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哀悼颜长珂先生

文摘   文化   2024-08-31 00:16   北京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颜长珂先生,于2024年8月29日晚20:42分逝世,享年91岁。“戏曲研究”公众号特刊发他的个人简历和论文《〈春台班戏目〉辨证》,以志哀悼之情。


颜长珂先生千古。







颜长珂先生


颜长珂193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原籍湘乡县神童镇,现涟源市石狗乡。父亲颜昌峣,原名颜可铸,第一期官费日本留学生,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带领全家回到原籍。母亲出身于穷苦人家,生了五个子女,颜长珂最幼。小时在家练习大字、小楷,根据父亲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特点,一方面跟随父亲学一些古文诗词,一方面阅读各种新书籍。他5岁进入三乐小学,上了4年初小。1942年到蓝田上了两年高小。1944年,日寇入侵,长沙沦陷,父亲愤恨以殁。颜长珂从小学毕业。秋季,考入省立一中。因年龄幼小,不便寄宿,在家自学一年,同时跟随堂兄读《孟子》,跟随父亲朋友的女儿读《论语》。1945年,他重新考上湖南省一中。1947年,学校搬回长沙。因成绩不理想,转入娄底念到初中毕业,然后考到长沙岳云中学念高中。

 

1949年上半年,学校停课。颜长珂回到老家。当年8月,母亲去世。后颜长珂加入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湘中一支队,集中整训期间仍回到长沙。1949年11月,到天津市看望姐姐。1950年1月,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普通部在京招生的消息,报名考取,3月到沈阳报到。当时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院长是著名诗人、剧作家、画家塞克,王曼硕任副院长。教育目标是为基层培养普及文艺的干部,推动各级单位更好地开展革命文艺宣传工作。颜长珂以自己在湘中一支队的生活为素材,写了个小剧本,取名《火线》,描述小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游击队后产生思想波动,不能安心工作,准备离开,后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转变了认识。剧本得到通过,他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久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搬到了哈尔滨。经过基本培训后,学员根据个人所长分到音乐、美术、戏剧三个部。当时音乐部部长是李夫,戏剧部部长是晏甬。颜长珂分在戏剧部的普通班,学习戏剧文学,张为、吴琼分别担任辅导员。学习了剧作法、戏剧赏析、习作等系列课程。

 

1951年7月,颜长珂从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毕业,分配到东北戏曲研究院,同时在东北戏曲学校任教。1952年参加了北京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实践中逐渐培养了对戏曲的爱好,在壁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剧评,评论评剧《小女婿》。日常工作中,与戏曲名家交谈,向他们请教,学到了很多东西。1955年,东北戏曲学校整体迁往北京,与中国戏曲学校合并。晏甬任校长。颜长珂根据川剧剧本《穆桂英》移植为京剧《破洪州》,由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排演,后由崔嵬1960年拍成戏曲艺术片《穆桂英大战洪州》。

 

1956年,文化部准备建立中国戏曲学院,在中国戏曲学校成立筹备委员会。欧阳予倩为主任,晏甬为副主任。颜长珂调进筹委会,成为戏剧文学系工作人员,后来,中国戏曲学院转放入中国戏曲研究院。1958年,颜长珂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到剧目研究室工作。12月开始,先后到长沙、武汉、郑州进行剧目调研工作。1960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改为中国戏曲学院,梅兰芳任院长,张庚、晏甬任副院长。学院设戏曲文学、导演、音乐三个系,另设戏曲研究所。颜长珂在戏曲研究所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参加了一系列戏曲调研及《中国戏曲通史》的写作,先后完成了部分作家作品章节的撰写,内容包括《北杂剧作家与作品概述》《西厢记》《白兔记》《拜月亭记》《琵琶记》《桃花扇》《破窑记》《金貂记》《黄金印》、《缀白裘》中的地方戏曲剧本、楚曲《祭风台》、李玉的作品。在戏曲调研中颜长珂真切认识到,良好的演出生态正是戏曲存在和发展的坚实基础,长期以来,丰沃的乡土给了中国戏曲无尽的滋养。

 

“文革”结束后,颜长珂继续参加《中国戏曲通史》的编撰工作。1990年重印时,张庚、郭汉城两位主编责成颜长珂执笔修订,原来参加工作的何为、沈达人、龚和德、余从等人,就各自负责的内容写出修订意见,然后交颜长珂统一处理。2004年再次重印,颜长珂又根据最新研究状况参与修订。

 

在颜长珂几十年的工作中,大多数时间都是用来参与集体研究的。在集体工作中,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知识水平。有的论文,就是完成集体写作的副产品。颜长珂先生是著名戏曲理论家、戏曲史家,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戏曲研究》主编。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广泛涉及戏曲历史及艺术现状等多方面问题。著有《戏曲剧作艺术谈》《古典戏曲名作纵横谈》《中国戏曲文化》《戏曲文学论稿》《纵横谈戏录》等。

 

颜长珂先生学识广博,在戏曲史、戏曲理论、戏曲文学、戏曲评论、戏曲文献、京剧与地方戏等领域均有涉猎。治学中他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戏曲史论研究、评论等均以戏曲文学研究为依托,将“场上”观念自然融入其中。

 

