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F·詹姆逊已于昨日（2024年9月22日）在美国去世，享年90岁。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我在学术上影响最大者是两位，一是匈牙利的卢卡奇，另一位就是美国詹姆逊。1986年，詹姆逊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后现代主义与文化》中文译本出版，我当时处研究生二年级，不仅先睹为快，而且反复研读，其心得主要体现在论文《正视意识形态》（发布于《哲学研究》）和著作《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
詹姆逊致力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研究，其意识形态转型论要旨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以信仰为目的意识形态已经不重要，追求利润兑现的行为才是更重要的，资本逻辑可以用反资本的言论来表达。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鲜，能够说明很多问题。
近年来，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又兴盛，我一度怀疑詹姆逊的理论。但是，在网络自媒体时代，我见识了一种普遍现象，为了蹭流量，为了圈粉，即为了赚钱，人们可以拼命宣扬自己也未必相信的一些激进主义的东西，然后，他们乐不可支地数钞票，“反美是工作，去美是生活。”他们从不在乎自己说了什么，他们只在乎流量，只在乎割韭菜。就这样，詹姆逊的意识形态转型论再次得到证实，这是20世纪文化理论的重要突破。因此，在这个日子里，我把自己著作中的一段文字发布出来，纪念这位世界影响的杰出学者。
（一）詹姆逊在夹缝中突围
在“政治无意识”概念的基础上，詹姆逊试图在夹缝中突围：一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模式，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对思想界所作出的“哥白尼式革命”的贡献，这一模式给人提供了思想观念的隐密动机与真实动力；另一方面，他的确认为在消费主义文化现象面前，不能再简单运用信仰模式来说明意识形态的存在，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即意识形态转型的突破口。
1985年，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詹姆逊将意识形态分为七种模式：（1）错误意识；（2）领导权或合法化；（3）物化；（4）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文化工业；（5）心理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6）支配权的意识形态；（7）语言上的异化。
实际上，这七种模式也就是两大类别：意识与行为，其中，1、2、5、6、7为意识类，3、4则为行为类。就是说， “物化”与“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是特殊种类，是以行为（无主体意识在内）而不是以思想观念来产生意识形态功能，由于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所以人们在过去忽视了这种模式，而将注意力集中于思想观念上，即信仰模式上。
“物化（reification）”是卢卡契总体性范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逐渐客观化，一切人情与人际关系被客观的商品关系所取代，人的主观性逐渐成为无意义的东西，商品关系成为判断一切问题的标准。这就是卢卡契所说的：“商品关系转变为‘朦胧客观’的东西，因而它并不满足于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把所有物体变为商品。它要在人的所有意识上打上商品的烙印。人的聪明才智不再是他个人的有机部分，人成为如同外部世界的各种物体那样的可以‘占有’也可以‘抛弃’的东西。”并且，“当资本主义的体系本身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物化的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当中。”
总之，物化意味着人的主观意识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的被支配的行为。据此，詹姆逊认为，物化这一“模式并不是到人们的观点或谬误、世界观或思想概念体系中去找出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在另一进程中去寻找。这一进程就是指合理化、商品化、工具化等完全是准规划性的程序所有层次上（人体和感官，精神状态，时间，空间，工作过程和闲暇时间）对日常生活重新进行全面有系统的组织。……这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谁也没有进行这样的设计，甚至‘统治阶级’也没有这样。”詹姆逊认为，在实质上，物化模式与日常生活模式是一回事，因为日常生活模式是指“日常生活中体验的经验本身”“都是意识形态”，而不需要一种自觉的意识和说明。
关于意识形态从信仰模式向行为模式的转型，法国学者J.P.加里贝也有研究。他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三元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意识形态也不只是一种现实的反映，也是把现实转化的机制，可以与感性获得同一意义。这样，“意识形态的生产不是物质转化，而是另外一种实践的转化，一种自觉出现的生产，即一种真正的转化，被严格归结为形态本身的形态变化，因而它把未经触动的对象保留在对象的物质性中。”
