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世纪初参与考察印度的活动时，在新德里的街道上看到汽车避让旁若无人的大象、老牛和骆驼，看到印度火车顶上的乘客，传统与现代如此交错，感到印度确是一个复杂的文明体。
（一）汤因比说：“西方的铁更深地进入印度的灵魂”
文明的冲突是无可避讳的事实，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达二百年（1757—1947年），被征服者总是被同情的。在英国人到来以前，印度已一次又一次地为雅利安人、希腊人、西徐亚人、土耳其人和莫卧儿人所侵略。这些侵入者都给这块巨大的次大陆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的传统社会的发展。英国人的历史作用是分裂并改造了这一传统社会。阿诺德·J.汤因比说：
“印度是一个巨大的非西方社会，不仅受到西方武器的进攻和打击，而且为西方武器所蹂躏和彻底地征服，不仅为西方武器所征服，而且在那以后为西方行政官员所统治。……因而，印度与西方相处的经历比中国或土耳其与西方相处的经历更痛苦、更耻辱，比俄国或日本与西方相处的经历要痛苦、耻辱得多；然而，正因为这一原因，印度与西方的关系也密切得多。………我们西方的铁很可能更深地进入印度的灵魂。”
“西方的铁更深地进入印度的灵魂”，这就是文明的改造，这也是不可避讳的
（二）印度人说：我们从英国学到新的一课：国王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为国王而存在。
注意到，在英国殖民的二百年中，1857年爆发的辛德满运动算是比较有暴力色彩的反抗，但与其说是反抗殖民统治不如说是文明的冲突，起义的直接起因来自于宗教冒犯。当时，英国人提供一种新型步枪的弹药，这种子弹要使用预先涂过油的纸弹药筒。于是，要装载步枪，塞普族（sepoys）士兵便不得不用嘴咬开弹药筒以释放粉末。据传，这些弹药筒上的油脂包括源自牛肉的牛脂，这冒犯到印度教徒。当时有人提醒过宗教冒犯的危险。但是，在 1856 年 8 月，按照英国人的设计，在加尔各答威廉堡开始生产这种弹药筒，所使用的油脂就是印度公司提供的牛脂。1857年1月，听到关于牛油的传闻，有人嘲笑塞普族士兵，说他们咬了弹药筒以后，便失去了自己的种姓，还说这说是英国人有意摧毁当地士兵内心的宗教法典。后来，军方试图平息舆论，但一时无法否定牛油脂之说。最终引起士兵哗变，并演变成大起义。
此后，甘地提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主流。在印度国大党领导下，印度人民发起了一系列非暴力抵抗运动，包括盐税抗议、拒绝购买英国商品等。1931年，英国政府与印度国大党之间的谈判，达成盖达-伦琴纳协议，这一协议承认了印度的独立原则。1947年，印度独立运动取得最终胜利。
为什么印度人会采用非暴力手段呢？甘地的一些看法可以参考。甘地认为，印度人自身在一定程度上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负有责任，是印度人自己把印度“送给”了英国人，因为印度的统治者和人民在道德上的缺失，使得他们未能抵抗外来的统治。甘地强调：“英国人并没有夺走印度；是我们把印度给了他们。他们并不是因为其力量而占据印度，而是因为我们使他们留了下来。”甘地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当然持否定态度，但他也认为英国人作为统治者同样是有人性的，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斗争方式，通过自苦表现出对他们真诚的爱，并促使其改正错误。
印度人的思路，可以听听曾三次担任国大党（1885年建立）主席的印度商人达达布黑·挪罗齐(1825-1917年)的一次主席致辞：
“喂，那么,我们这次开会的宗旨是什么呢?……我简单地提个问题：这个大会是进行煽动、促成反对英国政府的叛乱的场所(众人喊道：‘不对，不对。’),还是英国政府的稳定的基础中的另一块铺石呢(众人喊道：‘是的，是的。’)?只能有一个回答，你们已经给了。……让我们象男子汉一样直言不讳，宣布我们忠于脊骨(欢呼声),宣布我们了解英国的统治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宣布我们充分地意识到英国所给予我们的教育——新的光明，它已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使我们从黑暗转入光明，并教给我们以新的一课：国王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为国王而存在。这新的一课，我们是仅仅靠自由的英国文明之光、在亚洲专制主义的黑暗中学到的(响亮的欢呼）。”
看得出，印度与英国的历史恩怨中包含复杂的文明史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仇恨问题。
（三）赫拉利说：现代的印度仍然像是大英帝国的孩子
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在《人类简史》触及了印度与英国的复杂文明关系。
赫拉利说，有些学说和政治运动主张要把人类文化里的帝国主义成分全部洗净，只留下所谓纯净、真正的文明，这种想法顶多就是一厢情愿；至于最坏的情况，则根本就是粗暴的民族主义和偏执狂。事实上，现存的所有人类文化，至少都有一部分是帝国和帝国文明的遗绪，任何以学术或政治为名的手术，如果想把所有帝国的部位一次切除，病人也就必然魂归九霄。
赫拉利以印度为例，可以想想现在独立的印度与之前英属印度之间的爱恨情仇。英国征服占领印度的时候，数百万印度人因而丧命，更有上亿印度人遭到凌辱和剥削。然而，还是有许多印度人热切接受了像是民族自决和人权的西方思想；等到英国拒绝遵守这些价值、给予印度人平等权利的时候，他们更大为不满。