颜长珂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学科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沉潜学术,不务虚声。他在涉猎的多个学术领域,均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深入的研究心得;特别是60年代参与编撰《中国戏曲通史》,在80年代后又多次主持承担该部著作的修订增删,由此而让这部重要成果更趋完善。他在主编《戏曲研究》杂志时,秉持了将深厚的史学、文学、文献学与戏曲艺术实践传统加以结合的方法,推进戏曲艺术史论研究成果的展示,让刊物始终保持创刊初心和学术立场。颜长珂先生是“前海”学术的重要缔造者、建设者,是中国戏曲研究院时期就走向成熟的主要学术中坚力量,也是“前海”学术的重要的推进者、延续者,见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传统得以奠定、成熟、发展的多个阶段,至今他的很多学术成果仍然嘉惠学林,他的学术立场仍然在持续承传,永不落伍。





《春台班戏目》辨



现藏上海图书馆,由周明泰先生捐赠的图书资料中,有一册《春台班戏目》,封面正中题“乾隆三十九年巧月立”,收录皮黄、昆曲等声腔的演出剧目七百余个,是一份颇为难得的珍贵的戏曲史料。由于其中有些疑点尚待解决,还很少被研究者引用。清代,北京有个著名的春台班,据现有材料,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后才进京的。这份戏目写有“乾隆三十九年”字样,此春台是否就是彼春台,册中所录,到底是乾隆三十九年前后还是别的时期的演出剧目,不弄清楚,使用起来,难免有些犹豫。

 

前些时候,龚和德兄给笔者看了这份《春台班戏目》的复印件,原是用毛笔抄写在老式账簿上的。宽约22厘米,高约15厘米。白纸,无格。除封面外,共42页。第一至五页,抄录《玉宝瓶》、《应天球》等本戏名目46种。第5、6页空白处写了“龙澶虎空”、“春光明媚”等字样,墨色浓重,看来是位“书法爱好者”的题词补白,只是在最后两行才写下:“三国志戏”、“单出总讲提刚(纲)全付”。从第7-33页,每页分上下两栏,上栏抄录“三国志戏”、“春台班杂出总讲提刚(纲)全付”、“全班戏名”,下栏抄录藕香堂、净香堂等“私寓”演出剧目。第34列“新戏未开总讲”四出:《盗萧后马》贰本、《天赐金》一本、《奇冤报》一本、《瑞迷罗》一本。第35-42页仍分上下两栏,开列“余三胜之戏”、“王九林之戏”、“周上奎之戏”、“陈鸾仙之戏”、“童应喜之戏”、“郑连贵之戏”、“丁鸿宝之戏”。

 

《春台班戏目》抄录于何时


《春台班戏目》抄录于何时,是不是如封面所示的乾隆年间?这是首先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从“戏目”本身探寻答案。

 

“戏目”第7页下栏开始抄录的私寓剧目单中,首列为“藕香堂”。藕香堂是旦角演员陈鸾仙的堂名,后面第38页还列有“陈鸾仙之戏”。这里所列藕香堂目,当是由陈鸾仙的徒弟演出的。陈鸾仙,名凤林(凤翎)。道光二十五年初刻《都门纪略》中,名列春台班,擅演《探母》公主(同书四喜班也有“凤林”,擅演《回龙阁》王宝钏)。他是三庆部敬义堂董秀蓉弟子。出师后,自立堂名“藕香”,时间为道光十六年(1836),见蕊珠旧史(杨懋建)道光十七年所作《长安看花记》:


凤翎,陈姓,字鸾仙。菊部中推弦索好手。演《花大汉别妻》,弹四条弦子,唱【五更转】曲,歌喉与琵琶声相答……丙申二月二十九日移居藕香堂。联升旧居也。余为作小篆题榜,曰“紫桐花馆”。


这段文字后面还注有:“三庆部,寓韩家潭敬义堂,移居小李纱帽胡同藕香堂陈。”丙申为道光十六年(1836)。他由原属三庆班转入春台班,藕香堂中弟子已能登台献艺,时间当会更晚一些。据此,《春台班戏目》第7页以后的抄录时间,应不早于藕香堂成立的1836年。


在藕香堂以下,依次还抄有净香堂、景春堂、馀庆堂、槐庆堂、景福堂、丽春堂、景庆堂、日新堂、春庆堂、玉珠堂、松桂堂的剧目单。这些私寓在清代有关史料中,记述多寡不等,亦可稍作考察。


净香堂,郑连贵堂名。“戏目”中还列有“郑连贵之戏”。据《花天尘梦录》[1]:“(郑连贵)一作连桂,字莲卿,苏州人。居寒葭潭宝善堂。主人陈金彩,三庆部旧家也。年十七,名动一时。”“既满业,出居净香堂。”此书作于道光十八年(1838),书中称郑连贵“年十七”,陈鸾仙“年十九”,则郑、陈二人可能分别出生于道光二年(1822)及嘉庆二十五年(1820)。郑连贵的徒弟中,著名的有朱双云,外号“羊毛笔”,所居曰春华堂。“晚蓄弟子,亦有盛名于时。”(见《怀芳记》)唱昆旦,壬辰年(1832)出生(见《菊部群英》)。


景春堂,朱福喜堂名。据《怀芳记》:“朱福喜,字莲卿,苏州人。所居曰景春堂。稚齿静婉若幼女,稍长温雅若书生,绝无纤媚之态,而蕴藉宜人。相对清淡,如乌衣子弟。侍坐依依,不觉其为梨园小史。戏只《湖船》、《醉归》、《独占》、《水斗》、《断桥》数出。其扮《独占》,态浓意远,情文深至,令观者其妒羡秦小官焉。禀气稍弱,惮于转喉,履氍毹恒少。”《春台班戏目》中所列景春堂剧目为:《独占》、《水斗》、《湖船》、《盗令》、《端阳》、《调青》、《看谷》、《寄柬》、《窥柬》、《学堂》,大都是昆曲折戏。其弟福寿,名延禧,字莲芬,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垂髫时,其兄挈之来京。兄故业优,强之学,遂工南北曲。”(见《昙波》)他就是著名昆旦朱莲芬,所谓同光十三绝之一。景春堂弟子中,有陈春林,字曼香,“甲辰岁(1844),年十五。演《湖船》、《盗库》、《调青》、《独占》,即颇出色。”(见《花天尘梦录》)


