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鸦片战争带来的中国历史大转折
论及古代中国的文化自信，确实，在18世纪的“中国热”阶段，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肯定和崇尚，反证了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存在，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其《世界史》中就认为，在当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中国“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中西方冲突中连连失败，中国何去何从，成为此后中国先进分子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延伸至今。对民族危机问题症结的理解，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过程，最后是在文化变革这一点上达到了有识之士的空前共识，也就击破了传统文化自信的泡沫。
问题不是发生在理论上，而是发生在中西之间的现实冲突之中，对西方的开放，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朝向西方，不得不认识到中国的失败意味着西方的比较优势，而其解决之道只能存在于在向西方学习之中，魏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之想法当然是天朝的传统思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总算承认了一件事，这个“夷”比天朝先进，必须学习。对自大许久的中国人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很痛苦，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至19世纪后期，向欧洲学习的基本立场已经成为相当一些中国人的共识，但在如何学、学什么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最后的指向是文化变革。
（二）器物改革与制度改革终而不了了之
在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时，中国为什么失败于西方呢？从根本上说，乃是这两个文化主体各自立足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及方式——西方以蒸汽机为标志进入了工业时代，而中国仍然停留在牛耕马拉的农业时代。当西方列强的军队已经用热兵器装备起来时，中国还在坚持“枪箭并重，不可偏废”的观念。费正清就说，“18世纪梦幻般的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当新教的复兴精神使美国传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区时，他们宣称，工业、民主和基督教是产生西方强国的三大要素。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件决定性的事实，而且，极具道德原则的传教士也会无孔不入。”
“船坚炮利是一件决定性的事实”，凭着这种感觉，人们认定中国的失败是器物的失败，于是有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试图走西方的坚船利炮之路，此后，洋务运动也取得了相当的实绩。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的海军总共拥有78艘军舰、24艘鱼雷艇，总排水量8万余吨。而日本海军共有31艘军舰，24艘鱼雷艇，武装商船4艘，总排水量近6万吨。显然，清海军的实力至少不输于日本海军。但是，中国又战败了。这似乎提示着，中国的问题并非只在器物装备上。
随着人们对西方了解的深入，开始有人发现西方之所以优先于中国并非只表现在器物方面，其制度与文化也自有其特色。晚清大员郭嵩焘就说过，“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甲午战败以后，有参战的幸存者在反思整个过程时就提出“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这里所说的“按西法”就是指对西方制度的学习与仿照。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才有了维新变法之举。
当然，变法也失败了，究其原因，首要之点应该是保守势力在政治权力上太强大了，其次，当时未启蒙的中国人其实充当了保守势力的坚实社会基础，国人的思想观念还适应于专制社会的氛围，如鲁迅小说《药》所揭示一样，革命者在为中国的前途抛头颅洒热血，而相当的民众则充当麻木不仁的看客。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去解决制度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真正奏效的。
(三）新文化运动彪炳史册
正是鲁迅其人，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先驱，对沉重的传统文化发射了闪亮的响箭，尚在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前，他在1907年写的《文化偏至论》中,发现了中西文化观念的重大差异——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于是，关于中国之落后根源应从文化上进行追溯的思想愈益深入人心。
历史运行至此，民族复兴问题的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自然达到统一：只有彻底进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华民族才会发生凤凰涅槃式的新生；只有成为拥有新思想、新理念的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
文化变革的对象是什么呢？首当其冲者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客观地说，在保持并延续大一统中华国家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发挥了凝聚剂的功能，这是不可否定的。以至于，在1973年11月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泛泛地谈到自己的观察，他觉得中国似乎基本上还是一个儒家社会，认为有一个单一、普世、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规范着个人行为和社会运转。当然，他补充说，共产主义所做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那个真理的内容。
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也因此而形成了顽强的保守性，严重禁锢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的发展。关于当时中国的保守封闭，即使马克思同情中国，也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必须改革的，他说：“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已经预见到传统中国的解体。
因此，回望历史，当西方人携其先进装备闯入中国时，他们看到的是一种古老而守旧的文明态势。1876年2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四书五经维系清国灵魂》的文章称：“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象力。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的人、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话说得不无刻毒。但1840年中西方文化碰撞所发生的悲剧性结局，不能不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动力不足有关系。
因此，在检讨中国之失败于西方时，中国人的保守心态以及与儒家思想之关系是必定会触及到的。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进步》一文中，尖锐批评道：“自汉武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驰骤，日获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沉极矣。”由此认为儒学统制中国学界实为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严复亦说，“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风暴在中华大地刮起。1915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最初叫《青年杂志》）。陈独秀显然认为，国家之前途必定在于青年。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他以激烈奔放的感情、新鲜活泼的文字鼓动青年，鼓吹新文化新思想，说“吾国之社会，其隆盛乎？抑将亡耶？”“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向青年提出六大原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因此，文章充满了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抨击。《新青年》还连载易白沙文章《孔子评议》，抨击儒家学派。而后，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人连接发文，使得反孔批儒成为时代浪潮，蔚为壮观。
面对中国宗法制社会对青年一代的残酷压迫，陈独秀予以严厉批判，鼓励青年走出“家庭”，做自己的主人。有读者曾经询问他：为什么只鼓吹传统大家庭的崩溃，而不直接鼓励中国人实行西方的小家庭制？陈独秀的回答是：大家庭制是以儒家伦理观念为基础的，在儒家伦理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建立小家庭则意味着不孝、不德，因此必须先推翻儒家观念。
21世纪的现代中国人，客观上已经不再生活在儒学统治的时代——看看青年中的自由生活方式的追求，不婚不育观念（不等于没有了男女之爱情）的存在，你就知道传统的宗法制社会已经基本上崩溃了，因此，现代人很难体会历史上思想先驱对儒家传统的愤怒情绪。
就在《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活跃起来时，在中国的古都北京，1916年著名新潮人士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大胆改革，奉行思想自由的政策，一大批新思想人物进入学校教授团，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等。1930年代有人评价道：“所有最富有生气和有天才的年轻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群集在他的领导之下。结果在几年之内创造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地多产的思想生活，几乎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找不到前例。”1918年，受先进教师支持的北京大学激进学生创办《新潮》杂志，提出“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响应和支持《新青年》，这样就出现了《新青年》集团和北京大学的南北文化联合行动。新文化运动如东风劲吹，卷起了中华大地上的一切。由于两千余年里中国人对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以服从为主的，因此，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在言词上的激烈批判便显得格外醒目，以至让后人以“断裂”一词来概括之。
当然，在实际上，有识之士并没有认为传统文化已经一无可取了，他们一方面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在内心还是努力地去保留并改造传统文化。这一点，在时间稍稍拉开一些距离以后，更是如此。
以陈独秀而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1930年代写的《孔子与中国》中，将孔子“非宗教迷信的态度”列为第一价值，回应了自己在1917年所言，“孔子言天言鬼，不过是假借古说，以隆人治。此正孔子之变古，亦正孔子之特识。”可见陈独秀并非是对传统文化真正持“断裂”态度的。
就在19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期间，积极参与者张申府反思性地提出：“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的地方不免太孩子气了。因此为矫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更早些时候，张申府还明确提出，我们“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也不应该只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
应该说，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才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自信，一方面积极寻求、接受新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越来越意识到不能只是抛弃传统文化，而是应该去改造它。
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评价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这是古典主义浪潮所无法去席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