧》“似”误作“以”；《小忽雷》第十一出【高阳台序】“你才擅江淹”一句，《汇刻传剧》“江淹”误作“江掩”。这些文字舛误在《汇订全本曲谱》中均已勘正。

根据曲律增删曲文。例如，《小忽雷》第二十九出【下山虎】一曲，《汇刻传剧》本及其底本曲文为：“料无缘分，再睹芳容。若得个手泽常持玩，枕衾似同。但恨他裙扇无存，钗梳绝种。这小印犹缄旧日封。你看一点梅花弄弄。想煞他会移商解换宫，看这谱越教人知重。却不道泪点荧荧透纸红。”[14]此曲共十一句。《小忽雷曲谱》第八句作“你看一点梅花弄”，删去一“弄”字作五字句，“看这谱越教人知重”后增“旧情更浓”四字一句。[15]吴梅《南北词简谱》所列【下山虎】共十二句，句格为（△表示叶韵）：4△，4△，5，4△，4，4△，7△，5△，6△，5，4△，7△。格律谱中所列【下山虎】句格均如是。《南北词简谱》尾注即云：“此为正格，各谱所收诸曲总不外此，惟平仄稍异耳。”[16]经过对比可以发现，【下山虎】第八句当为五字句，《汇刻传剧》本《小忽雷》第八句“你看一点梅花弄弄”为六字句，两“弄”字之一应为衍文，《小忽雷曲谱》删去衍文；《汇刻传剧》本《小忽雷》缺第十一句四字句，《小忽雷曲谱》增“旧情更浓”四字，与《南北词简谱》所选例曲中“事非偶然”四字平仄相同。《小忽雷曲谱》对曲文的增删完全合律。

从《汇订全本曲谱》与《汇刻传剧》的对比可以发现，《汇订全本曲谱》的编订当略晚于《汇刻传剧》，《汇刻传剧》仅附刊三种全本曲谱的现象也可佐证这一点。《汇订全本曲谱》是吴梅、刘富樑等人在编订、校勘《汇刻传剧》的基础上对剧目文本的又一次校勘，此举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二）校勘单行本

《春灯谜》《霞笺记》二剧未在《汇刻传剧》中刊行，二剧的暖红室刻本是清末所刻单行本。暖红室所刻单行本多未经详细校勘，内容上存在诸多舛误。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暖红室《春灯谜》卷末墨笔题记评道：“此刻本鲁鱼亥豕，触目皆是，不及合肥李氏所刻《桃花扇》远甚。”[17]经过文本对比可以发现，“鲁鱼亥豕，触目皆是”的评价所言不虚。现存暖红室单行本《春灯谜》《霞笺记》实应为初刻试印本，其中有多处文字挖版后留下的墨色空格，存在大量文字舛误，整体质量堪忧。

勘正文字舛误。暖红室单行本存在诸多文字舛误，例如，暖红室《霞笺记》第三出【清江引】误作【清玉引】，第十出【泣颜回】“枉着青衫”的“枉”字误作“杠”字，第十五出、第十六出【解三酲】误作【解三醒】等；《春灯谜》第三出【梁州新郎】第二曲“三峡”误作“三崃”，第二十四出【点绛唇】，“唇”误作“辱”等。另外，暖红室《霞笺记》存在内容不完整和文本顺序颠倒的问题。《霞笺记》共三十出，但暖红室《霞笺记》目录及正文仅二十七出，缺末三出，第二十七出结尾下场诗尚缺末二句。文本顺序颠倒发生在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出，与广庆堂本对比可以发现，暖红室以广庆堂本作底本时颠倒了广庆堂本下卷20叶和21叶，致使两出内容混乱，而暖红室刊行时并未发现。以上这些文字的讹、脱等问题在《汇订全本曲谱》中均已勘正。