馀庆堂,隶春台部,主人为“汪寡妇”,见《长安看花记》。书中称:馀庆堂夙多佳品,后因故衰落。“汪寡妇蓄弟子,不惜重资聘师,教歌舞。衣轻暖,饫甘脆,视他人费信蓰。而自余居京师,七八年所见,其弟子率皆阘冗下愚,无足当一顾者。”馀庆堂弟子见诸《花天尘梦录》的有赵玉凤,字莲仙,演戏以《辟尘帕》为最著;孙玉香,自立景庆堂,另述。此外,有鲁翠云(见《法婴秘笈》)、范小金(见《明僮小录》)等。


槐庆堂,主人王长桂,字蕊仙,亦出自馀庆堂。据《辛壬癸甲录》,“壬癸之间(1832-1833),(王长桂)与(林)韵香、(潘)冠卿鼎足而立,名在第二”,“隶春台部,寓李铁拐斜街馀庆堂,移居臧家桥玉皇庙槐庆堂。”据同书,林韵香故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才十八,嘉庆二十二年生人。王长桂年岁应该和他大致相若。《长安看花记》中说道:“嘉庆二十年后所生人,道光十年后擅一时名者,韵香、蕊仙、冠卿、鸾仙、小蟾、小云次第脱身去。秋芙最后,亦于丙申(1836)夏初自立门户。”可知王长桂(蕊仙)、陈凤林(鸾仙)等都是出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以后,成名于道光十年(1830)之后,脱籍于1836年或此之前。《花天尘梦录》描述王长桂:“年十四五岁时,甚娟秀。初演《巧姻缘》、《晒鞋》、《吃药》时曲,娇媚之态,倾动一时。比年来已将近二十,犹有姣丽。专习昆曲,演《草地》、《窥浴》、《亭会》、《寄扇》诸剧,珠喉圆润,高下皆宜,以故声名历久不替。”《春台班戏目》槐庆堂名下,仅《亭会》、《盗绡》、《喂药》、《失药》、《巧合》、《寄扇》、《草地》数出。


景福堂,主人未详。弟子有汤金兰(见《法婴秘笈》)。四不头陀咸丰二年(1852)所作《昙波》云:“金兰,姓汤氏,字幼珊,年十五,长洲人。静婉有度,与穉云(周翠琴)相伯仲。”“其度《舟配》一曲,淡妆素抹,尤有凌波微步之致。”《春台班戏目》列景福堂剧目有:《回头岸》、《琵琶行》、《后约》、《乔醋》、《游(园)惊(梦)》、《舟配》、《折柳》、《说亲回话》、《挑做》(《挑帘裁衣》?)。


丽春堂,主人张金麟,字倚云,亦字绮人,苏州人。据《花天尘梦录》,其父嘉庆间供奉内廷。嘉庆二十五年(1820),张金麟生于南府官舍。道光二年裁减南府外学学生,随家人返苏州。道光十三年重来京师,入昆腔集秀班学艺,后转春台部,为胡法庆春泉堂弟子,能演全本《长生殿》。道光十八年(1838)出师,自立丽春堂。《丁年玉筍志》说他:“金麟既出名门,意态皆能不失大家风范。绰约秾郁,自然可亲。”丁酉年(1837)时,“则金麟已声名洋溢,走马帝城者,几不欲作第二人位置矣……既而见其演《絮阁》、《赐珠》二出,乃信名下固无虚士。”《怀芳记》亦称其“妆杨太真为最宜。名噪一时,为樱桃第一枝”。弟子有宋玉喜,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年十五,“演《认子》、《斩窦》、《题曲》、《絮阁》、《断桥》、《教子》、《拜年》,歌喉清婉,颇为不负师传。《风月宝鉴》扮凤姐,则非其所长。”(见《花天尘梦录》)另有朱复得,字幼云。咸丰五年(1855)时年十六岁。见《法婴秘笈》。《春台班戏目》中,丽春堂剧目有:《香山》、《打洞》、《送金》、《赠花》、《折柳》、《痴诉》、《点香》、《梳(妆)跪(池)》、《绣别》(?)、《题曲》、《赐珠》、《献发》、《窥醉》、《盘夫》、《谏父》、《相讨》(?)、《盗杀》(?)、《昭君》、《祭泸江》、《女词》、《窃草》、《教子》、《女儿国》、《捞月》、《戏妻》,为数最多。


景庆堂,主人孙玉香,馀庆堂弟子,字佩仙。《花天尘梦录》说他:“长梅仙(陈翠官)一岁(按,陈翠官道光八年生)。肤色洁白,姿态明婉。配梅仙演《闺房乐》、《金玉坠》极相称。又自演《桂子圆》(《贵子图》)(?)、《情叙》、《喂药》、《胭脂》诸剧,颇博时誉。出师后,复演《玉堂春》、《玉玲珑》、《打金枝》、《玩(浣)花溪》、《红鸾喜》、《打雁》诸折,颇有步武鸾仙之意。”道光二十六年(1846),自立景庆堂。《春台班戏目》所列景庆堂剧目为《黄金台》、《贵子图》、《金玉坠》、《浣花溪》、《打金枝》、《玉玲珑》、《红鸾喜》、《西唐传》、《游龙传》、《情叙》、《玩月》、《交送》(?),其中便有上述孙玉香的那几出拿手戏。


