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控的暴烈行为
1966年6月，中国进入暴烈行为年代，对那些手无寸铁的所谓“阶级敌人”的斗争，发起了空前暴烈的冲击，不只是触及灵魂，还实实在在地触及肉体，以几个大人物的现场为例：
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因腿部受伤住在医院，被革命造反派劫持而去。在批斗会上，伤口未愈的罗瑞卿被放在筐里，连拖带抬弄上台，经过之处斑斑血迹；
前国防部长彭德怀，脖子上挂着又大又重的牌子，上面用黑体字写的名字被划上“×”，批斗会结束时，遭受人们的各种方式的折磨，有人朝他拳打脚踢，有人向他吐痰，使他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和唾液口水长时间折磨，走不到一半就瘫倒了。
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遭批斗时，红卫兵羞辱性地强迫她穿旗袍，当时王光美说这绸子衣服穿上太冷，不想穿。红卫兵呵斥道：“冻死苍蝇未足奇！不穿也得穿！”几个造反派对她一顿拳打脚踢。王光美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造反派听到后，把王光美的头用手用力往下一按道：“你是三反分子，就是要狠狠的斗。”
在那个年代，这种场面遍布国中，上层人物尚且如此，遑论基层。我在1969年1月的湖南乡下，亲眼目睹了一些农民将一个年老“地主分子”用箩筐抬着到斗争会现场（老而病不是免除斗争的理由）。
中国素来是一个听号召的社会，这种暴烈行为，在文革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总体上是少见的，法制与行政规则还是能够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的。为什么文革一来就可以放纵暴烈的发生呢？这里可以进行文本依据的考察。
文革的全面爆发是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8日。会议通过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中有一段：“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显然，毛主席的话不是最新指示，而是来自于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二）了不起的刘志坚，但他挡不住非常时代的暴风骤雨
据披露，在起草过程中，有一个了不起的人意识到了，如果文件上这么写，会引发负面后果的，这个人就是刘志坚将军。刘志坚（1912—2006），湖南省平江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然后，刘志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关押、批斗、审查近八年。
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的回忆，刘志坚等曾建议删去这些话。刘志坚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造反派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陈伯达还是坚持要写上。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最终，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这几句话被一些领导人和媒体大肆引用、宣传，被当成一切暴烈行为的文本依据。
林彪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总有点或多或少的偏差。可是呢，主流是好的，是不该怕的。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
康生1967年3月1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总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研究历史教训，对于认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好处。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市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另一方面，革命的人民则认为完全是对的，“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这是四十年前毛主席对伟大的农民运动的看法。我们今天重读这一段，仍感到很现实。”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南京28日电：《革命的群众运动万岁！南京部队某部侦察连重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加深理解十六条》。
同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9月9日讯：《正确看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北京部队某中队学习<十六条>讲用会发言摘要》，其中心内容就是讲如何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看待“文化大革命”，看待红卫兵运动。
同年10月6日，《解放军报》刊发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章（10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介绍这部著作的“历史背景”、“伟大意义”。篇前并加有编者按，着重指出：毛主席这部著作，“为我们党正确地领导群众运动，为我们革命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这部著作，对于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极其伟大的现实意义。”
颇具讽刺性的是，毛泽东1927年的话被当成暴烈行为的合法依据，而他1966年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却被弃之不顾。最新指示还斗不过过去指示。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取向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