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22的文化事件：被放逐的知识分子
俄罗斯学者格奥尔吉耶娃在苏联解体后出版的《俄罗斯文化史》中叙述了十月革命以后发生的放逐知识分子事件：
1917年革命引起了大规模知识分子移居国外。在十月革命之后和后来的国内战争期间，从俄罗斯移居出国的公民人数达到了150万，在这些移民当中，主要是知识界人士。1922年，一批所谓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潜在朋友”被驱逐出境，其中包括160名最杰出的俄罗斯哲学家、学者、工程师、农学家等，在他们当中，还有莫斯科大学和彼得格勒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系主任、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馆长及其私人秘书B．布尔加科夫以及一大批俄罗斯知识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另外，当时留在国外的还有两个科学考察团，他们在此之前是奉沙皇政府之命，特意前去援助盟友法国和萨洛尼卡(希腊)的。截止到1922年，苏俄政府驱逐出境和逃亡的俄罗斯公民已达1000万人。
由于离境的很多知识分子是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家，所以历史上又将此次事件称为“哲学船事件”或“列宁船事件”。
放逐的经费，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及其家属是自费的，公开的档案材料证实了这一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公布的一份档案材料中，就列举了从莫斯科到柏林途中的具体花销费用：“1.从莫斯科驱逐一个人至柏林，必须支付：（1）签证——4900万卢布；（2）两昼夜路程食品——800万卢布；（3）从莫斯科至谢别日火车票——……”
（二）俄国是一个文化匮乏的国家
列宁当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比较各国文化发展水平的时候，他总是把西欧国家视为文明国家，赞扬西欧国家为“文明国家”、“有文化的国家”、“较有文化的国家”，承认“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整个文化，其中包括群众的文化。”
他说：“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接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的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根据1915年的一份数据写道：无论在大俄罗斯或小俄罗斯，工商阶层的文盲更为普遍。如果小俄罗斯省的贵族选民中，文盲只占6%，那么，城市选民中文盲便占73．51％。基辅省的文盲选民占选民总数的50．83％。在沃龙涅什省占55．27%；在莫斯科省占33．17%，等等。彼得堡省仿佛是一个出色的，甚至奇特的例外，其文盲选民在贵族选民中仅占4．88%，而在城市选民中更下降为零。但是，那里列入城市选民数字中的人数不多。俄国工商阶层，在当时是比贵族等级更缺少文化的。
米罗洛夫：《俄国社会史》的数据是：20世纪初，只有贵族和僧侣(占全俄人口的2％) 扫除了文盲；其他等级的识字率只相当于西欧国家17世纪的水平。18世纪末，俄国9岁以上男性识字率为6％，1850年为19％，1913年为54％，女性的相应比率为4％、10％和26％。因为并非所有识字的人都能读到书籍，而且认为有必要阅读，所以，俄国人的有效识字率实际更低。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农民对阅读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阅读是贵族和僧侣的事。改革后，人们也主要阅读宗教书籍，认为世俗书籍有害，会引导人们误入歧途。19世纪中叶，俄国读书的人只有60万——100万，占总人口的1％——1.5％，到19世纪末，读书的人增加到300万——400万，占总人口的3%——4％。
（三）普列汉诺夫：不要在没有文化的国家搞革命
由于俄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十月革命前后，孟什维克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曾利用俄国文化的落后性，拼命攻击俄国革命，以俄国缺乏必要的文化前提为借口，预言布尔什维克革命必然走向失败和破产。
孟什维克的这种思路，1999年公布的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1918年）有所披露：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别产生于1903年，在战前年代迅速壮大，目前是一支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力量。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出现和方兴未艾的客观原因是俄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失去阶级特性的分子人数众多，俄国人不识字、没有文化。主观原因我以前已经提到过。但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什么全新的思潮。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早就萦回于革命者的脑际。雅各宾党人、布朗基、巴枯宁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巴黎公社的许多参加者在策略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的那样，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
“我不止一次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以及迷恋于他们的空话和错误口号的人，在革命行动中不要仓猝行事，不要犯冒险主义。我过去和现在都说：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拥护列宁的人或‘半列宁分子’会问我说：‘不错，但是难道不能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消灭文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和自觉，迅速增加工人的人数和发展生产力吗?’我回答说：‘不，不能!’
“首先，不能破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这样做不会不受惩罚。其次。群众的文化和自觉是社会因素，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当然也存在反馈作用。第三，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后，把生产力远远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相反的革命形势。只有现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中才不会有对抗性矛盾。类似的不适应产生了新的、前所未见的矛盾，其冲突的激烈程度不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小，甚至还要大。第四，俄国历史的现阶段政权不可能属于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
列宁同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争论，实质上是关系着落后国家能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和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坐待经济文化条件的成熟之后，再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呢?还是在革命条件成熟时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然后再发展经济和文化呢?列宁对理论教条主义说了“不”，列宁说，“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当然，当我们夺取政权之后，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进行文化革命。
（三）大放逐之前高尔基的努力
1919年10月6日，高尔基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发去了一封信，就逮捕科研人员一事发表了看法：“我认为逮捕这些人是野蛮行为，是残害国家精英”，“苏维埃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在同月写给列宁的信中，高尔基呼吁：“请不要将政客化的知识分子同具有学术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混为一谈”，在白卫军那一方“几乎没有什么正派人，没有一个学术界巨匠，他们都还站在我们这一边，而且这些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并不是为了搞阴谋，而是真诚地希望新制度能够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广阔的天地，他们在工作，而且是在凭良知工作！”“现在，对于我们而言，有学问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宝贵，正是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才能用其智力使国家变得富裕起来，使国家发达起来”。
（四）托洛茨基的解释很有意思：放逐是人道行为，避免了未来的残酷
1922年8月30日的《消息报》刊登了托洛茨基为驱逐行动所作的辩护：“被驱逐和我们将要驱逐的那些人并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但他们却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的潜在武器。一旦出现新的军事紧张局面……所有这些不可调和和不肯改正的分子就会成为敌人的军事和政治间谍。而我们不得不根据战时法令对他们处以极刑。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和平时期我们预先将他们驱逐出境的原因。”很显然，在托洛茨基看来，将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还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考虑，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满意但不杀害，放逐不失为一条生路。
（五）一个被放逐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罪过
苏俄国家政治保安局1922年8月19日给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作的定性结论是：“自十月革命以来的5年时间里，他不仅一直对苏俄工农政权不满，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反苏活动，而且利用目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外交困境，加紧反革命活动……”
但是，根据审讯材料看，别尔嘉耶夫只是在受审时坦诚地表示“不能赞成阶级观点”，并且“一视同仁地认为，不论是贵族的意识形态，还是农民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局限而自私的”，“俄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国家，因为俄国人民的大多数是农民”，而且“认为对社会革命党人的严厉判决是错误的”，表示“不赞同苏维埃政权对高等学校采取的政策，因为它破坏了学术和教学的自由，压制了先前的哲学自由”，“我以前从不属于任何政党，今后也将不属于任何政党。在现有的政党中，没有一个能引起我的同情”。
格奥尔吉耶娃在苏联解体后的评价：
“在20世纪20年代，大批俄罗斯杰出的哲学家、作家、作曲家、音乐演奏家、画家等，都纷纷离开祖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根据列宁的指示而被驱逐出境的，有一部分人则是根据当时革命政府的命令被驱逐出境的。正是因为如此，在长达几十年的过程中，他们对人类精神文明的贡献才一直在我国遭到否定。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才开始尝试着恢复社会的公正、正确理解当代世界，但是如果没有对革命和革命后的社会现实严肃的批判态度，要想找到真正解决那些疑难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