日新堂,主人殷采芝,可算是元老级的人物。道光七年和十一年重修安庆义园碑记,都有他的题名。曾和檀天禄、陈四“同掌春台班事”(《辛壬癸甲录》)。弟子汪全龄,在“春台十子”中号“黄带子”,演《西游记》中女儿国王,“所谓‘铜丝扭就国王头'者是也。一二年间为其师赚四五万金。”有陆翠者,字玉仙,“演《占花魁·醉归·独占》、《雷峰塔·水斗·断桥》及《荡湖船》小曲,无不以憨人妙。”又有张三福,“为女儿国相,意趣未能流动,而进止徘徊,眄睐自怜,亦后辈中可造就者。”(以上同见《丁年玉筍志》)《怀芳记》还说张三福“演《刺虎》最工”。此书作者谈道,他1857年(丁巳)入京,张三福、张(陆)翠香和张金麟等已不见于剧场了。日新堂剧目有《独占》、《雪夜》、《柳翠》、《祭江》、《赐环》、《赶妓》、《荣归》。


春庆堂,待查。主人可能为馀庆堂弟子。当时习惯,徒弟堂名,有时常取师父堂名中的一个字,如前述出自馀庆堂的槐庆堂、景庆堂即是。


玉珠堂,主人未详。《花天尘梦录》载:陈鸾仙侄孙陈美玉,字韫仙,居玉珠堂,“乙巳(1845)年十四,登场有声。演《送灯》、《代亲》、《烤火》、《奇逢》诸时曲。”《春台班戏目》所列玉珠堂剧目为:《双节烈》、《奇逢》、《拣柴》、《送灯》、《反诳》、《跪池》、《代亲》、《奇双会》、《赠剑》、《拷桃》,亦多“时曲”(花部剧目)。


松桂堂,待查。


以上这些堂名中,陈鸾仙藕香堂始立于道光十六年(1836),孙玉香景庆堂始立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有明确记载。其余各堂的授徒、演出活动,也都在这个时期。据此可知,这份《春台班戏目》自第七页起记述的内容,不会早于藕香堂立名的1836年。甚至不早于景庆堂的1846年。那么,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至六页的抄写时间了。这几页的字迹较潦草,与第七页以后多数比较规矩的楷书不同。显然是另外一人所写。我们看到,全册基本上只有这两种字体,主要是由两人抄写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十四页,又看到了与一至六页相同的字迹。前几页记的是四十六出本戏,后面这页写的,则是四出新戏,也是本戏。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是同一个人的笔迹。比如,前面《奇巧报》、《熊虎报》的“报”字,与后面《奇冤报》的“报”字;前面《金沙滩》的“金”字,与后面《天赐金》的“金”字;前后的“总讲”、“戏”和“贰本”等字,可说如出一手。因此,可以认为,这份戏目是在同一时期,主要由两人抄写完成的。时间当在道光末年左右。


关于这份戏目的来历,王芷章未刊稿《中国京剧史编年》说是出自梨园世家方秉忠家。他在稿中写道:“其家藏有《春台剧目》和许多剧本,均属(方秉忠之父)国祥所手自抄写者。”“此剧目于1933年曾由北京图书馆借来在戏曲音乐展览会上作过展出,现在不知流落什么地方。”王芷章还谈道,他曾在方秉忠的孙子方问溪《三拜楼藏曲》中,看到过嘉庆、道光时春台班独有的《完壁记》、《五彩舆》等剧本,可见方家是重视资料收存的。


方国祥,嘉庆六年(1801)生,同治十二年(1873)逝世。其父方德荣,为著名乐师,先世业茶商。“乾隆五十五年,随三庆徽班入都祝厘。抵京后,曾入禁中改正笛色、板调。用他所得的馀资,投入到春台班中,为股东之一。嘉庆十八年逝世。生子五人,最小者国祥,继承了他的家传,在春台班奏技近四十年之久。”(王芷章《中国京剧史编年》稿)方国祥的儿子方秉忠为同光时著名乐师;孙方问溪,著有《擫笛述义》、《梨园话》,可能是《春台班戏目》在方家最后的收藏者,其后转为周明泰收藏。


王芷章所述,是目前关于《春台班戏目》来历的仅有线索。方国祥道光、咸丰年间多年从艺于春台班,其父是该班“股东”。作为梨园世家,大都重视资料积存。《春台班戏目》由他抄录存留,是很有可能的。册中楷书部分,错字颇多。如一再将常见剧目《庆顶珠》写成《庆顶琳》,不像出自内行人之手,可能是请人代为抄写的。如果方国祥曾“手自抄录”,则册中行书部分(包括本戏剧目及分类标目为“三国志戏”、“单出总讲提纲全付”等)可能出自他的手笔。