然而，现代的印度仍然像是大英帝国的孩子。虽然英国人杀害、伤害、迫害了印度人，但也是英国人统一了印度大陆上原本错综复杂而互相交战的王国、公国和部落，建立起共同的民族意识，并形成一个或多或少以单一政治实体来运作的国家。英国人奠定了印度司法系统的基础，创立了印度的行政架构，还建立了对经济整合至关重要的铁路网。西方民主以英国为代表，而印度独立后也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作为其政府形式。直到现在，英语仍是印度大陆的通用语言，让以北印度语（Hindi）、泰米尔语（Tamil）和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为母语的人都可以用这种中性的语言来沟通。印度人热衷于板球运动，也爱喝茶（chai），但这两者都是英国留下的。印度要到19世纪中叶，才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引进并开始出现商业茶园。正是那些势利眼的英国“阁下”（sahib），将喝茶的习惯传遍印度大陆。
今天会有多少印度人认为，为了去除帝国的一切，就该让大家来投票，看看是否应该抛弃民主、英语、铁路网、司法系统、板球和茶？就算真的成案了，光是“投票”这件事，不也得感谢过去殖民者的教导？
就算我们真的要完全去除掉某个残暴帝国的遗绪，希望能够重建并维护在那之前的“纯正”文化，很有可能最后恢复的也不过是更之前、没那么残暴的帝国留下的文化。就像是有些人对于英国阁下在印度留下的文化十分反感，一心除之而后快，但在无意中恢复的却是同属征服者的莫卧儿帝国以及德里苏丹国（Sultanate of Delhi）的文化。而且，如果想再消除这些穆斯林帝国的影响，恢复“纯正印度文化”，恢复的又是笈多帝国（Gupta Empire）、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和孔雀王朝的文化。如果极端印度民族主义要摧毁所有由英国征服者留下的建筑（像是孟买火车站），那像是泰姬玛哈陵这种由穆斯林征服者留下的建筑，又该如何？
赫拉利说得好，没有人真正知道该如何解决文化遗绪这个棘手的问题。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第一步就是认清这种两难的复杂程度，知道历史就是无法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当然，除非我们愿意承认，自己常常就是跟着走坏人的路。
（四）马克思：宁愿让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而不愿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
也许我们可以说，赫拉利算什么？为什么要听他的呢？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马克思是这么说的，在中国还不至于不把马克思当成回事吧，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开篇就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上权力被它的总督们摧毁，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摧毁，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摧毁；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这是一个不仅存在着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之间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势上面的社会。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这里，以大莫卧儿的统治始，以英国的统治终（当然，到马克思说此话一百年以后，印度获得了独立）。
马克思尖锐地提出，“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
大莫卧儿的统治又是一个与蒙古人有关的事件。莫卧儿帝国之前，穆斯林于1206年建立了德里素丹国（北印度在内）。这是一个并无统治能力的帝国，1526年被巴布尔率领的军队击败。巴布尔建立了莫卧儿帝国，他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其实是一位逊尼派穆斯林，也可以说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因而，他的胜利是正统派伊斯兰教的胜利，莫卧儿帝国的全盛时期，领土几乎囊括整个南亚次大陆，包括阿富汗等地。莫卧儿帝国上层建筑是穆斯林，而基础却是印度教。马克思的文章实际上的结论就是，宁愿让印度被英国征服叶不愿它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包括突厥化的蒙古王朝——莫卧儿帝国。
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中如此描述了穆斯林对印度统治状况，“穆斯林在人数上居少数地位，且完全以较大型城市为根据地。他们要想统治全国，除采取系统的恐怖手段外别无他法。残酷成了常规：火刑，或当场处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或刺刑，各种独出心裁的拷打……印度教寺庙被毁，取而代之的是清真寺。有时还出现强迫改宗的局面。哪里出现反叛，哪里就当即遭到残酷的镇压：房屋被焚毁，乡村被夷为废墟，男人遭到杀戮，妇女则被充作奴隶。”莫卧儿帝国与德里素丹国相较，“带有同样的暴力，同样的强制性共存，同样苛重的税收，以及同样的成功。”如，“同样的暴力：伊斯兰靠敬畏进行统治，并把其奢华建立在印度的普遍贫穷上。也许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一方面是令西方旅行家称羡不已的神话般的财富，另一方面则是一连串的饥荒，是高得惊人的死亡率和不计其数的儿童被其家庭遗弃或出卖。”1757年英国人占领孟加拉，标志着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开始。布罗代尔认为，从长距离的论述比较来看，“伊斯兰的专断统治，不管造成了别的多么多的后果，但相比于与西方的接触，对印度社会的影响要小。”