看得出，这里的意识形态转型就是指日常生活经验行为本身，或者说物质过程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再需要观念的表现形式。J•希利斯•米勒在坚持意识形态模式时，也在作出转型的理解。他认为，“新传媒技术在生产和强加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量的飞跃”，在一定的意义上，“媒体就是意识形态”，因为，在媒体的作用下，“我们把身体借给了无身体者，然后，倾向于在物质世界上依赖那种虚构体现的力量进行活动。”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它不需要信仰，自己就是信仰
借助于模式的转型，人们就能够找出并描述出消费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意义。
那么，到底什么是消费主义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内涵呢？按照转型的理论，不能再注重于作品的内容表达，而必须从行为本身来进行分析，即是说，在这里，是行为而不是行为的结果构成意识形态。
首先，按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说法，消费主义文化给大众提供感性的满足，但实质上只是以不断的许愿来欺骗大众。这种许诺只是画饼充饥而已，人们日常只能过着惨淡的生活。而消费主义文化在这种空头许诺中达到的目的是，“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它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而詹姆逊认为，如某些关于饮料的广告，不仅用文字宣传这种饮料如何好，还在画面上配以妙龄女郎，从而满足了人们的无意识欲望——作为商品的饮料与这种欲望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些广告正是在悄无声息地告诉你。难道你所渴望的不正是这种乌托邦式的对世界的改造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用我们的产品呢？虽然我们不能许诺任何东西，但这些产品起码含有改变精神状态的成分。”
马尔库塞则认为，文化工业反映出“在这种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的经常发展的丰裕的基础上。就开始了对意识和无意识的操纵和调节。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来说，这变成了它的最必需的控制装置之一。一再唤起新的需要使人们去购买最新的商品，相信这些商品将满足他们的需要，结果是把人们完全交给了商品世界的拜物教，并在这方面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它的需要。”就是说，文化工业在实际上安抚了人们在资本主义秩序下的激怒和不安，使人们对这种生活方式感到安定和满意。哈贝马斯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通过消磨人们的业余时间，从而让一种支离破碎的日常意识成为意识形态的统治形式，实际上达到阻碍阶级意识形成的目的。
文化工业对人的物欲的唤起，表面上是满足人的欲望，实质上是对人的操纵，导致的人的自由的消失。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虽然消费者认为文化工业可以满足他的一切需求，但是从另外方面来看，消费者认为他被满足的这些需求，都是被社会预先规定的，他永远只是被规定的需求的消费者，只是文化工业的对象。”卢卡契在晚年对此也有很多考虑，他认为，文化工业的外表是“告诉消费者最好的冰箱或最好的剃刀是什么”，而实质上是一个“意识的控制问题”。他说：“作为操纵的结果，工人、劳动者被迫不能专心考虑如何能使自己的自由时间变成真正的闲暇时间的问题，这暗示着消费是他们终身奋斗的目的”，而“只有空闲时间才能为文明人类的存在而发展”
在揭示消费主义文化对人的自由的扼杀这一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呼唤着一种意识形态革命，马尔库塞设想，“或许二十世纪或二十一世纪革命的决定性的特征，在于它主要不是从匾乏中产生，而是——让我们说——从一般的无人性、野蛮和憎恶所谓消费社会的浪费过程中产生的。由于这一点，这个革命的主要要求——真的，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找到一个值得人类生活的存在和构造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卢卡契则展望，“我们必须奋力完成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首先在理论界证明所有这些条件和物化都不过是实在过程的表现形式。用这种方式，我们将逐渐使人民懂得：他们应该把他们自己的生活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体验。我相信，展望未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不认为文化工业使得意识形态消失了，反而加强了意识形态革命的必要性，问题只在于对意识形态作转型的理解。
（三）意识形态转型导致“高等文化变成了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次，消费主义文化的存在不仅没有消除经济结构对意识形态的支配，而且变本加厉地将意识形态纳入经济结构的运动之中，甚至使得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文化的含义也要发生改变。詹姆逊指出：“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是无处不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文化也就有了不同的含义。”