如果这份《春台班戏目》果然是方国祥抄录,则此春台班自然是京城四大徽班之一的春台班了。从全目内容也证明了这点。在上述有关各堂名的材料中,明确指明隶属春台的即有藕香、馀庆、槐庆、丽春、日新诸家。另外,出自馀庆堂的景庆堂,陈鸾仙侄孙陈美玉所在的玉珠堂,也与春台班颇有瓜葛。册中记录了余三胜、王九林(龄)等七位主要演员的演出剧目。其中,余三胜、陈鸾仙(凤林)为春台台柱,已为道光二十五年刊本《都门纪略》著录。而在同书同治三年(1864)增补本中,余三胜与陈鸾仙均已不在春台(余三胜1866年去世),王九龄则在四喜班领衔。另据《清代伶官传》,陈鸾仙在咸丰年间与丁鸿宝、铜骡子等重组重庆班。这份《春台班戏目》包含了余三胜、陈鸾仙、王九龄、丁鸿宝等演员的节目单,共聚春台,济济一堂,则它的出现,似亦不应迟于咸丰初年了。


这份戏目的封面上,虽然写有“乾隆三十九年巧月立”,但册中所叙演员、堂名,都是出自乾隆乃至嘉庆以后。可以认为,抄录者只是用了一本原来写有“乾隆三十九年巧月立”字样的旧账簿。倒是左侧“春台班戏目”几个字,倒与册中行书字迹相似。如第3页《春秋笔》的“春”字,第6页“三国志戏”的“戏”字,与封面“春台班戏目”中的这两个字,结构、用笔如出一人。

 

“余三胜之戏”及其他

 

这份戏目,收录了余三胜、王九龄等7位演员的剧目单。他们是当时春台班的台柱。这对于研究余三胜等人的表演艺术以及他们所属的生、旦行当的艺术发展,乃至京剧艺术的历史,无疑都是很有价值的。

 

余三胜(1802-1866),鼎鼎大名,与程长庚、张二奎并称“老生三杰”。道光二十五年《都门杂咏·黄腔》有句:“而今特重余三胜,年少争传张二奎”(张二奎生于1814年,小余三胜12岁),在京剧史上,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的拿手戏,《都门纪略》中记得较多,也只有《定军山》、《探母》、《当锏卖马》、《双尽忠》、《捉曹放曹》、《碰碑》、《琼林宴》、《战樊城》几出。此处“余三胜之戏”则列有《探母回令》、《绝缨会》、《南阳关》等四十三出,可谓洋洋大观,非常难得。

 

王九龄(1818-1885),同治三年、光绪二年、光绪六年刊本《都门纪略》中,都名列四喜班之首。《皖优谱》说他:“二十岁后,隶四喜部最久。”看来,在四喜班之前,他还曾搭春台班。倦游逸叟(吴焘)《梨园引旧话》称:“王九龄喉音清脆,如初炙簧,如新调舌,能令听者心旷神怡。如《除三害》、《骂王朗》、《战蒲关》、《五彩舆》之海刚峰,《宫门挂带》之唐高祖,皆其擅长之剧。当时梨园中无第二人演此数剧者。程长庚亦称其独擅胜场。”作者是在光绪年间才看到王九龄的戏,那时王九龄可能是以上述诸剧“独擅胜场”。在这份戏目的“王九龄之戏”中,除《骂王朗》等唱工戏外,也有《一捧雪》等做工戏和红生戏《龙虎斗》,更有《冀州城》、《两将军》、《翠屏山》、《采石矶》等武生、武净戏,也有《监酒令》、《淤泥河》等小生戏,还有武旦戏《取金陵》、《平太仓》。《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说他:“自幼入小九合成科班,学刀马旦,演《湘江会》、《武当山》,有大刀旦之称。”看来,在改习老生后,王九龄仍曾兼演武旦戏,是一位文武兼擅多才多艺的演员。

 

第三位老生演员周上奎,列有《回龙鸽》、《赶三关》、《打金枝》等剧目三十五出,大都是唱工戏。尚未发现有关此人生平事迹的记载,甚感遗憾。

 

还有一位童应喜,也是老生演员,列《探母回令》、《双精(尽)忠》、《伐东吴》、《兴汉图》等四十出,多为唱工戏。有出《陇上麦》,有说是王九龄根据《三国演义》诸葛亮装神故事编写,是他的拿手戏之一。但“王九龄之戏”中未见列入,而见于“童应喜之戏”。查阅清代有关史料,未见童应喜事迹。1938年6月6日《小戏报》上,壹万(方问溪)《松柏庵设梨园先贤祠》文中提到了他的名字:“根据所知,松柏庵已早设有梨园先贤祠,祠中供奉梨园诸前辈牌位,如米应先(即米喜子,为程长庚师)、童应喜(首以汉调来京者)、徐文波(即松柏庵创办人,琴师徐兰沅之祖)、张二奎、余三胜、梅巧玲、时小福、杨月楼、谭鑫培、汪桂芬、方秉忠、樊锦泰、梅雨田等。”称童应喜是“首以汉调来京者”。可惜此祠已不存。另外,1935年12月3日《戏世界报》头版《我闻如是之汉剧》文中,则有“汉剧北来最早者有余三胜、范三元、童应喜”,“以后翰林陈家芬复招陈红喜、蔡桂喜等入京。”《春台班戏目》所列“童应喜之戏”大都为汉调名剧。关于童应喜,王芷章《京剧名艺人传略集》(载《戏曲论丛》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说他:“湖北人。道光初年尝与米应先等纠合徽汉两调,共组一班,嗣以力弱,不久即告解散。乃与应先又同搭入春台班中,松柏庵梨园先贤祠列应喜牌位在米应先之下、谓系首倡汉调二黄于京师之人。又据传闻谓应喜专以王帽袍带须生擅长,声调高逸,响遏行云,善拉长腔,如《探母》见娘一场之‘来'字,其腔可歌至数分钟始息,顾亦极为动听,不惹人厌。”王氏还说他“咸丰中与陈凤林、丁鸿宝等共组重庆班出演,甚能叫座。复于同治中南走沪上,出演各戏园内,辗转流离,不知所终”,则是认为童应喜即“铜骡子”了。不知是否有据。