经过版本互校选择曲文。以《霞笺记》为例。《霞笺记》另有明代汲古阁刻本，前文所述广庆堂本存在的文字舛误在汲古阁本中均不存在，《霞笺记曲谱》业已修订，这一现象已透露出《霞笺记曲谱》对汲古阁本的参考。例如，《霞笺记曲谱》第九出【打枣干】末句为“美得这等紧”，眉批注云“末句一本作‘真个美得紧’”[18]，《霞笺记曲谱》的曲文与广庆堂本、暖红室单行本相同，而汲古阁本正作“真个美得紧”。汲古阁本与广庆堂本存在诸多异文，《霞笺记曲谱》对两种版本的文本均有采择，其曲文选择是对两种版本综合比勘后的结果。

依据曲律增补曲文。例如，暖红室单行本《霞笺记》第十九出【祝英台】次曲“奋志芸窗”一句，《霞笺记曲谱》句首增加“与我”二字作六字句，诸本首曲该句亦均为六字；暖红室单行本《霞笺记》第二十六出【太师令】次曲，《霞笺记曲谱》增加“刚博得鸾笺酬唱”一句，其余诸本均无，但较之首曲，诸本此处均少一个七字句；暖红室单行本《春灯谜》第二十五出【南枝金桂】，《春灯谜曲谱》首曲增“豸冠新选”四字，次曲增“词曹风宪”四正字；暖红室单行本《春灯谜》第二十六出【山桃红】一曲，《春灯谜曲谱》增加“也”字作格律字；暖红室单行本《春灯谜》第三十九出【风入松】第六曲“也不用行财与撒帐”一句，暖红室单行本无“与”字，《春灯谜曲谱》增加“与”字。核以格律谱，《汇订全本曲谱》增补后的句格均与曲律相符。

《汇订全本曲谱》的文本校勘贡献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以上可见，《汇订全本曲谱》的曲文选择并不盲从于某一版本，而是综合对比诸版本曲文后做出自身的选择，它不仅订正了文字舛误，而且依据曲律对曲文进行增删。《汇订全本曲谱》也是暖红室汇刻戏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暖红室《汇刻传剧》的校勘工作由吴梅、刘富樑等曲学名家负责，综合对比暖红室所刻单行本与《汇刻传剧》本可以发现，《汇刻传剧》已较单行本做了大量的校正曲律的工作，整体上较为精审，因此《汇订全本曲谱》对《汇刻传剧》已刊行剧目的校律不多。《汇订全本曲谱》对曲律的勘正主要体现在《春灯谜曲谱》《霞笺记曲谱》二谱。总体来说，《汇订全本曲谱》对曲律的勘正主要有三种形式：更换曲牌、厘正集曲、修正句格。

（一）更换曲牌

通过曲牌名称对比可以发现，《汇订全本曲谱》更换了许多曲牌，一部分是由于原作所题牌名与格律谱有异，另一部分是由于曲文与牌名不符。

原作所题牌名与格律谱有异。例如，《疗妒羹曲谱》第五出改【普天乐】为【小普天乐】；《霞笺记曲谱》第十出改【高阳台】为【高阳台序】，第三十出改【朝元歌】为【朝元令】等。【朝元歌】一牌，格律谱均作【朝元令】，无【朝元歌】之名，《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于【朝元令】注言：“或作【朝元歌】，非也。”[19]【普天乐】【高阳台】二牌，《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南词新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曲谱均作是名，而《南词定律》以及吴梅《南北词简谱》正作【小普天乐】【高阳台序】，此亦可见吴梅对曲牌名称的认定和选择。

原作所题曲牌与曲文不合。例如，《疗妒羹曲谱》第十二出改【北沽美酒】为【北沽美酒带太平令】，《霞笺记曲谱》第十二出改【哭相思】为【鹧鸪天】，《春灯谜曲谱》第二十四出改【上小楼】为【石榴花】等。以《霞笺记曲谱》第十二出改【哭相思】为【鹧鸪天】为例，该曲句格为：7△，7△。7△，7△。3，3△，7△。7，7△。核以格律谱，此曲与《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南词新谱》《南词定律》《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谱所收【鹧鸪天】格律完全一致。而【哭相思】的句格应为：7△，6△。7△，6△。显然，此曲当作【鹧鸪天】。

