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旧剧中的“帝王将相”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完全不能兼容吗？
毛泽东文革前夕有两个如下关于文化艺术问题的重要批示：
“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倡了很多年了，大家口头上也都讲，可实际反对，演起戏来，还是帝王将相。……我们的党是工农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该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死也不肯让位，就要用赶的办法。”
这里讲的就是旧剧中的“帝王将相”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的确，如果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理解，旧剧中的“帝王将相”就是旧社会的上层建筑，既然社会的经济基础便成社会主义的了，那么旧剧中的“帝王将相”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就应该只上演工农主角的戏了，于是有了京剧的现代戏改造，于是旧时代的文艺作品被全部清除，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现状也摆在这儿，旧剧即传统剧不再被称为旧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是传统艺术，从《贵妃醉酒》到《霸王别姬》，可以大行其道，然后，现代题材的作品也不断出世，各行其道。
毛泽东晚年留下一句话，“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确实应该调整。
（二）如果艺术形象只是政治躯壳的话，那就没有艺术这个文明类别了。
怎么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还是可以上演旧剧中的“帝王将相”呢？这里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可以从最简单的理解入手：你可以论证出旧剧中的“帝王将相”具有上层建筑性，可以寻找其与旧时代政治经济的联系，但是，你必须明白，它同时也是艺术，而艺术是有相对独立性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艺术是人类对世界的特殊掌握方式之一。如果《贵妃醉酒》和《霸王别姬》只是宣示帝王和贵妃，还有楚霸王与虞姬的的阶级地位、阶级意志，宣布天下是我的，老百姓滚一边去，如果全剧人物形象没有那种深入灵魂的人类情感的缠绵表达，如果不能够引发观众的情感体验，那这些作品还能在戏剧舞台上存在下去吗？可以说，这些戏剧充其量是政治躯壳与文化灵魂的一种合成，如果只当成政治躯壳的话，就没有艺术这个文明类别了。
（三）丹尼尔·贝尔认为马克思不懂：政治王国崩溃了，文化却依然存在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丹尼尔·贝尔有深入的阐释，他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88年跋中就注意到，在经济或技术方面的变化是以“线性的”方式进行的。它是服从新陈代谢原理的，假如新事物具有更强的效率或更强的生产能力，那就会被人们所使用。但是文化领域不服从简单的新陈代谢原理，审美的革新并不“淘汰”以前的形式，只是开拓了人类的文化种类。
“文化和宗教，在其发端时，或许产生于其所处时代的物质条件，但是一旦产生之后，它们便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只要它们能够成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获得新生的道德信念的源泉，它们便具有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力量。文化的连续性是背离了任何一种历史主义的，其对真理的生生不息的渴望是一只不断地轰击着极权权力磐石的重锤。”
不必急着说丹尼尔·贝尔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自己挑明了这个问题。贝尔在1996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新版后记中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文化理论”，因为“对马克思来说，文化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他从来没有详细说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明过——经济基础(主导的生产方式)到底是如何产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为什么伟大的历史宗教——佛教、印度教、儒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能历经几千年保留到现在，而伟大的政治王国和大型经济体系却瓦解了、崩溃了。
必须承认，丹尼尔·贝尔揭示了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事实，多少经济政治体制及其机构瓦解了、崩溃了，而文化——艺术、宗教、哲学却永远存在于文明的时空隧道中，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得以去欣赏、体验、思索。
（四）恩格斯帮了马克思的忙：文化艺术不能等于地基上的上层建筑，而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顺此逻辑，当旧剧中的“帝王将相”作为政治躯壳而消失时，作为文化灵魂的艺术情感却永存于人们的心中。
丹尼尔·贝尔对马克思理论的质疑，集中于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的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确实，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就是两大块构架，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是一个比喻修辞手法，经济基础即房子的地基，上层建筑即地基之上的墙壁和柱子、屋顶；地基被改换了，墙壁柱子和屋顶当然也要改换。人们很容易理解为，“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都是属于上层建筑。实际上不是这样，马克思还是留下了一个空间，上层建筑不同部分的变化是“或快或慢”的，并不同步，就是说，旧的政治结构改换了，但艺术、宗教和哲学还是可以慢慢改换的，可惜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并不重视马克思留下的空间，只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同步变化。
这个理论缝隙，还是恩格斯来填充的。1890年代，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在分析了国家权力及法律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后，就提及“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恩格斯说的太好了，艺术、宗教、哲学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由于悬浮于空中，当然也就不会马上伴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改变而改变了。
现在可以回答的是，文化何以自信？当旧剧中的“帝王将相”作为政治躯壳而消失时，作为文化灵魂的艺术情感却永存于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