 

此外,还有材料记载,与米应先一起来京的湖北艺人叫童德善,而不叫童应喜。见1922年9月出版的《戏杂志·京剧》第四期小隐《嫡支嫡派的皮黄戏伶人》:“前清嘉、道之际,都中昆弋式微,皮黄乃乘虚抵隙而人。始主其事者为鄂人童、米诸伶。”兹将鄂系名伶之世系列表如下:

 

米应先 童德善 龙德云

 

余三胜 余四胜 王九龄 冯柱儿 谭叫天

 

小叫天 余紫云 田桂凤 月牙红

 

……

 

童德善与童应喜是否同是一人,尚待考证。

 

旦行首列“陈鸾仙之戏”。陈鸾仙已见前述。他的名字最早可见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成书的《燕台鸿爪录》中一首诗的题目:《齐朗山饯予于冠卿宅,予使陈鸾仙(凤林)弹琵琶,歌以侑酒》。这时,陈与潘冠卿同为敬义堂弟子。前引《长安看花记》中,也曾称他为“弦索好手”。此处所列三十一个剧目,却展现了他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其中,有《探母回令》、《金水桥》、《芦花河》、《玉堂春》等唱工戏,有《胭脂虎》、《雌雄镖》等唱做并重的戏,有《破洪州》、《延安关》、《烈火旗》等刀马旦戏,也有《贪欢报》、《双沙河》、《坐楼杀惜》等做工戏乃至《打面缸》、《花大汉别妻》等玩笑戏,还有《群英会》、《黄鹤楼》等小生戏。他多方面的表演才能,不是青衣、花旦等行当所能局限的。《花天尘梦录》对他的描述:“所演剧,多与(夏)秋芙同,而眉宇间时露英气。齿牙犀利,多噍杀之音,不似秋芙娇婉也。《雁门关》、《乾坤镜》、《雌雄镖》、《胭脂虎》、《赶三关》、《玉玲珑》、《双合印》、《贪欢报》、《红鸾喜》、《延安关》等剧,无不各尽其妙。而《面缸》、《别妻》尤饶别趣。年十九,已娶妻蓄子弟矣。其姿容光艳,有出莲卿(郑莲贵)、兰生(庄清香)上者。”此书作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陈鸾仙“年十九”,当出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怀芳记》中,也有关于他的记载:“言论磊落超迈,眉宇间有英气。席间尝傲睨俗子。陈相国爱之。扮戏则《得意缘》、《玉玲珑》之类。齿既长,乃于《群英会》妆周郎,其豪可以想见。”并说:“鸾仙后随黄中丞出都,略有馀资,商于汉口,可以温饱。”此外,潘镜芙、陈墨香《梨园外史》第二回“米喜子初隶四喜”中,把陈鸾仙说成是米喜子(应先)的表哥。米喜子进京,就为投奔他而来,把两人的年辈搞错了。据湖北发现的《米氏亲谱》,米喜子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生,卒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这时,陈鸾仙还没出师呢。看来,《梨园外史》这部小说也是有虚有实,不能太当真。

 

郑连贵,净香堂主人,已见前述。“郑连贵之戏”所列剧目有《雅观楼》、《祥麟现》、《取金陵》等十八出,多为武旦、武小生戏。《花天尘梦录》说他:“年十七,名动一时。姣丽不及蕊仙(王长桂),而姿态近之。眉目清秀,身材瘦削,工跳击,善舞刀剑,有飞花滚雪之妙。演《娘子军》、《扈家庄》、《祥麟现》诸剧,有巾帼丈夫之概,而歌喉亦娇柔圆亮,口白清婉有节。”《怀芳记》则说:“妆武旦态度绝伦。凡武旦皆以跳掷相扑为长,连贵独以步骤胜。前乎连贵,后乎连贵,以武旦名者,皆莫能及也。”《怀芳记》作于清光绪二年(1876),晚《花天尘梦录》近四十年,两位作者的评论似乎同出一口,迨非过誉。《怀芳记》在记叙了郑连贵等三十余人的事迹后,写道:“余自庚子年(1840),乃命俦啸侣,把酒征歌。至癸丑(1853)出都,凡十四年。所见菊部中风华出众,令人不能忘情者,皆具于此。”这三十多位“风华出众”的演员中,与《春台班戏目》有关的,除郑连贵外,还有张金麟、陈鸾仙、丁鸿宝、王长桂、朱福喜、朱莲芬、张三福等多人。他们大都在1840-1852年间驰骋于京师剧坛。由此,我们也可再次推断此份《春台班戏目》反映的年代,也应大致是在这个时期了。顺便说一句,在关于京剧历史的叙说中,对旦角演员的介绍,一般都从胡喜禄(1827-1890)、梅巧玲(1842-1882)、时小福(1846-1900)等人说起(如《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国京剧史》)。看来,对早于此辈的陈鸾仙等这批演员,似乎也不可忽略。比如,同在春台班,陈鸾仙于道光二十五年已与余三胜同台献艺,而胡喜禄的名字则始见于同治三年刊本的《都门纪略》,是陈鸾仙的后辈。