值得关注的是《霞笺记曲谱》第二十三出改【斗宝蟾】为【黑䗫序】。《霞笺记曲谱》眉批言：

本曲原题【斗宝蟾】，误，兹勘正。旧谱或题此为【斗虾䗫】，又或题作【虾䗫序】者，盖“䗫”与“蟆”同，“虾蟆”亦名曰“黑䗫”，而“宝蟾”又为“虾蟆”之美名，故传讹也。且越调亦有【斗宝蟾】之名，尤宜详订分别，不当同为一名也。[20]

《南北词简谱》【黑䗫序】注云：“旧谱作【斗虾䗫】【斗黑麻】【虾蟆序】，皆传讹也。”[21]两处注语如出一辙，不仅佐证了吴梅参与《霞笺记曲谱》正律的事实，也体现了吴梅曲律思想的延续性。按：《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斗宝蟾】注云：“此调与今人所唱‘点检梅花’之【斗宝蟾】绝不相同，彼乃【黑麻序】，刻者误以为【斗宝蟾】，且彼系双调，此系越调，观者慎勿混也。”[22]《霞笺记曲谱》此出所用曲牌均属双调，此牌当为双调【黑䗫序】，非越调【斗宝蟾】。同时，核以格律谱也可发现，此曲句格确为【黑䗫序】。

（二）厘正集曲

《汇订全本曲谱》对集曲曲牌的厘正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改正曲为集曲。例如，《霞笺记曲谱》第二出改【逍遥乐】为【天乐逍遥】，《春灯谜曲谱》第二出改【渔家傲】为【渔家灯】等。以《霞笺记曲谱》第二出【逍遥乐】一牌为例，《霞笺记曲谱》改为【天乐逍遥】，首二句改【齐天乐】，末三句作【逍遥乐】四至末句，眉批言：“本调原题【逍遥乐】，误，兹勘正。”[23]按：此曲句格为：7，6△。4，4，4△。核以格律谱，【逍遥乐】句格为：5，7△，7△，4，4，4△。可见，此曲仅末三句合【逍遥乐】律，而首二句与【逍遥乐】不合，而【齐天乐】首二句正为7，6△，因此《霞笺记曲谱》改此曲作集曲，修改正确。

改集曲为正曲。例如，《霞笺记曲谱》第十八出改【琐窗郎】为【琐窗寒】。广庆堂本、汲古阁本、暖红室单行本《霞笺记》合头部分均作【贺新郎】，合头曲文为：“美妆，天姿国色果无双，只应叠被铺床。”[24]核以格律谱，【琐窗郎】合头三句【贺新郎】句格应为：7△，3，3△，而【琐窗寒】末三句句格正为：2△，5△，6△。显然，此曲末句并非【贺新郎】，全曲实为【琐窗寒】。

具化集曲曲牌。例如，《疗妒羹曲谱》第十五出改【五供养犯】为【供养海棠】，《霞笺记曲谱》第二十五出改【皂罗袍犯】【黄莺儿犯】【猫儿坠犯】为【皂罗莺】【黄莺袍】【猫儿坠玉枝】，《春灯谜曲谱》第八出【芙蓉三叠锦】末句集曲曲牌改【锦缠道】为【玉芙蓉】等。核以格律谱，这些修改均正确。

（三）修正句格

《汇订全本曲谱》依据曲牌的格律规范对曲牌句格进行了大量修订，主要表现为区分正衬字、补充叠唱体、区分格律字等方面。

正衬字的区分。《汇订全本曲谱》对《汇刻传剧》和暖红室单行本的正衬字做了诸多调整。以《小忽雷》为例。《汇刻传剧》本《小忽雷》已对单行本进行了大量校勘，而《小忽雷曲谱》又对《汇刻传剧》本《小忽雷》进行了校律。例如，第十六出【杏花天】末句“敢是我万里封侯歧路”，暖红室单行本均作正字[25]，《汇刻传剧》本以“敢是我”三字作衬字，改作六字句[26]，《小忽雷曲谱》以“敢是”二字作衬字，为七字句[27]。格律谱所收【杏花天】例曲多选《幽闺记》，末句均为七字句。

