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一氓因余立金获连坐罪
李一氓(1903—1990)是党内一位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一位有文人气质的人物,最后官至中联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李一氓是四川省彭州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后在中央特科工作。参加过长征,并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李一氓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学校长等职。
读《李一氓回忆录》,很有兴味。抗战期间,李一氓在皖南受命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皖南事变中,李一氓与几个战友有幸逃脱了国民党军队的搜捕,而这几个战友中就有余立金,
余
立金(1913—1978),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化大革命时任空军政委。1968年3月,中央突然召开大会,宣布杨成武(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时任空军政委)、傅崇碧(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新反扑”的代表人物,逮捕入狱,此即所谓“杨、余、傅事件”。
由于李一氓是余立金的战友,又有皖南事变时共同逃脱国民党搜捕的经历,于是厄运也降临李一氓的头上。很快,李一氓被空军专案组逮捕,投入狱中。
(二)李一氓的“请室”生活
有文人气的李一氓在回忆录中说自己过了五年的“请室”生活。
何谓“请室”?“请室”一词出自《汉书·张汤传》:“上以汤为御史大夫,请室诏狱。”这里的“请室”实际上是指一种特别的监禁场所,用于关押那些需要皇帝亲自下诏才能审讯的重要官员或贵族。后来,“请室”就逐渐演变成了对监狱的一种较为含蓄的说法。在中国古代,监狱有时会被雅称为“请室”。这种称呼主要是为了避讳直接使用“监狱”这样的词汇,因为监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通常与负面的、不吉利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用“请室”这样的词来指代监狱,则显得更为委婉和文雅。
李一氓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五年的“请室”生活是惨淡的。冬天房子里面虽然有暖气片,但也很冷,棉被不成棉被,也没有枕头,要拿《毛选》当枕头是不允许的,大概是怕亵渎神灵。一日三餐,一个星期除一两次面食之外,全是窝窝头。一个星期大概有一次猪肉。(备注:那个时候,一般的老百姓一周是吃不到一次肉的),那个时候只嫌动物油少,不嫌动物油多,香极了。在蔬菜上最苛刻的是,他们把白菜心儿吃掉了,煮给我们的全是白菜帮子。芹菜他们吃了芹菜杆儿,煮给我们的全是芹菜叶子,很苦。据说可以治高血压,但我也没有高血压这个病。看病也是不像样子,不管你生什么病,无非给你两片阿司匹林。有个女医生特别盛气凌人,好像全中国只有她一个人革命的样子。牙科医生稍微好一点。我曾经拔过牙齿,也补过牙齿,医生给了几片止痛药,一包漱口的盐。离开治疗室以后,管理员随手就把那包止痛药片丢在路旁边,只递给我一包盐。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周勃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曾讲了这么
一句话:“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可见监狱制度和狱吏的严苛,
在封建时代是很厉害的,连统率过百万大军的周勃,都大为感慨。
在监狱五年,我不愿意给那些所谓“狱吏”找麻烦。我认为同狱吏吵吵闹
闹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把你捉起来关进来,不是他们的权力,要把你放出
去,也不是他们的权力,另有其人。他们不过是奉命把你看守住,不让你自杀
他们就能够交差了。1983年我还去过那里,典狱长把我当贵宾招待,还在他们招待所的餐厅吃了一顿很好的午饭。我重新参观了当年我住过的那些楼房。他还说,据记载,我这五年是最守规矩的一个。大家当成笑话。我只得告诉他,我的哲学是:你们无权把我捉进来,你们也无权把我放走,我没有必要同你们大吵大闹。
(三)是谁允许在监狱里实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
李一氓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
1972年,刘建章夫人刘淑清同志把监狱情形写了一封信,信居然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看了居然无所顾虑地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就指示三条,最后一条中间有这么一句话,“凡属主席指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这样他们也老实地进到我的寝室来了,念了这两个文件。我就说,这个跟我无关,我并没有拿什么法西斯的办法对付谁,这是指你们,只要以后你们遵照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就算不错了。
根据这个情况,公安部长李震也着了忙。他们大概把被关押的干部分别了一下,腾出一幢楼专门来安排某一类干部,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褥子也加了一张,被子也改成好被子了。主要的是改善了伙食,不再吃窝窝头了。每顿都是一个带肉的菜,有时候早晨还发一个鸡蛋。那时正是冬天(1973年1月),有时甚至于还吃上了西红柿和黄瓜,这大概是伙食费增加了的缘故。三磅的热水瓶也换成五磅的热水瓶。家属去探视的时候,也准许带去一些食品,如肉食和糖果。生活大为改善了。
毛主席批示说这种法西斯的方法是谁人规定的,我自然更无法知道是谁人规定的。可是至今也没有人出来承认是他规定的,当然我也不能随便猜想是谁人规定的。大概只有将来搞“毛著”注释的同志会有名有姓地指出这是谁人规定的了。我很难加以解释。一些经过长征,有四十多年党龄的干部,党听信半句谣言,就把他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且在事情已经弄清楚以后,还一直关在那里不理,党对于党自己这样的成员都没有底了。既然作为主席的毛泽东已经公开认定这是法西斯的方式,那么涉及到我这个时期的回忆,我把最没有多大意义的五年的“请室”生活,做这么一点轻描淡写,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