 

最后是丁鸿宝。据《怀芳记》,他“字雪香,扬州人。鸿云堂弟子。离师后,堂名曰印雪。色黔而格俊,举止洒落,诙谐谈笑,倜傥不羁而不迕客,故近之者众”。《花天尘梦录》说他:“貌魁梧,有红侍卫之目。然换装登场,别饶风格。演《纺花》、《杀皮》、《嫁女》、《双铃记》等剧,著短皮衫,拖散脚鞋,金莲贴地,罗帕当风,道京城人口白,居然城内外小家妇。而或恣其荡逸,或肆其凶狠,或逞其刀狡,或形其战惧,无不揣摩毕肖。至《闯山》、《查关》诸折,富丽堂皇,正复大方体面,洵一时绝计矣。”看到这些笔下形容,想象后来筱翠花的舞台风姿,应是渊源有自。《双铃记》之类,固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但是,“丁鸿宝之戏”中,却首列《探母回令》、《金水桥》以及《四进士》、《回龙鸽》等剧,可见他的戏路是很宽的。还有一出《群英会》,应是饰演周瑜。按“楚曲”规矩,此脚例由正旦应工,可知正旦亦所擅长。他的剧目中,还有一出《拷桃》,即《拷打春桃》,故事源自元杂剧,京剧舞台上已不多见,汉剧仍有保留。从这份《春台班戏目》中涉及的演员和剧目来看,这个春台班确与湖北有较深的渊源。

 

余  论

 

《春台班戏目》提到的藕香堂等堂名以及郑连贵、丁鸿宝等旦角演员的名字,过去没大注意。原来以为,查找有关的材料可能比较困难,结果却出乎意料。相反地,倒是余三胜、王九龄这样鼎鼎大名的老生演员,更不要说周上奎、童应喜,在他们同时代人的文字中,却很少见到。当然这也不足为怪。在现存的那些所谓看花、评花、品花的书中,他们常常是被忽略了的。这些“梨园史料”自然有它们的价值。比如说,没有它们,关于这份《春台班戏目》的考证就更难进行下去了。但是,如果仅靠这类史料,也难以看清当时剧坛的真实状况甚至可能作出不大准确的判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在“老生三杰”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等登上剧坛之前,徽班是以旦角为重的。不知何所根据。在戏剧舞台上,判断哪个行当的位置更为重要,恐怕要从演出的剧目来看。《春台班戏目》中,取材于历史演义“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的作品占有很大分量、“三国志戏”甚至专列了一栏。在这些戏里,生、净等男脚色是其中主角,余三胜等老生演员成为戏班的中坚,自然顺理成章。不止春台班是这样。据《都门纪略》,三庆、四喜等班,也都是由程长庚、张二奎等领衔的。大景和班甚至由“任花脸”领衔。舞台充溢着阳刚之气。这些演出剧目,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突然之间涌现出来的。虽然,在此之前,很少见诸记录。而在《燕兰小谱》等书中,最为耀眼的是那些称为这个花那个花的旦角演员,其中确有不少杰出的脚色。但是,他们的演出剧目究竟能在整场戏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则是值得研究的。就徽班而言,嘉庆八年(1803)小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记》记述了三庆、春台、四喜等部不少旦角演员。他们的演出,除了一些昆曲折子戏以外,属于“乱弹”的,大都是一些小戏。如名列首位、三庆部的刘朗玉,是魏长生的高足,书中提到的拿手戏是《胭脂》、《烤火》、《闯山》、《铁弓缘》、《别妻》、《送灯》。其余演员,则有《打番》、《打雁》、《遇妻》、《踢球》、《演武》、《军门产子》、《玉鸳鸯》、《英雄谱》、《探亲》、《花鼓》、《琵琶洞》、《一枝梅》、《思春》、《拣柴》、《赠金》、《买炭》、《斋饭》、《白蛇传》、《打饼》、《打店》、《宛城》、《上坟》、《打刀》、《皮弦》、《喂药》、《顶砖》、《连相》、《打樱桃》、《乾坤镜》、《青炭》、《赶车》、《跑马》、《卖解》、《磨房串戏》、《荡湖船》等。比较大型的戏,只有《白蛇传》、《战宛城》、《乾坤镜》等少数几出。当然,由于著述者的偏好,可能有所遗漏。著名的高朗亭,身为“三庆部掌班,二黄之耆宿”,在《傻子成亲》之外,就不知还有什么擅长的好戏。上述这些戏包括他们常演的一些昆曲折子戏,如《独占》、《拷红》、《戏叔》等,与《春台班戏目》中藕香堂等堂名中人的演出剧目,是大体相当的。按照徽班惯例,这些被称为“散套”的剧目,一般都在中轴子前后上演,最为“豪客”、“贵游”瞩目。压台唱大轴,很少可能。要说徽班有段先重旦角、后重生角的历史,似未足信。当然,旦行的演出剧目,也不会仅限于上述那些。如《春台班戏目》中所列陈鸾仙等人的演出剧目,就是很丰富多样的。这些,当然也是经过长期积累,不会是突然冒出来的。其中,真正有分量,能够压得住台的,大都是一些生旦并重的戏。如“陈鸾仙之戏”中,排在前列的,就是《探母回令》、《金水桥》、《芦花河》、《胭脂虎》、《雌雄镖》、《四进士》等。遗憾的是此类剧目以前也很少见诸记载。这也难怪。陈墨香《观剧生活素描》第二部中,谈到他光绪十九年(1893)初识王瑶卿时,王瑶卿“专唱青衣”,“那时前台(指“捧角家”)还有正工青衣的议论”。在此之前,“捧角家”们对“正工青衣”及其演出剧目很少注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春台班以“孩子”著称。《梦华琐簿》称:四徽班各擅胜场,“春台曰‘孩子’。云里帝城如锦绣,万花谷春日迟迟,万紫千红,都非凡艳。而春台,则诸郎之夭夭,少好咸萃焉。奇花初胎,有心人固当以十万金铃护惜之。”所谓孩子,即指童伶。从《春台班戏目》看到,在春台搭班的私寓,就有藕香堂等十二个之多,为数可谓不少。无怪《日下看花记》中说道:“春台人倍他部,色稍次者即场上无分,以人浮于剧也。”私寓始见于徽班。乾隆时率“三庆徽”进京的余老四有深山堂,嘉庆初年来京的刘天桂有传经堂等。《辛壬癸甲录》载:“近日徽班习气,好买十岁小儿,教之歌舞。”《春台班戏目》记录了这十二个堂名的节目单,使我们对私寓的演出可以有更多的了解。馀庆堂有二十一个剧目,为数最多。这个老牌私寓的徒弟可能也是最多的。槐庆堂、日新堂最少,仅七出。各堂节目不同,各有所长,重见的只有《杠子》、《打棒》、《佳期》、《学堂》、《独占》、《巧合》、《入府》、《折柳》、《梳妆跪池》等不多几出,重合率也不高,只有一两次,大都是一些常见“大路戏”。有些重合则显示了两堂之间特殊渊源,如馀庆堂与景庆堂均有《贵子图》、《金玉坠》。景庆堂主人孙玉香出自馀庆堂,以擅演这两出戏“颇博时誉”。看来,这也是馀庆堂的看家戏。这些剧目,大都是以小生、小旦为主的昆曲或乱弹折子戏,如《侧帽馀谭》所说:“(堂名中人)搭班之前歌扇舞衫,预为自制。其间唱昆者十之五。而五之中,唱旦者居其三,唱生者居其二。大约生旦之曲,宜于浅斟低唱。雏伶喉气未充,仅能随箫管声依约附和。而观此等剧者,亦以色不以声也。”堂名中的童伶搭班唱戏,是在主人向戏班交纳了一定数量的银钱以后,才得登台的。如《梦华琐簿》载:“堂名中人初入班必纳千缗或数百缗有差,曰班底。班底有整股,有半股。整股者四日得登场演剧一出,半股者八日,曰转子。”春台班中的12家私寓的童伶,不是每场演出都有登台的机会,而是按照所交“班底”,轮流上场。主人的收入,不是来自戏班营业所得,而是依靠那些所谓贵游、豪客的眷顾。所以,春台班虽以“孩子”著称,但是,真正支撑戏班的基础,如同其他各班一样,不是称为“孩子”的“雏伶”,而是被称为“公中人”的那些演员。“孩子”们在中轴前后演出的几折“散套”,虽然可为春台班吸引某些特殊的观众,更为他们的主人赢得可观的收入,但是,真正代表着春台班艺术水平和特色的,则是余三胜、王九龄、周上奎、童应喜、陈鸾仙、郑连贵、丁鸿宝等著名演员的演出。徽班的私寓制度培养了一些演员,也摧残了不少青少年。其使童伶以色相事人的陋习,尤为人所诟病。直到1912年,辛亥革命后,才由时任正乐育化会会长的著名演员田际云申请查禁。