叠唱体的补充。许多曲牌中存在叠唱体，但底本以及暖红室《汇刻传剧》或单行本中未必注明，《汇订全本曲谱》多已补充。例如，《疗妒羹》第三出【字字双】、《霞笺记》第十七出【缕缕金】、《春灯谜》第三十五出【喜迁莺】【四门子】等。核以格律谱可以发现，《汇订全本曲谱》所增加的叠唱与曲律相符，其中许多曲牌在《南北词简谱》中已明确注明叠句的位置，例如《南北词简谱》【缕缕金】注言“末句必叠”[28]。

格律字的区分。许多曲牌中存在单字格律字，例如《疗妒羹》第十出、第二十三出【驻云飞】的“嗏”字；《疗妒羹》第十二出、《春灯谜》第十一出南北合套【收江南】的“呀”字；《疗妒羹》第十六出、《春灯谜》第八出【普天乐】的“呀”字；等等。清代格律谱多明确于单字格律字旁注“格”字，这些格律字在底本以及暖红室《汇刻传剧》或单行本中均作小字，《汇订全本曲谱》均改为大字曲文。

综合上文可以发现，《汇订全本曲谱》对曲律的勘正均从曲律实际出发，虽然经过校勘的《汇刻传剧》的曲律已较为精良，但《汇订全本曲谱》在其基础上再次细致地进行了校律工作，《汇订全本曲谱》的文本和曲律校勘工作仍应得到更多关注。吴梅《南北词简谱》创稿始于1921年，在其参与《汇订全本曲谱》编订之后，吴梅参与校订《汇订全本曲谱》的经历是《南北词简谱》成书的重要基础之一。

《汇订全本曲谱》由吴梅负责校律，刘富樑负责订谱，这批全本工尺谱自应具有较高的曲学价值。不过，由于《汇订全本曲谱》多未刊行，仅存散佚稿本、写样本，以往学界较少关注。梳理《汇订全本曲谱》编订情况和存本状况，使我们了解到多部传奇、杂剧尚存较少注意的全本工尺谱。同时，吴梅、刘富樑对于《霞笺记曲谱》曲文、曲律方面的校勘也证实了《汇订全本曲谱》的编订质量值得肯定，因此，这批全本曲谱在订谱方面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刘富樑与同时期曲家的交游活动与订谱行为体现了他在唱曲、谱曲方面的突出才能，《中国昆剧大辞典》对刘富樑的曲学活动有过详细的总结。[29]1934年，居逸鸿在上海为刘富樑举办60岁祝寿酒会，据吴梅当年1月13日日记所载，吴梅当天专程从南京赶赴上海为刘富樑祝寿：“即至逸公家。晤贾韶中、沈芷衡及凤叔，长谈五年中情况，各唱数曲，即饭。饭后，余作【桂枝香】一曲，为凤叔寿，即席制谱，俟明日唱焉。”[30]这些活动都说明刘富樑有着较高的曲学素养，在昆曲界颇有声望。订谱方面，刘富樑曾为吴梅作品订谱，与王季烈合作编订《集成曲谱》，吴梅请刘富樑为己作订谱的行为显示其对刘富樑订谱能力的肯定。《集成曲谱》是刘富樑重要的订谱之作，俞为民先生总结道：“由王季烈、刘富梁编订的《集成曲谱》可以说是近代编订的戏曲工尺谱中最为完备的一部，故其在曲坛上影响也最大。”[31]堪称的评。

