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中国基本同步：德川幕府以来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
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世界进入开放时代。与中国相似的是，19世纪中期之前，日本奉行的是闭关自守政策。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日本已经有荷兰商人、英国商人，以及葡萄牙人在活动。欧洲人为了讨好日本人，争取贸易特许权，居然互相角力。荷兰人曾向幕府将军告发，说葡萄牙人密谋武装教徒，以推翻其统治。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天主教信徒（这时已达30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传教士也遭到杀害。
1624年，日本驱逐所有西班牙人；1637年，强迫所有葡萄牙人离境，仅留下了荷兰人。因为，荷兰人对传布天主教从未表示过兴趣。此后，只有荷兰人和中国人得到通商的许可，不过通商仅限于长崎港的弟子麻小岛上，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到1636年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国，违者处死刑。为了加强这一禁令，幕府还对造船业加以限制，仅允许建造适于沿海贸易的小船。这样，开始了日本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这与中国的闭关自守基本同步。
1799年，美国帆船“佛兰克林号”第一次访问日本，船长奉命，靠近海岸时，必须立刻悬起荷兰旗，给船长的指示还有：“（船上的）一切书籍，特别是宗教书，在临近日本的时候，必须装箱钉死。岸上来的官员会在箱上加贴他们的封条，起运上岸；俟船舶离埠时，再原封搬到船上。”
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认为，“制定这一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国内现状一尘不变的政策，是为了使德川幕府的统治永存。实际上，这一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再度统一，并象法国大革命以前任何欧洲国家那样，受到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彻底、有效的政治控制。但是，为了这种安全和稳定，日本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没有经历到西欧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种种使自己充满活力的历史变革运动；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继续，没有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宗教改革，没有海外扩张，也没有商业革命。对日本人来说，和中国人一样，两个世纪的令人宽慰的闭关自守的代价是，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
（二）免除了战争代价的对外开放
1844年，中英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中国被迫向英国开放口岸。荷兰国王威廉二世写信给日本幕府大将军指出：欧洲各国已经为他们的臣民打开了一切贸易渠道，蒸气机在航海上的运用已经大大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继续闭关自守难以为继了。1846年，纽约州的商人向参议院提出请愿书，正式请求国家派遣使节团前往日本。同年，美国海军准将皮特尔率领兵船到达江户，询问日本政府是否愿意开放口岸并和美国缔结一项条约，但仍然遭到了拒绝。
1851年，美国决定派驻中国分遣舰队司令奥利克海军准将率领舰队前往日本议约。后因奥利克患病，改派了东印度舰队司令（已接掌中国分遣舰队的指挥权）马修·佩里。
在未经历防御抵制的情况下，1853年7月8日，美舰停靠江户港，转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日本允许美国经商特权、开放装煤港和保护失事船上的美国人。美国舰队离开日本时说，来年春天再来听答复。
对于美国舰队，日本此时的基本态度当然是严密戒备。当事人美方译员罗森在日记写道：
“初事，两国未曾相交，各有猜疑。日本官艇亦有百数泊于远岸，皆是布帆，而军营器械各亦准备，以防人之不仁。”美方谈判人员住进公馆后，日方又以馈赠为名，“以粟米数百包，每包约二百馀斤重，遣肥人九十馀名，俱裸体，一夫获举二三包。不一时，而数百包之粟米，尽迁于海畔。再后，复使肥人清服赤体，以武力角于公馆之墀，胜者赏酒三巵”，以显示“日本之多勇力人也”，日本人以小伎俩去威胁美国人。
当时，有个叫平山谦二郎的日本人，用汉文给罗森写了一封信。有意思的是，平山谦二郎就是用中国的儒家思想来对抗世界的开放，信中说：
“呜呼，利者，人之所共欲，而万害所由胎也。‘子罕言利’，常杜其源也。我祖宗绝交于外邦者，以其利以戒愚夫，究理之奇术以骗顽民。顽民相竞，唯利是趣，唯奇是趣，骎骎乎至于忘忠孝廉耻，而无父无君之极也……全地球之中，礼让信义以交焉，则太和流行，天地惠然之心见矣。若夫贸易竞利以交焉，则爭狠狱讼所由起，宁不如无焉……向乔寓合众国火船，而周游四海，有亲观焉者乎？若不然，请足迹到处，必以此通说各国君王，是继孔孟之志于千万年后，以扩于全世界中者也。”
1854年2月，美国舰队再次来到日本时，美方明确表示，要么签定条约，要么交战。日本人让步了，1854年3月25日达成协议，日本“允准箱馆（在北海道，今称函馆）、下田（横滨东南）二港以为亚国取给薪水、食料、石炭之处，由是两国和好，各释猜疑”。并于3月31日签定了《神奈川条约》。条款规定，开放下田和函馆港口，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充给养；向美国失事船员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认为必要时允许选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