当然，马克思不会因为英国的影响大于穆斯林而宁肯接受英国对印度的征服，马克思着眼的就是文明的价值比较。就贫困与落后而言，英国人的统治不见得比莫卧儿帝国好多少。
布罗代尔描述了十八世纪即将结束时的印度状况，“印度是一个由不计其数的村落和通常非常贫穷的农民构成的农业世界，一片片的草棚现在（1962年）在马德拉斯（Madras）附近和其他不少地区仍可以看到。‘墙用晾干的泥坯砌成，房顶上交叉铺着棕榈叶，唯一的入口是一道低矮的门……用干牛粪作燃料燃烧起来的烟，尽其可能地从房顶的裂缝中冒出去。’但这些村落构成了联系紧密、稳定而自治自足的公社，它们由一个首领或长老议事会治理，这些人在有些地区甚至组织土地的重新分配。村子里也会有工匠，如铁匠、木匠、锯匠和金匠等，他们几百年来世代相传地从事同一种行当，换得的是实物报酬，分得村落收成的一部分。这些村落中有一些拥有奴隶，他们为较富裕的农民服务，负责饲养家畜、收拾家务和纺织。公社作为一个整体负担向邦国或最近的领主缴纳税收或者组织劳动。它们的收成和劳动有一部分用在别的地方，供印度政府控制的地处遥远的少数城市使用，从中却得不到任何回报。税收是城市与乡村之间保持的唯一的联系，后者无力购买城市进口或制造的任何物品。城市的工业产品仍然是奢侈品，供城市中少数居民使用，或供出口之用。”“村落的这种古老的生存经济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村子里既有农民也有工匠，因而除盐和铁外，它对外界的需求微乎其微，形成一个几乎封闭的系统。”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亦指出：“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各种生产品的工具，所以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交换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1848年在英国下院的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曾经证明：
‘在坎迪什，每夸特小麦售价是6—8先令，而在布纳却高达64—70先令，那里的居民饿死在街头，粮食却无法从坎德什运来，因为泥路泥泞不堪，无法通行。’”
尽管如此，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印度是持续衰退的，而英国人却在改变着，让印度逐渐走向现代化。
马克思说，英国人“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尽管如此，这种工作还是开始了。”
“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前提。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存下去。由不列颠的教官组织和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外国入侵者就要成为战利品的必要条件。第一次被引进亚洲社会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当地印度人中间，正在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而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
马克思说英国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毁灭了印度的文明”，这当然就是文明的冲突。
文明因冲突而毁灭可以无动于衷吗？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中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某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马克思所持是文明视野，他接着说，“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服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践人了。”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总结了英国与印度的文明冲突的意义，“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由此，英国是在不自觉地把工业文明带到殖民地，实际上发挥了一种历史作用——为世界新的文明打下基础，“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五）尼赫鲁承认，印度将被西方文明击败，这对成千上万忍饥挨饿的人来说意味着面包。
现代印度政治家尼赫鲁说，“印度古代文化永远活在它自身之中。它在默默地、竭尽全力地与一个新的、无所不能的对手做斗争，这个对手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它将被击败，因为西方带来了科学；而科学对成千上万忍饥挨饿的人来说意味着面包。”尼赫鲁就是将印度的传统与西方影响的博弈看成一种文明的冲突，他承认传统将被击败，因为新的外来文明带来了科学——他是在工业化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的，只有实行工业化才能直接地提高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水平直接决定对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旧的亚洲式的社会被消灭了，一个西方式的现代社会得以奠定基础。
当然，文明的冲突带来的好处并非是某种良好的主观愿望所致，落后地区的民族不必心存感激，但如何正确行事，应该心中有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