重要的是，《汇订全本曲谱》是全本曲谱，其中多数剧目从未有全本曲谱传世，部分剧目甚至未见折子戏曲谱流传，刘富樑为这些剧目所订的全本曲谱具有首创性和独创性价值。例如，《疗妒羹》一剧，《纳书楹曲谱》仅录《题曲》一折，《集成曲谱》仅录《梨梦》《题曲》两折；《四声猿》一剧，《纳书楹曲谱》《集成曲谱》均仅录《骂曹》一折；《春灯谜》一剧，《纳书楹曲谱》仅录《游街》一折，《集成曲谱》未录；《汇订全本曲谱》所订《霞笺记》《小忽雷》《通天台》《临春阁》《大忽雷》等剧均未见其他折子戏以及全本曲谱传世。刘富樑在《汇订全本曲谱》的订谱中展现了他对于曲体格律和昆曲演唱的熟稔。例如，《霞笺记曲谱·题笺》【二犯江儿水】一曲，实为南曲，但在明清传奇创作和昆曲演唱中多被改为北曲，并在首句增加重唱句，《六十种曲》本《红拂记·侠女私奔》更明确注明【北二犯江儿水】，明万历刻本《霞笺记》首句亦加重唱句，均将其作为南曲北唱曲牌。《霞笺记曲谱·题笺》【二犯江儿水】谱以北曲，但附录了南曲工尺谱，眉批言：

此曲本系南词，非北词，钮少雅考订甚确，已详注《牡丹亭·虏谍》折中。俗以有重句者为北，无重句者为南，亦不足据为定论。不过遇有众唱者则声宜雄大，或变通作北调歌之，取以谐俗可也。此二曲为生、旦独唱，自以幽静为尚，更何取乎北调？因另谱南词附。[32]

刘富樑深知【二犯江儿水】南曲北唱的现象及该曲南体和北体的差异，并能从昆曲演出场面、声情的角度理解【二犯江儿水】南曲北唱的原因。

此外，《汇订全本曲谱》各出末均附“锣鼓节次”，列明该出脚色上下场和科介动作的锣鼓搭配，这一形式在工尺谱中较为少见。例如，《临春阁曲谱》第一出“锣鼓节次”为：

旦上：大鼓上场锣冒子头五记；念完上场诗归位：四记；开门仪从上：堂鼓三记接唢呐吹打收五记；唱【点绛唇】【混江龙】二曲：介二三锣；唱完接末上：五记；众进介：元场；众起马介：元场；唱【赚煞】：介二三锣；唱完旦、众同下：元场打下。[33]

《汇订全本曲谱》列明“锣鼓节次”的做法说明刘富樑订谱时对昆曲舞台排场的关注，这些曲谱并非单纯的清唱曲谱，具有服务于昆曲演出的实用性。

吴梅在《燕子笺跋》中谈到刘富樑的订谱：“《拒挑》折【宜春令】‘拚着至诚心宽待等’句，‘等’字上声，颇难下拍。凤叔别出机杼，为之妥贴安顿，两人拍手称快。”[34]可见，刘富樑为《汇订全本曲谱》订谱时吴梅也参与了商讨，吴梅的记录也反映了刘富樑所订《汇订全本曲谱》的重要曲学价值。因此，由刘富樑订谱的《汇订全本曲谱》为我们提供了一批较高质量的全本曲谱，这些全本工尺谱应得到昆曲演唱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汇订全本曲谱》由曲学大师吴梅校律、订谱名家刘富樑谱曲，是一套曲律较为精审且关注舞台排场的全本昆曲工尺谱。《汇订全本曲谱》实际上也可视作吴梅、刘富樑等人对暖红室《汇刻传剧》的再次校勘，其文本内容和格律规范具有较大的曲学贡献和研究价值，这些由名家校律、订谱的全本工尺谱对昆曲演出和昆曲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独特意义。《霞笺记曲谱》稿本的存在表明《汇订全本曲谱》仍有其他散佚作品存世的可能。《汇订全本曲谱》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学术价值，尚待系统性、专题性的考察。

（陈林超，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原载《戏曲研究》第129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