美国方面向日本“大君”赠送了礼品，计有“火轮车、浮浪艇、电理机、日影像、耕农具等物”。据罗森日记：“即于横滨之郊筑一圆路，烧试火车，旋转极快，人多称奇。电理机是以铜线通于远处，能以此之音信立刻传达于彼，其应如响。日影像以镜向日绘照成像，毋庸笔描，历久不变。”原来所谓“火轮车（火车）”是一具能开动行走的蒸汽机车模型，“电理机”是早期的电话，“日影像”则是原始的照相机。在1854年，这些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比中国人更为生疏的。
1856年签定了日美《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要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同美国签定这两个条约后不久，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的条约。
这一系列条约在西方世界并没有引起极大的关注。但对日本来说，它们却是其历史的巨大分界线。几乎长达三个世纪的闭关自守结束了。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不论好坏，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
尽管，由于锁国二百馀年，日本普通人民对于1854年的开放，也和中国人民同样没有思想准备。立约后，“火船”开至箱馆，当地“人民不知何故，是先逃于远乡者过半”。但这种情形毕竟是暂时的，“用温语安抚百姓”后，人们就“还港贸易”了。在下田，“亚国官兵排列队伍，历游乡町，男女人民观者如堵”了。
种叔河先生1980年代说，“1854年至今不过一百三十年。一百三十年前的日本人，见了美国人显示的火车模型、电话机、照相机，诧为得未曾见的‘奇术’；一百三十年后的今天，日本的汽车、相机、电子产品，却牢固地占领了美国的市场。抚今思昔，能不慨然！”
（三）历史的余音：“日体西用”的后果
日本率先进入现代化，但是，后来经历了一个封建的军国主义时期，发起了侵略战争，对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问题就在于，日本当时的现代化是有缺陷的，是“日体西用”的，日体就是封建文化传统。
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炫耀手表和钻石戒指等西化现象开始风靡一时。但是，日本依然固守了传统的历史文化。
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日本新领导人不赞成这种不加区别地奉承所有西方东西的做法。他们并不对西方文明本身感兴趣，而仅仅对其中增强了民族力量的那些组成成分感兴趣。在闭关自守时期（当印度的拉姆·莫汉·罗伊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体系方面与孔多塞相一致时），日本人已了解欧洲人在数学、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但没有注意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同样，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国家。”
“例如，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赞成神道教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换句话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现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这些属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它颁布法令，实施义务初等教育，因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国教育家来到日本创办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但是，为了既确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确保思想的一致性，国家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1890年颁布的教育诏书告诫所有学生，‘要勇敢地献身于国家；以此来保卫和维持我们的与天地同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
1889年，日本颁布了新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但是，“日本同德国一样。当时正处于巩固阶段，因而面对增强国家实力比对保护公民自由更感兴趣。比如说日本宪法只为日本提供了议会制的门面，同时却维护了寡头政治的统治和天皇崇拜。的确，宪法第一条规定，‘日本帝国将由永不间断的一代代天皇统治管辖’，同样，第三条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可以说，“日体西用”里的“西用”，使日本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走上了强国之路；但是，其中的“日体”，终于使日本滑向了军国主义的深渊，发动侵略战争，害人又害己。直到战争结束后，日本才比较彻底改造了战前的“日体”体制，比如说天皇制就只作为国家象征保留下来，而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了。