所谓文化的新含义，也就是指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溶入功利性的经济活动之中，商品通过包装形式的普遍化而取代了非商业化的文化。于是，在这个社会，文化与商业走向合一，文化按商业规律操作，商业以文化为包装，共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多地从大众身上赚钱，文化的人性化目标变成了物欲化目标，可以将此称为文化向经济活动的复归。
马尔库塞在将这种复归描述为“理想物质化”（the materialization of ideals）时，说这是“高等文化变成了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一转变中失去了大部分真理”。可以将此理解为：人类的正义、良知、尊严、理性、爱情、友谊、道德等等精神财富，通通都被商品化过程淹灭了，人类的价值观念最后沦落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能出卖的就是有价值的，追求利润就是这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
连国际著名金融家G.索罗斯这样的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商品化原则对人类精神的可怕消解。他在2002年的一本书中对公认的所谓“知识产权”提出了质疑，他说:
“知识产权既涉及概念问题，也提出了实际的问题。‘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这个术语本身就是误导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从有形财产进行错误类推的基础上的。有形财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是其价值来自于拥有者对它的使用，而知识产权的价值来源于其他人对它的使用——作家希望别人阅读他的作品，发明家希望自己的发明得到人们使用。专利权和著作权是为了确保创作人得到奖赏。但是，金钱并不一定是他们寻求的惟一奖赏。譬如，按传统来说纯科学属于公共范畴，科学家想要的是对他们的聪明才智的肯定，而不是经济上的报酬。知识产权将智力活动变成了商业活动，而商业当然是以牟利为动机的。可以说，这方面走得太远了。就鼓励对研究的投资而言，专利保护当然是需要的，但当科学、文化和艺术被牟利动机支配时，有些东西也就丧失了。”
所谓“有些东西也就丧失了”，也就是马尔库塞说的“它在这一转变中失去了大部分真理”。因此，马尔库塞认为，当文化工业在外表上使“意识形态的控诉和证明化为泡影”时，实质上，“现实对意识形态的同化并没有预示‘意识形态的终结’。相反，在某个特殊意义上，由于当今意识形态处于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发达工业社会比它的前身更意识形态化。”
综上所述，消费主义文化问题说到底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问题。尽管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与古典资本主义文化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其本质是一样的，而且反映了金钱拜物教对整个社会的越来越大的控制权。J.汤林森指出，“分析资本主义的文化，大致上是把‘消费’的文化作风与过程置于核心地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生产愈来愈多的物品以作消费之用正是资本主义的专长。……即便是捍卫资本主义体系的人也都同意，作为一个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文化’目标就是消费。”
英国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也如此揭示消费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他说：“消费主义——消费是自由和自我表达的首要空间的信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极具影响力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广告和其他形式的产品促销被精心设计以引起注意，助长并赞誉拥有和使用的愉悦，同时压制关于生产组织的各种棘手的问题。顾客受到鼓励去思考商品会为自己做什么，而忘记问它们来自哪里，谁在什么条件下生产了它们，还有组装它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这种使用与生产源的分离由于机械化批量生产去除了所有人类劳动的标志而得到稳固加强，国内公路、铁路和跨国航线的增长不断增加商品从生产地到最终市场的距离，令人们越来越难以记起商品的产地以及加工方式。
“其次，可购买商品的增值验证了‘巩固工业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模式的‘进步’信念’。公共场所、生活街道照明设施、污水管道系统、新的传输网络等物质基础的改善——让人们十分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窃用创造生成的利益。制成品带来的家具便利、舒适和慰藉又让这一过程在家居生活中反映出来。
“最后，世博会上展示的商品新世界竟然被包容在一个称为远足者和旅游者目的地的建筑物里。在新型消费和新型休闲之间存在一个强有力的联系。”
借助于詹姆逊的意识形态转型理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奥秘暴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