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命至上”标示时代进步
“生命至上”只是一句话吗？当然不是。可是，在深圳九月十八日发生杀害小朋友的案件以后，居然有人——还是一个副县长说出了“杀个小孩多大事儿？”的话，其残忍，其冷酷，其无人性，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抗疫期间，中央媒体和高层领导的讲话中，到处都是“生命至上”的口号，这很好，让人感到暖心。比起曾经经历过的草菅人命的时期——多少走投无路的自尽者，多少被无端处死的无辜者，多少在无谓的“武斗”中丧命枪林弹雨中的冤魂（我在血腥的1967年8月，在县城广场亲眼看到一卡车的死尸被卸下，真可谓“流遍了郊原血”），时代总算进步了。
可是，就在当下，居然有县级官员说“杀个小孩多大事儿？”，这至少应该算是公然对抗上级，上级应该不是一般的生气吧？
（二）任何政治立场都不可以为杀害无辜者的行为辩护
如果让这位副县长辩护的话，他当然有一套说辞，无非是政治立场云云。
政治立场就可以杀无辜者吗?还是一个儿童。那就说说政治吧。
1945年11月20日，国际军事法庭移至德国纽伦堡城。开庭后，由首席检察官、美国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首先宣读总起诉书。杰克逊大法官的法庭陈词堪称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陈词之一，他说，“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是被精心策划的、是极端恶毒的、是充满破坏性的，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它们被忽视而不接收审判，更无法容忍他们再次卷土重来。”
在这场审讯中，作为被告的纳粹分子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他们以政治意识形态为理由，说发动侵略战争是保护德国免遭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杰克逊在法庭演说中回应道：“他们的信念及学说，仅仅与动机、目的、学知、意图一样，与我们的审判无关。”审判关注的是，“没有哪半个世纪曾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如此的残酷与非人道，如此大规模地将人们放逐到奴役的状态，如此灭绝少数人种。任何酷吏的恐怖统治相比于纳粹的罪行，也显得黯然失色。”杰克逊的回应是对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剥夺生命的理由，他坚守的法律原则就是“生命至上”，任何意识形态也不能超越之。
至今，德国法西斯、日本法西斯在道义上受到的指控基本上是全球公认的。显然，这首先取决于法西斯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特别明显的反人类罪行，奥斯威辛集中营成为人类永远的噩梦，这里有约110万人被夺去生命。
一套可以为杀害无辜者行为辩护的说辞，只能是法西斯主义的、恐怖主义的说辞。
（三）生命为什么必须至上？
生命是人的生命，提出“生命至上”，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在朝着一个最需要形成共识的方向努力。人的生命是自然赋予的，但人不能在与社会无关的自然中生存，只能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空间形式，世界的主体是人，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不是其他，马克思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对接点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美国学者海德利•布尔（Hedley Bull）说：“全人类所处之社会的最终单位不是国家、部落、帝国、阶级或党派等团体，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永久且不可毁灭的个人”。认识到这一点便意味着发生了对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的确认。
必须承认，尽管世界在现在、当下依然存在战争，但比起古代来，战争行为已经少多了。现代人终而发现，发起战争的理由可以有许多——从政治、经济、领土到宗教、意识形态等等，所有理由都可以冠冕堂皇，但是，拒绝战争的理由只需要一条就足矣，这就是对人的生命的珍惜、怜悯和保护。当然，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惩罚那些摧毁“生命至上”的恶魔，是拯救生命的。
诗圣杜甫诗云:“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战争总归是绞肉机，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康德说得好，“人的生命没有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因为世界上没有类似生命的东西，也不可能在生命之间进行比较。”就是说，人的生命是一次性的、唯一性的，人人如此，政治制度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要去保护人的生命，使之不在不可避免的自然灾难之外丧失掉。即使发生自然灾难，救助生命也是第一位的工作。
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价值观革命尽管未能马上有效制止战争的杀戮，但其滞后的影响毕竟是伟大的。正由于二十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也就开启了现代世界史的最大政治共识——1945年10月联合国成立，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序言指出：“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并为达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联合国之宗旨首条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看得出，联合国以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为基本宗旨，立论于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的重申，这正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思想主流之成果。人权、人道主义的价值观革命未能阻止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甚为遗憾，但是，这一价值观在战后成为联合国的宗旨，这对人类共识的形成，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四）“生命至上”事关中国的“可信、可爱、可敬”形象
中国人怎么看待人的生命的价值，这关系到中国的“可信、可爱、可敬”形象的问题。
近日，记述二战时英军战俘悲惨遭遇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广受好评——在英国的电影院，观众流出了眼泪，他们在为普通中国渔民的人道主义精神感动。这部由中国海洋科学调查专家和制片人方励导演的纪录片，通过还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悲剧的细节，让观众充分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可贵。
1942年9月，日军将关押在香港的1816名英军战俘押上武装客货轮“里斯本丸”（Lisbon Maru），启航前往日本。10月1日，“里斯本丸”驶抵浙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时，被美军潜艇当作日本军事目标击中。日本军方将受创船上的日军接走，并将船拖到浙江东极岛附近，同时用木板封死所有战俘舱口，以防战俘逃走。部分战俘强行打开船舱，跳海逃生。
东极岛上百户渔民发现海上有落难人员后，立即自发驾驶几十条小渔船去救人，从上午一直到天黑，来来回回，共救起384名英军战俘，但大部分生还战俘再被日军捕获，送到日本去做苦力。只有数名战俘在渔民掩护下躲过去了，辗转到了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馆。
里斯本丸沉没事件与中国有关的就是两点，一是中国人方励努力还原“里斯本丸”沉没的真相，告之罹难者后人，告慰亡灵；一是浙江渔民当年冒着危险救英国战俘的义举。
作为一部反战影片，《里斯本丸沉没》没有简单直白地痛斥日军的暴行，也没有刻意夸大中国渔民救人的精神，而是让事实说话，客观展现人性的黑暗与光辉，揭示战争给普通人的生命带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方励导演说，这部影片就是想用真实的历史告诉大家，战争可以毁掉一切，要远离战争，珍惜和平。《里斯本丸沉没》就是中国人“生命至上”信念的展示，这样的中国形象是不可能为世界拒绝的。
如果说，战争期间“生命至上”的信念事实上难以普遍坚持，难道和平时期还能找到理由来原谅杀害无辜者生命的凶残行为吗？！人之底线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