 

《春台班戏目》为我们了解、研究清代道光、咸丰时期的京剧,包括演出剧目、演员、戏班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值得深入探讨。它收录的七百多个剧目中,汰其重复,大约也有三四百个。其中,有些是比较罕见或未见著录的,有的则可能动摇某些习惯的说法。比如,相传为同治年间刘三(又作牛三)编写的《得意缘》(《雌雄镖》)、《胭脂虎》、《玉玲珑》、《奇女福》、《五彩舆》等剧(见《剧学月刊》三卷十期吉水《近百年来皮簧剧本作家》),就已见于此目,是陈鸾仙等演员的剧目。(顺便说一句,关于刘三,《中国京剧史》称其“字里居”,当为来自引文“名字里居未详”之误)又如《京剧谈往录》景孤血《由四大徽班时代开始到解放前的京剧编演新戏概况》中说道,《混元盒》、《窘得福》是从俞菊笙开始编的,但此目中已有这两出戏的名字。俞菊笙(1839-1914)是余三胜、王九龄等人的晚辈,同治三年刊本《都门纪略》中才有他的名字,同治末年和胡喜禄同掌春台班。又如《战马超》,有种说法是因李万春与兰月春搭档演出,旗鼓相当,才改名《两将军》。但在这份戏目中已有《两将军》的剧名。略举数例只是希望能够引起对于《春台班戏目》的关注和兴趣。

 

【注释】

*本文写作中,得龚和德、李宗白兄热情帮助,提供资料,并参阅了王芷章先生《中国京剧编年史稿》,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1] 《花天尘梦录》,清代种芝山馆主人作,由《凤城花史》上编、《凤城花史续编》、《兰馀丛记》、《评花韵语》、《燕台花镜录》汇成一帙,记述道光十六、十七、十八三年内,作者在京见闻。马彦祥藏抄本。本文材料转引自王芷章未刊稿《中国京刷史编年》。


(原载《中华戏曲》第26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4月版


编校:张   静

排版:王金武

审稿:谢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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