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宾诺莎的“理性使人自由”：罗曼·罗兰所获之哲学启蒙
在回顾自己内心一段历程之前，先要提及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4），他创造了不朽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因而，自传体《内心的历程》处处流淌着诗意，这种诗意来自于他生命中的审美体验，即使如哲学这样玄虚的命题亦是如此。关于青少年时代所受到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他提及斯宾诺莎的命题，“特殊而无限的存在，化为一切存在的存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存在的一切，都存在于神明之中。”
罗曼·罗兰这样描述了自己的感受：
“斯宾诺莎的直覺参透了密封的太空，比他的时代超越了两个世杞，成为現代科学中征服宇宙的先驱者!如果这种直觉能够知道井且告訴我們:人类将永远不能以人的形态达到那些新世界，它毕竟把那令人心醉的消息傅遞給我們,使我們确信那些世界是存在着，它們就在那里，靠近着我們。况且这也不僅是理解的問题，而是息息相通的天地与我并生的观念。呵，我的精神世界是如此不可想像地丰富，只有一刹那的窒息，在我心胸的牢籠中!而我的心冲破了牢門!展开翅膀，在空間平穩地飛翔，屏住了气息，独來独往，我不眨一眼地凝視那渗透万有的面目——"Facies totius universi"（拉丁文：全宇宙之面貌）。上帝傳播了“自由的必然性",我感到自己被这顛扑不破的巨掌高举着。我不会颠躓。
我只会与神一齐隕越。我安心了；一切都安寜了。我为自己的滿足与和諧而感到欣悦——”
罗曼·罗兰在斯宾诺莎的哲学里感悟到了宇宙、神以及个体人的同一存在，万物永在，个人也就永在，躯壳并不重要，理性就是自由，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听到了神明发出的“自由的必然性"。有悟性的人，总会在自己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时刻，即使在沉沉黑夜，也会如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一样，从《大雷雨》中看到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这就是哲学的启蒙。
（二）我的第一次哲学启蒙：自由是人之本性
我的哲学启蒙发生在1967——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沉沉黑夜之中。
2020年12月，澎湃新闻对我进行了访谈，访谈提到我的经历：1967年—1976年，我作为刚毕业的初中学生和下乡“知识青年”（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定概念）的生活。艰难时世，我读到了马克思的著作，触及到其中的思想亮光，顿时便被吸引了。从此之后，就一直读马克思、恩格斯、普列哈诺夫的著作。
此处讲的是我的马克思思想接触史，其实也是与整个知识体系的接触史——那时候已经没有别的途径去接触完整的知识体系。我们这一代与今天年轻一代不同的是，由于WG，中国的教育秩序被粗暴打断，失去学习机会的青少年被抛至社会的各个断面。“我要读书”成为内心的呼喊，时代狂风疾雨中的呼喊，无人听闻。于是，自学成为一种选择（命运的回馈是，这些人大都成为了1977、1978、1979级的大龄大学生），只不过，当时没有“自学”这个概念。我对马克思思想的接触，就是自学起步的，而不是由科班训练开始。
我是在小县城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人，1966年夏天WG爆发，我在湖南湘乡二中（钱宗仁是我的高年级的校友，他本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由于极左路线的迫害，被退回原籍，后漂泊至新疆。他的故事见1980年代的一篇报告文学作品《胡杨泪》，产生全国震撼性影响）的初中学业也中止于这个时间点。之后，亲眼目睹了各种混乱、野蛮而惨烈的不堪场面。WG的残酷性、破坏性成为我生命中绕不过去的坎。
1967年，在遭洗劫的学校图书馆，地板上的一本书吸引了我，精装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56年出版；还有亦是精装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的，即苏联出的中文书。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国家指导思想，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实际上，大约自1964年开始，国家提倡的主要是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林彪推动尤甚。因此，真正讲到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少数专业人员，绝大多数人其实还是比较陌生的。
混乱的结果是无序，“无政府主义”的日子不期而至。学校临河而建，这条河称连水河，湘江支流。仿佛可以听到河水的涛声，当然这是文学的想象，真正的涛声要到每年春季汛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刊载了马克思关于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一组文章，尽管背景并不清楚，但马克思激进的思想及其文笔还是成为当时寄托我的灵魂的对象化之物（马克思1844年手稿用语）。
我永远记住马克思的那段文字，文学与逻辑的完美结合，“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马克思不只是一个激愤者，他看出问题的症结何在，作为普鲁士当权人物、统治者、现代贵族的先生们，他们不愿把自由看作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予的自然礼物，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某些人物和某些等级的个人特性，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有逻辑次序的体系”的幻想。为了拯救特权的特殊自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说得何等透彻。
在那个“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的年代，我看到了马克思传来了神明的声音，“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读到这样的句子，WG的恐怖被逼隐退，恰如罗曼·罗兰所说，“我的精神世界是如此不可想像地丰富，只有一刹那的窒息，在我心胸的牢籠中!而我的心冲破了牢門!展开翅膀，在空間平穩地飛翔，屏住了气息，独來独往。”愈处于毁灭自由的年代，便愈体会到自由是人之本性。我觉得，这就是来自马克思的第一次哲学启蒙。
（三）第二次哲学启蒙：自以为永恒不会永恒，万物变化才是永恒
1967年之后就是1968年。这一年，整个世界处于革命的亢奋中，美国与西欧的学生运动、捷克的反斯大林主义浪潮——“布拉格之春”、越南的抗美战争，燃烧了世界的天空，但中国的“激进革命”（以武斗为形式）之火还是在熄灭。这年春天，长沙中学生杨曦光（即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以批判的形式挑战了在保守中窒息的后革命秩序——读了杨的文章以后，我很冲动地想去长沙求教他，大字报提到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名言，这一切像闪电一样地击中了我，马克思，又是马克思！我不禁感到了马克思的神秘力量。
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我接着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在这本书中，我对世间万物的过程性、变化性产生了兴趣。恩格斯用一粒麦子作为种子的演变过程，阐释了辩证的否定之否定是怎么回事，万物的现有形式都会被否定，但亦会成长为新的东西，这就是规律。
让我苦苦思索的是恩格斯的名言，“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太阳系和太阳系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的永恒存在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在《费尔巴哈》中，恩格斯的说法稍有不同，“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
想想吧，天下万物，连太阳都是产生出来的，而且终将灭亡，所有一切“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有什么理由去迷信那个自以为永恒的东西呢？认识不到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之基本规律，生命只配有无尽的黑暗，因为你不知道黑夜过去就是太阳的升起。
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哲学阳光里，青年时代的我再次被启蒙，人生的苦恼被放逐了。一直到1976年——就在这一年，变化论、过程论的辩证法应验了，中国发生巨变，个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罗曼·罗兰确认了哲学启蒙对人生之必要，“如果一个人想从紊乱不堪的日子中脫穎而出的話,那最要緊的是要使精神的導线指引那附丽于生命中的一片盲目的混沌；使一线細微的陽光射入这一团黑暗中，使它們互相溶合，直到这光线反映在每一个細胞中，犹如曙光照耀着草坪上的露珠。这是終生的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在一次尝試中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